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地方社会治理：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

民国初年，海南的行政建制仍然沿袭清制。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东省政府在海南岛设琼崖行政委员会，将“抚黎局”改为“抚黎专员公署”，并改“总管”为“团董”，团董下设保长、甲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海南国民党政府新设保亭、白沙、乐东3县，推行乡、保、甲制度。番茅地区为甲，由保亭县水满峒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9月，保甲制度被废除，保亭县在通什地区成立通什乡，番茅村被设为通什乡的一个表（1947年通什地区建政时，设乡、里、表三级，当时每个村选出一个人民代表，故把村称为“表”）。

1947年，包括番茅村在内的，地跨保亭、琼中、乐东三县的广大黎族“合亩”制地区获得解放。1951年3月18日，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布《海南区土改工作计划》，决定在海南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提出遵循“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巩固地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土改总路线和“稳步加快完成土改，在稳定的基础上加快，在加快的要求下求稳”的基本方针，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1951年8月，土改全面铺开。至1954年11月，全岛除五指山腹地的“合亩”制地区外，土改全部完成，共征收地主富农的田地约54000亩，7770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人均分得1.8亩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黎族“合亩”制地区并未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也未进行其他民族地区以“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内容的土地调整工作，而是开展了“清匪反霸，退租退押”运动。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土改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而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合亩”制地区，虽然有剥削因素存在，但尚未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对立的阶级，尚未进入阶级社会，更谈不上形成了地主阶级。^[1]中国共产党在分析黎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后提出，1950年前束缚“合亩”制地区生产发展的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土匪恶霸的压迫势力，他们侵占黎族群众的土地，逼迫黎民沦为其“龙工”、“龙仔”。因此，1948年，通什乡政府带领黎族群众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没收逃亡外地的土匪恶霸的土地、耕牛给无地、少地的群众，使黎族同胞当家作主。同时，划分“奥雅弄”、“委雅”、“奥伐”、“龙仔”和“工仔”五种阶级成分，并在广大“合亩”制地区开展黎族同胞的“诉苦”运动。

“奥雅弄”被认为是“合亩”制地区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1950年前一般充当国民党时期的团董、乡长、保长等职务。该区域解放后，政府首先镇压了一批“奥雅弄”，并没收了他们的耕地和牛只。在共产党组织的诉苦运动中，黎族民众对“奥雅弄”的痛恨是最强烈的，因此，这类控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材料中较为常见。如对福建乡“奥雅弄”王老关劣行的记录：

王老关的祖父原来很贫穷。但自王老关的父亲王老沙任伪团董后，前后掠夺来的耕地共一百多亩，牛只三十多头，铜锣二十多个，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巩固和发展他的统治势力，王老沙便送他的儿子王老关到保亭县城读书，恰好与后来称为黎族大地主的爪牙王昭夷是同学，于是这两个黎族统治阶级人物便产生难解难分、臭味相投的瓜葛。

王老关的父亲王老沙死后，亩头和伪团董由王老关的长兄王老贤继任。王老贤更变本加厉地掠夺人民财产，当时，王老关已参与同谋策划，鱼肉乡民。王老贤死后，王老关继任亩头和伪团董的职务，其剥削手段更加狡猾阴险。到处勾结奥雅弄阶级当权派，例如保亭县城的王昭夷，通什乡的王老任、王老锐，毛道乡的王老本、王老暖，等等。(www.xing528.com)

王老关的家中设有监房、镣铐等刑具，并豢养打手十多人。他任伪团董时，坏事做尽，罪恶如山。^[2]

“委雅”是指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合亩”中的亩头以及包含外来户的“合亩”中的富裕亩众，这一阶级成分占有较多的耕地、牛只，有些还占有“龙仔”、“工仔”。“奥伐”是人数最多的阶级，占有少量耕地和牛只，遭受的压迫剥削要大于“委雅”。而“龙仔”和“工仔”是受到压迫最为严重的，与投靠的龙公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处于最底层的贫苦阶级。

在后来的民主改革中，这五种阶级成分分别对应地主、富农、贫农、中农以及雇农阶级。但在1954年对保亭县“合亩”制地区的实际调查中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阶级的界线并不十分明确：

在实际阶级划分上，因本区（保亭）未进行土改，只是1948年反霸时划分了一下，根据现在情况按政务院划分阶级的决定来看，富、中、贫、雇农的界线不是十分明确。租佃关系虽存在，但贫雇农亦出租土地，剥削关系在我们所去的三个乡都未发现。1952年征粮时曾经划分阶级采取群众评议工作组决定的办法，所划富农的标准是耕牛多、土地多、粮食有富余者，我们在调查时了解到所谓富农也有缺粮三四个月者。^[3]

1963年，海南省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在农村开展“低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番茅村（时称番茅大队）亩头的阶级成分再一次被划分为：贫下中农17个，占71%；上中农2个，占8%；地富5个，占21%。^[4]

总之，1947年至四清运动时期，共产党和政府主要在1948年黎区开展反霸运动时对阶级成分划分的基础上，确定“合亩”制地区的阶级关系。相比于当时国内其他地区，除个别势力较大的亩头外，通什黎区各阶级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明显。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合亩”中存在这一阶级关系、剥削关系，是“合亩”制解体的主要原因，有的学者还将其作为判断1950年前黎族“合亩制”地区社会形态的重要依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