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先生与南开大学驻滇工作

邢公畹　陈　珍

我们认识黄钰生先生是在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于昆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为校务委员。因张伯苓不常在昆明，所以其分管的校务工作及南开大学驻滇办事处的一般工作，均委托杨石先、陈序经及黄钰生三位先生。黄先生是“老南开人”，又是原文学院的老人，虽在战乱中，但心系南开大学的文科教学事业。

那时，云南省政府拟修筑一条由西双版纳到佛海的铁路，以便与滇越铁路沟通。石佛铁路筹建委员会拟提供一笔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习、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铁路方面参考与应用。黄钰生先生与冯文潜先生经过一番努力，由黄钰生先生代表南开大学接受了委托，取得了这笔经费，并由此萌生了创建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的想法，且很快草拟了计划，又邀请邢公畹参加研究室的工作。战时环境十分艰难，兴办文化事业艰难尤甚，但黄钰生、冯文潜两位先生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积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为云南省做好相关资源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做好南开大学新的科研阵地的创建工作。

我们到达昆明后，冯先生夫妇设家宴为我们接风洗尘，黄钰生先生也在座。虽是初会，但大家谈得十分融洽。黄先生很坦诚，言语很有风趣。他讲了许多南开旧事，说到1937年7月坐落在八里台的南开大学受到日军炮火轰击，不得不全体撤离时，他说：“我这个秘书长，带着南开的全部家当，24把金箱钥匙，无可奈何地逃离八里台，一直逃到了昆明！”我们不了解其中典故，冯夫人在一旁笑着说道：“我的这位三哥，总是喜欢开玩笑！不唱评戏《莲花庵》，何来24把金箱钥匙的故事呢？”

七七事变后，驻平津的中国军队撤出，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盘踞在离南开大学不远的日军兵营，不时骚扰居民，并向过往的南大师生耀武扬威。早在事变前夕，日本军人、浪人、妓女、尼姑等人，不断到南大捣乱，甚至在上课时，也有日军的小股部队闯入校园进行实弹演习。事变后，日军使用监视、扰乱等手段对南大实施侵扰。7月里的一天，日本特务竟然携带武器，驾驶汽车闯入校园绑架爱国学生。随着局势日益危急，南大开始紧急疏散人员、图书仪器，师生员工奋战了几昼夜，才转移出去百分之五六十的各种物资，但仍有大批财物待运。而7月29日午夜一时日军突然开炮，首先轰击河北省政府和南开大学。凌晨，敌机轰炸，炮声复作，弹如雨下，南大留守人员速躲避西柏树村旁，乘小船向青龙潭一带暂避，炮火随船射击，更有敌机尾随飞行。船到王顶堤时，大家只好躲避在稻田里。第二天清早，黄钰生先生放心不下学校，带领3名职员和5名学生，冒险回到学校，巡视、查检重要仓房门户是否锁牢。不久，日军又向南大轰击，炮火极猛，师生只得避入秀山堂地下室，几经冒险突围，从思源堂后身的八里台停船处出吴家窑，经佟楼、马场道，才逃到绿牌电车道南大临时办公处，冯夫人描绘黄先生当时的狼狈情景：浑身泥水，一脸烟尘，满头乱发，眼镜架只剩下一条腿拖在耳际，手中提着一大串钥匙，其中有一把是他自己住宅大门的钥匙，其余是学校仓房的钥匙。这就是所谓的“24把金箱钥匙”——南大“家当”的来历。

冯夫人说，那时三嫂（指黄夫人梅女士）正去南方探亲未归，他们家里的东西纹丝未动，黄先生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连一身换洗的衣裳都没有带出来。洗了澡只得穿冯先生的衣服。而冯先生身材矮，黄先生是高个头，穿着太短的衣裳，像高脚鹭鸶似的，让人想到鲁迅先生《非攻》中的墨子！黄先生说：“姑太太也开玩笑了。”冯先生在一旁指着黄先生说：“他从北到南，从天津到长沙，而后步行到昆明，行程万里，始终带着那一大串钥匙。后来见了张校长，他交上这串钥匙，还说他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乍听这段故事时，不禁使人感到先生身上有几分傻傻的书呆子气，细一思忖，在那紧急关头，把公家的东西抢运出百分之五六十，自己却连一身换洗的衣裳都没有拿，带着大串钥匙，行程万里。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其中蕴藏的不正是“南开人”对南开的热爱之情么！

