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研究墨西哥乡村社会时，开创性地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概念，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按照他的解释，“大传统”是一种以城市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小传统”则是散布于村落中的普通民众所代表的生活文化。由于他的分析过于强调大小传统之间的差异性与对立，曾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论，并受到后续学者的持续性批评，如李亦园、王铭铭等学者曾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并不总是前者吞噬后者，二者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研究所提供的中国本土社会经验，事实上也在说明大小传统所代表的文化体系并非截然分开的，不仅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是相互融合的。在村落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我们看到这种以“合亩”为代表的黎族社会小传统并没有因国家精英文化的大传统的介入而消失，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合作化运动中及改革开放后，与国家意识形态进行互动与碰撞，经过彼此的调适，在社会生活行政化的过程中依然维持自身的乡土社会传统，使我们在当代黎民生活中仍能感受到这一“合亩”传统的力量。因此，番茅村的个案研究再次表明，当遭遇国家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时，地方村落社会结构并未崩溃，而是在原有文化传统和社会运作模式的共同作用下具有应对外界社会变化的能力，以“合亩”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小传统与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彼此影响，共同塑造村落文化。(www.xing528.com)
在本书看来，雷氏的文化类型说在一定意义上提示我们去关注复杂社会内部存在着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体系，但在具体分析上，它并非一种简单的文化分层的分析工具，尤其是对于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且处于变动之中的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要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以田野材料揭示出大小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由此呈现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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