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接管天津中央银行，原职工仅剩4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与英美之间的战争爆发。12月9日清晨，日军进占英租界，所有国民党政府机关均被日军接管，中央银行也不例外。

9日中午，我正在家吃午饭，忽然行内工友闯进门来说日本军代表叫我到行里去。我见门外有持枪的日本兵，只得随工友出门，日本兵随即在我身后举枪相随。当时左右邻居都认为我被宪兵队抓去了。我坐汽车到中央银行门前下车时，只见日军已在门前设立岗哨。进入大门，见门口放一张办公桌，中间坐着一个日本兵，他叫我报上姓名、住址，在我身上摸了摸，然后给我发了一张出入证，让我进入会客室。会客室内己坐着经、副理和各课主任。副经理俞丹榴对我使了一个眼色。我走近他时，他轻轻地对我说，如果日军代表本谷佑一问中央信托局存款10万元是何人所存，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前夕提前支取汇往重庆？回答就说此人是从柜台外来的顾客，何许人也不知道。我见到本谷佑一后，他果然问及此事，我就按照俞丹榴嘱咐我的话回答了。又问我知道存款人是王若禧吗？我说不知道，他也就停止追问。此事要追述到1941年春的一天，俞丹榴把我叫到会客室，指着一位陌生人对我说，这位王先生要在中央信托局存10万元定期储蓄，定期1年，每张存单5000元，抬头写来人姓名，叫我给办一办。那位先生把一皮箱钞票交给我，开好存单后交给了俞丹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那位先生又来找俞丹榴，要求把10万元存款取出，汇到重庆去，以来人姓名为抬头开一张10万元汇票。事后，我对这笔巨款存而复取，又在中央银行被接管前夕汇往重庆觉得有些奇异，但作为一个经办人员，我也不便多问，就这样过去了，对我来说此事至今是个谜。这笔存款的提取和汇出都是姓王的亲自来行，由经理室交下来办理的，并没有在柜台接洽。日本人接管后，在账上发现了这笔数字如此大的提汇款而引起了怀疑，幸而俞丹榴对我打了招呼，我们回答一致，才不了了之，真是一场虚惊。9日后，职工们被陆续叫回来，都发了出入证。

接管中央银行的日军代表本谷佑一，带来了三四个日本人和翻译潘祥汉。这几个日本人都是由天津正金银行、朝鲜银行抽调出来的。他们对中央银行的情况颇为谙楚，所有的账册、金库等先后查封，然后按照移交清册逐项检查清点。发现有疑惑之处立即追问，态度十分蛮横。大家每天都得上班听审，谁也不敢怠慢，心中十分恐慌。尤其令我担心的是，我在办公桌内存放着10年所写的日记12本，万一被搜出，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幸而在造册时，我借机将日记填入暖气锅炉内烧毁了。那时英租界四周的封锁仍未撤销，出入检查口时要对“皇军”鞠躬行礼，检查身份证时稍不顺眼还要被搜身。我们每天出来都是提心吊胆，惟恐惹出什么事情。

日军接管天津中央银行后，原有职工只留下4人：经理卞肇新、副经理俞丹榴，办事员冯秉璋和我（冯是会计方面的，我是营业方面的），其余职工在12月15日（中央银行每月发薪日）发放一个月的工资后一律遣散。我原本想回到上海老家去，但是日本人不准，不干不行，否则就是“八路的干活”。

负责向日本占领军办交代的是提升不久的副经理俞丹榴。俞丹榴是中央银行总行副总裁陈行的外甥，原是天津分行的会计主任。自1935年副经理卞肇新升为经理，行内副经理一职一直空缺。七七事变后卞即称病不愿出来，上海总行又不愿派人来，俞才在卞推荐下升任天津分行副经理。

在清理期间，经理、副理、冯秉璋和我每日照常上班。我和冯秉璋被指派负责清理。虽物价飞涨，而我俩的工资仍按原数发给。经、副理不发工资。中央银行被接管后和不少银行、钱庄的往来尚未结清，不能像一般银行那样只要宣告清理就关门谢客，一切业务都停止了。开始时，俞丹榴要我们把每天清理的业务另做记录，以备日后查对，但因日本人监视很严，必须秘密进行。清理时，和行、庄的往来全部清结；对本行职员的存款，只允许按账面付给一半，每元法币按四扣折成联银券付给；至于中央信托局的储蓄存款，由于是代办性质，不予清偿。(www.xing528.com)

日军代表在检查到前面提到的库存366箱现大洋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账面上明明记载是现大洋，开箱后才发现全是辅币小铜元。日军代表大怒，责问俞丹榴这是怎么回事，俞丹榴也回答不出来。这批所谓的现大洋是在1932年运来的，那时俞丹榴还没有调到天津，自然不得而知。我们都一直认为库存的是现大洋，谁知现在竟变成了铜元。日本人怀疑俞丹榴在其中捣鬼，指着他威吓道：“你的杀头的有。”俞丹榴吓得脸都变了颜色。以后日本人多方调查，确信我们不知此事方才作罢。当时正值战争期间，这批铜元后来让日本人拿去造枪炮子弹了。

过了几个月，日本军代表换成了奥户武，我们清理工作也差不多了。这时正值一个日本株式会社要使用中央银行大楼，于是便把我们这一摊归并到伪联银天津分行顾问室，每月15日去办理一次。

1941年夏季，日军代表在起士林饭店请经理、副理、冯秉璋和我吃便饭，向我们4人宣布清理结束，通知我们第二天就不必再来上班了。嗣后，我从卞肇新那里知悉，俞丹榴去了重庆。我困在津无亲无故，无事可做，遂回到上海进入了中央储蓄会。

我们清理的所有账册都装了箱，存放在伪联银库内。1946年日本投降后，我第二次到天津中央银行工作，被指派参与清理日伪银行工作。我去查看了当年封存在伪联库内的账册，所有的箱子都原封未动，给中央银行以后的清理工作创造了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