西南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夏，临时大学西迁到云南昆明，师生分成两路：一路走海路，由长沙经粤汉铁路到广州，渡海到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年岁较大、体力较差的师生和女同学走这条路；另一路是走陆路，体力较好的师生组成步行团，从益阳走湘西，徒步横越贵州省，一直走到昆明。行程3500里，要经过许多险山恶水，崎岖道路。按说黄先生是南开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名教授，加之夫人体弱，他大可以按规定乘车船到昆明，可是他坚持参加了步行团，他说：“前方战士在打仗，在流血牺牲，我走点路算什么。”他只是让家眷随冯夫人走海路，自己只身参加了步行团（又称旅行团）。由于他态度十分坚决，而且办事能力人所共仰，于是被委为指导员。步行团采取军事管理，分两个大队、三个中队，由黄先生负责领导。南迁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特派黄师岳中将任团长，毛鸿先生等分任中队长，小队长由同学担任。同行的教师有：闻一多、李继侗、曾昭伦、李嘉言、袁复礼、许维适、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王钟山等11人。这样一来，黄先生不仅自己要跋山涉水，而且还要为全团200多名师生的行路、食宿、健康等操劳。步行团成员平均日行65里，而他与曾昭伦等有时还要多走一些路，以照顾走得慢的和掉队的团员们，所以团员们说，他们是走得最多的人。到达昆明后，黄先生刻了一枚“行年四十，徒步三千”的印章，以纪念平津三所大学向西南迁移这一罕见的历史。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学生生活十分艰苦，教师们也一样。邢公畹一石公米加微薄的薪金难以养家糊口。黄先生兼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邀请邢公畹到师院兼课，使其得一些兼课费，弥补家资短缺，又介绍陈珍到一所私营企业的子弟学校教书。我们两人都到师院食堂用餐。师院在昆明的大西门外龙翔街，学生人数不多，大都是穷家子弟或与沦陷区的父母失去联系的年轻人，所以不像“新校舍”^[1]那边，吃饭时校门外面摆有煮鸡蛋、煮五香豆腐干之类的小摊担，只要口袋有钱，还可以加点油。靠公费上学的师范生很少能“加油”，一日两餐，都靠学院供应。黄院长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后来院方积极想办法改善膳食，餐桌上竟然有了荤菜！如有条件，还能让师生吃一二次红烧肉，改变了仨月不知肉味的苦况。同时，黄院长以师院女生多为由，争取到女生用热水的特权，这可是新校舍那边享受不到的。学院的水房门上贴有“本院女生用水，外人禁止取用”的大纸条。说来有趣，学院以内，何来“外人”呢？应当是“女生用水，男生禁用”，可是院方偏偏不提男生而提“外人”，男生非“外人”，所以，从字面上说，不在禁止之列。不过，男同学们也很好，平日极少有去打热水的，只是到了数九寒冬，多数人都要“偷”点热水暖暖手脚。院方从不过问，烧水的人也不管，因为都不是“外人”。

我们到师院吃饭，因此与黄先生见面的机会较多。当听说我们正在为孩子的降生作准备而疲于奔命时，他告诉我们，教育部规定对联大教师可申请一笔生育补助，要我们写个申请，又说，他的太太（叶一帆女士）要送我们一辆童车，不过，是他们的女儿婷婷用过的旧车。这两件事，都是“雪中送炭”的好事。我们的凯儿出生了，实感童年的需要，陈珍便到黄先生家去取车。她想，黄先生身为院长、秘书长，有职又有权，住房条件可能不太差。可是一进门，却令陈珍大吃一惊，黄先生的住房竟是一间像阶梯教室一样的房子，但布置得却很巧妙：最高一层台阶上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个木箱充当床头柜，先生说：“我是高卧无忧，强于高枕无忧！”第二层摆了一张写字台和一些书籍，便说：“这当然是您的‘书斋’了？”他说：“对了！你看，这里有窗户，可以临窗眺远，多么开阔。”最后一层摆了方桌、方凳、靠椅、餐具柜，等等，黄先生一家进餐，接待客人都在这一层。先生登上最高层，在一个布幕后取出了童车，这时不由得想起黄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君子固穷，安贫乐道！”

