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Errington将岛屿东南亚家屋社会的建构模式划分为“中心型”与“交换型”两种类型，一方面推进了人类学理论流派中以亲属为基础的社会建构研究，另一方面激发了以何翠萍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者的研究热忱，他们将其运用于地处中国边陲的西南族群的人观与社会性建构的研究中，随之呈现出具有一定分量的、立足西南区域的人类学研究，为我们了解西南区域社会的建构以及如何受各种力量的影响而形成区域社会的过程提供了新的知识积累。与此研究范式相对照，本研究也在一定意义上为对岛屿族群的婚姻与其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提供了田野经验，特别是黎族在族源、语系上与西南和台湾地区某些原住族群有相近之处，这为同处于中国边陲的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比较与对话的可能。
首先，在“合亩”制地区黎族社会的结群过程中，姻缘关系与父系血缘关系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两个婚姻集团之间的交换与互动始终影响着黎族地方社群的团结与稳定。其次，黎族社会的文化认知明确地将个体从性别上进行区分或界定，并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有了“男人干的工”和“女人干的工”这种文化上的建构。更为突出的是，即使通过婚姻的缔结男女两性实现了家的统合，但仍借由观念与仪式上的分隔极力造成“己”与“异己”的区分。如，黎族在观念上强调婚后男女双方仍属于各自的血缘集团；在道公主持的各种驱鬼仪式上，要念女方家族祖先鬼的名字，甚至在女人去世后仍葬在女方家的墓地上，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中国热带岛屿高地黎族在家社会建构上“同中求异”的逻辑，即在结群策略上是一种Errington提出的与东印度岛群相似的“中心二分型”的“交换”的理想。因此，在本书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适用于中国西南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在探讨黎族人观与社会建构逻辑时同样有其重要意义，而本研究的田野经验也期望在此方面作出粗浅尝试。当然，这一分析过程需要更为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材料呈现，而这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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