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天津中央银行于九十月间筹备并于同年11月6日正式复业。那时我正在上海,听当地老同事讲,他们由于没有去内地,返行后只能任雇员,试用半年。鉴于此,我本不愿返津复职,怎奈前经理卞肇新一再函电催我回津,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决定北来。当时南北铁路交通尚未恢复,我搭乘一艘货轮于12月20日到津,见到俞丹榴时他对我说:“根据总行规定,未去内地者必须试用半年,如果你同意,那就第二天来上班。”我听后心里十分难过,但人已至津,也只好忍受。我就这样二次进了中央银行。
因复业伊始,总务上的账目较乱,一开始,派我在总务组帮忙整理。1946年春成立交换课,课里人手不足,正值我在总务组的工作告一段落,让我帮助交换课主任华善昌筹建该课。半年后,又调我去清理敌伪银行。清理结束后,我才调到会计课,主办外汇业务,兼办同业存款核息,监销钞票,协助营业课调查钱庄再贴现事宜。短短的几年中,我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几个课组,使我有相会接触到银行中的各个方面。
天津中央银行从建行起人事派系纷争就十分突出。南京政府一换财政部长和银行总裁,天津就会换经理、副经理。复业后担任经、副理的人,背后都各有其后台。新任经理卞喜孙,系中国银行卞白眉之弟,排行第三,人称卞三爷,七七事变前,系中国国货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副经理共5位。李庆云,据说曾任国民党天津第十区区委委员;俞丹榴、徐恒,都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亲属;乔智千是山西票号大德通的少东,南大毕业后留美学经济,与孔祥熙同乡;林其煌是林森的族侄。1946年春俞丹榴奉总行之命与北平分行的经理黄襄成对调,俞任北平行经理,黄任天津行副经理,五位副经理的分工是:李庆云负责业务;乔智千负责外汇;徐恒负责国库;林、黄二人长期没有专管事务。三位襄理:王贤清,听说是陈行的外甥女婿;吴葆晋,是卞喜孙的亲戚,以后又提拔林威为襄理。此外还有总行派驻天津的发行专员申遂玄,他直接隶属于总行,不管发行课具体业务,只负责了解当地货币流通情况,随时向总行报告。(www.xing528.com)
中央银行天津分行是一等分行,内部机构设置比较齐全。复业初期由于业务尚未全面开展,人员亦未齐备,只有营业课、会计课、文书课、海关收税处、出纳课、外汇课、国库课;至于发行课、检查课、交换课、票据交换所、电台是以后陆续组织起来的。其中发行、检查、交换三课,在七七事变前是没有的。由于这几个课的设置和成立票据交换所,中央银行职能机构配备齐全了,把天津银、钱两业确实管起来,起到了“银行之银行”的作用,但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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