联大原来没有教师宿舍，住房十分困难，城里租房难，房租也高，有的教授只好住在呈贡、龙头村等郊县，每天要乘小火车进城上课。政府许诺的房子，酝酿多年，又慢慢盖了多年，终于在1945年建成西仓坡教职员宿舍。由于人多房少，只得采取抓阄儿的办法。我们抓到了二号，一号是吴大猷教授，我们的左邻有吴晗、江涵教授；对门则是人口多的闻一多、吴有训诸教授。这次分房抓阉黄先生没有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教师无房、缺房，才参加抓阄儿，我有这么高大的一间房子，不是很好么！”

黄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关怀、爱护，而且非常器重、信赖。由他与冯文潜先生创建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其组成人员几乎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足30岁。除了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教授甫近中年以外，邢公畹年龄最大，28岁。黄钰生、冯文潜二位先生对这些年轻人极为信任，委以重任，每个人都能独自担负到西南边陲做调研工作的任务。这些年轻人不负前辈的厚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较好地完成了石佛铁路筹委会所委托的工作，而且还写出了许多论文、专著。此外，研究室还出版了油印本《边疆人文》，共3集，16期，其中载有张伯苓校长在重庆欣闻研究室所取得的成就，特致函二位先生，对研究室的工作予以嘉许。

抗战胜利后，我们归心似箭。黄钰生、冯文潜二位先生知道邢公畹家贫母老，母亲在安徽怀宁老家，依靠寡姐赡养，生活十分艰难，便先为我们争取到乘坐联大第一辆复员南下的卡车，离开了昆明，奔赴长沙。临行的那天清晨，冯先生老早就站在汽车出发地，送我们登车，还说：“黄先生去重庆了，不能来送行，嘱咐我们一路珍重，到天津八里台再见。”在送行的师友中，还有老南开的邱宗岳教授等。邱老先生也有病，我们对此非常过意不去，邱先生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我也代表黄先生，希望你们早日到八里台来相聚！”老一代南开人对新一代南开人的关爱，可谓情深谊厚！

我们在家乡逗留了几个月后，获知南开大学师生已基本回到天津八里台旧址，便于1947年从安徽转道上海、秦皇岛到达了天津。那年月交通不便，到天津已时至冬月，又赶上大雪，寒气逼人，我们怀抱着刚周岁的爱子凯儿，携行李向南开大学方向走去。从天津东站乘三轮车路过六里台、七里台，满目荒凉，几乎见不到房舍人烟，孩子不耐酷寒，不时啼哭，我们也直觉得透心凉。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两个钟头，终于到了梦绕魂牵的八里台南开大学。一到校就得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好消息：学校的总务处已为我们安排了东柏树村33号宿舍。房舍的宽敞，出乎我们意料。总务处借给我们的双人床、单人床、写字台、大方桌、椅子、凳子等都已摆在室内，而且装上了大火炉，还备好了煤。我们点着了炉火，顿觉室内温暖如春。总务处为来津的教师生活，安排得如此周到细致，令人深受感动。此时担任南大总务长的就是黄钰生先生。(www.xing528.com)

1945年底，黄钰生先生与伉乃如先生奉张伯苓校长之命，回到天津，办理复校工作。南开校园经历了日军8年的蹂躏破坏，满目疮痍，断垣残壁，到处野草丛生，一片荒凉。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和第一、第二学生宿舍只剩下堆堆瓦砾，幸存的房舍也面目全非，昔日的定量分析实验室被日军改成了禁闭室；应用化学研究所办公室被隔成两段，一段做了厨房，一段当了厕所。战前校园里的万株树木，砍伐殆尽。所以，复校工作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上开始的。黄钰生先生衔命到津后，动员老南开的职工，奋战了8个月，修建了原东西柏树村的教授宿舍，将思源堂和日军修建的一座大楼改为胜利楼，作为校本部办公楼和教室，修复芝琴楼作为女生宿舍。1946年8月，南开、北大、清华联合招徕，10月初，南大的新生、复员生、保送生和北平临时大学拨来的学生开始报到。10月17日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复校开学典礼。全校设了4个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工学院和政治经济学院，分别由冯文潜、邱宗岳、孟广喆和陈序经任院长，黄钰生先生任秘书长、总务长。战前办得颇有名声的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都恢复起来，还增加了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2]。这些学院和研究机构，都比战前有所充实与发展。以文学院而言，战前科、系不全，连个中文系也没有办起来，只有外文、历史、哲学3个系，力量也极单薄。复校后的文学院则有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哲学教育4系，教师队伍也得到了扩充和壮大。除原有的教授外，还聘请了一批有造诣的教师。据我们所知，早在西南联大期间，张伯苓校长即托付黄钰生、冯文潜诸先生注重人才的网罗，希望在复员之日，文科能有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为聘李广田先生，黄钰生、冯文潜二先生委托邢公畹向广田先生至诚邀请，并且亲自到李先生家中，代表南开及张校长发出聘任请求，至诚感人，李先生接受聘请，参加了南大中文系。新建的中文系主任由彭仲铎教授担任，彭先生是一位中国古文学专家，诗、词、歌、赋诸方面都有造诣，老教授也是推谢了别的学校的邀请和优于南开的待遇而就任南开的。外文系也增加了卞之琳、罗大纲等一批著名学者。大家对在天津重建和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抱有很大的信心。黄钰生先生更是集行政工作与教学任务于一身，亲自为哲教系开课。他教学严肃、谨严，条理清楚，逻辑性强，特别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青年教师踊跃旁听。

黄钰生先生不苟言笑，他做了一些事，行了不少德政，而其中却有不少令人忍俊不禁的趣闻。南开园里有一座通称“东楼”的宿舍楼，复校后专门安置单身男教师，黄钰生先生题名为“百曲乐楼”，从英语bachlor来，意为“学士之楼”，但“百曲乐”这个词又兼有“单身汉”之义。楼不算高大，但设有食堂、锅炉房和浴室等，且有专人管理，专人做饭，很适合单身汉居住。黄先生叫司花的王九龄先生在楼前一片方形空地上种了一片桃花。九龄先生是老南开，战前即在校专管种植花草树木，美化校园。从昆明归来，见到荒草丛生的校园，流下了眼泪，恨不能请下“花神”，使南开园一夜之间百花盛开！这位老人十分卖力气，又有技术，第一年种的桃树，到第二年已是桃花怒放，粉红一片，门前那诱人的花香，引来了许多蜜蜂，更添春意。一天，黄先生到冯先生家聊天，冯夫人说：“百曲乐楼门前种上那么多桃花，蜜蜂嗡嗡地闹人。听说楼里的年轻人也被引得心都浮动了！”黄先生惊愕地说：“有这事儿？我真粗心，种冲天白杨就好了，何以想到要种桃花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冯夫人说：“现在砍掉桃花，栽白杨还来得及！”兄妹俩很“严肃”地开着玩笑。在座的一位消息灵通的太太却说：“这不干桃花事，也不干黄先生事，听说是由于体育部新从上海体专聘请来了一位十分健美、帅气的女教员，才使青年男士内心不平静起来！”黄先生颇为内疚地说：“也都怪我们这些办教育的人，学校没有经费，教员没有钱，什么也办不了，该结婚的结不了，该接家眷来的缺乏旅费，种片桃树有什么用？”

解放后，黄钰生先生追求进步，努力学习、工作。50年代初，对当时我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不甚了解，有些事情也想不太通，可是出于对党的信任、信服，他总是积极贯彻执行。以涉及大学的院系调整和废除英语改学俄语这两件大事为例，大学取消院级机构，各系直接由校级机构来管理，据说这是苏联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中国照搬不误。南开大学文、理、工、经4个学院，自然都在撤销之列，当然也有人想不通，也有人怀着抵触情绪。以文学院来说，好不容易由战前的科系不全，发展到颇具规模，正拟创办文科研究所，一展宏图，如今要撤销文院，大学又素有重理轻文的倾向，那么文科的前景将如何呢？还有的老教授，战前就是文学院的骨干，与院长冯文潜感情极深，一听文院撤销，冯院长调任图书馆长，感情上接受不了。外文系主任司徒月兰教授，是一位华侨，对祖国忠心耿耿，全身心投入南开事业，终身未婚。在讨论撤销文院的一次教授会上，这位感情比较脆弱的老小姐哭了，并且哽哽咽咽地说：“我们文院同仁亲密相处几十年，就这样分手了！我们还要从南开园被赶到北院^[3]去。”会场顿时沉寂，冯院长似乎不便发言，其他教授对于司徒先生这位前辈，似乎也不便说什么，只有黄钰生先生，既是文院的老人，又是司徒先生的老朋友，他首先打破了尴尬的局面，表达了拥护院系调整的决策，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重要性的想法。据说还跟司徒先生开了个玩笑：“北院有秀美的和平湖畔，慢慢就会觉得新家比娘家好！”司徒先生这位老小姐也说不出什么道理，竟耍开了小孩脾气：“我不走！我就是要赖在西村^[4]不走！”事后，黄先生做了许多工作，为院系调整尽了心力。又如，取消英文课，大学、中学一律改学俄文，黄先生认为，学俄文与学苏联是密切相关的，但英文应用更广泛，最好还是都学。不过，学校里掀起了学俄文热潮时，他参加了一个教师俄文学习小组，并且学得很好。

黄钰生先生长期主持南开的部分工作，解放初仍兼总务长，因此在“三五反”等运动中受到了审查和冲击。“三五反”中有一条不知从何处传下来的原则，叫做“银钱过手必有贪污”！黄先生过手的银钱自然不少，他自己又开过一些玩笑，什么“腰缠万贯”、“24把金箱钥匙”等等，于是他便成了“重点对象”，进而成了“大老虎”，被隔离审查！家人抱怨他那喜欢开玩笑的脾气，他自己却说：“我有自知之明，我相信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后来，果然如先生所料，从政治到经济，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天津市人民政府委任他为天津图书馆馆长，随之又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市民进和市科协的领导工作，且兢兢业业，认真去做。对于党的方针政策，他总是认真学习，深入领会，积极贯彻。党号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黄钰生先生认真贯彻执行。为了使一些老专家、教授、学者能在图书馆看书、借书，50年代末，他主持开辟了一个有沙发、软椅、台灯等设施专门阅览室。据说，为使光线柔和，环境优雅，黄先生还邀请了夫人叶一帆亲临，并设计挑选窗帘，布置家具，美化室内环境，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

解放后的几十年，尽管黄钰生先生经历了许多坎坷，但他始终不渝地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表示愿为“四化”鞠躬尽瘁。改革开放以来，他老当益壮，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提高人民素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了许多工作。一次在冯夫人家^[5]遇到了黄先生，说起年轻人想学英文，先生喜形于色地说：“现在许多中、青年好学了，要求学英文的人很多，中国是很有希望的！”接着他说，他想开个业余英文班。可是一经调查，要求学习的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水平的，也有需受启蒙教育的。冯夫人在一旁说：“你可别太逞能了，耄耋老人，任何事都得量力而行！”黄先生说：“姑太太您别忘了，你只比我小3岁，还抱着您的药箱不放嘛！”冯夫人说：“我自己量力，只看小病，不看大病，左邻右舍的孩子、老人病了，我能闲着不管吗？”黄先生哈哈大笑说：“我也一样呀！闲不住哩！”冯夫人生气地说：“那您就开高、中、低3个班吧！累得趴下了才好哩！”黄先生说：“这个建议很好，很合我的心意！”后来，先生果然开了3个班！为了继续兴办教育事业，黄先生又担任了北大、清华等6校校友会创办的联合业余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职务。

黄钰生先生一生淡泊明志，敦品励学，治学态度和渊博知识为时人共仰。1988年，他以90高龄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0年，黄先生病故于天津，哲人其巍，能不悲哉！

【注释】

[1]新校舍是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三院所在地，所谓“新”，是1939年落成的时候与原借用昆明的一些旧中学校舍、会馆等其他建筑相对而言。

[2]后来，这个室因时地变迁，未能继续办下去，直到70年代，才改成汉、侗、傣语言研究室。

[3]北院设在六里台，原系日伪时期的中日中学，后由南大接收。

[4]西柏树村，她的住宅。

[5]冯夫人黄扶先女士学医，原为南大校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