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近代教育的开创者及其影响

天津开埠之初，一般人只知道西方武器的先进性，没有人以西方的教育为然，连号称“精通”洋务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远在西洋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殊不知，要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没有教育作先行是不成的。因此，在天津机器局建立不久，就不得不开设以技术培训为目的的专业学堂。

1876年（光绪二年）在天津机器局电气水雷局内附设了电气和水雷学堂，“延订西士，选募生童……教练一切”。这是中国最早培养电气水雷技术人才的学堂。

1880年（光绪六年），李鸿章在机器东局内度地，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当时清王朝正在李鸿章的建议下筹建大规模的北洋海军，由于舰艇的驾驶、管轮人等不敷使用，只得“借才于闽省”。但是南北水土不同，所以北洋海军必须自己就地培养人才。当年，建立学堂的计划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第二年，学堂在机器东局落成，驾驶专业开始招收学生。1882年（光绪八年）又添设管轮学堂，并且由福建马尾船政学堂聘用留英海军高才生严复为总教习。天津水师学堂的建立时间虽然晚于马尾船政学堂，但是天津水师学堂设有驾驶、管轮两个专业，而马尾船政学堂只有驾驶专业；再说，天津水师学堂的规模、设备、师资力量都远远超过了马尾船政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校园壮观，环境优美，“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为评估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学水平，李鸿章从欧洲各著名海军院校请来一批教官，进行现场和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学水平，比起欧洲各海军院校毫不逊色。在培养近代海军人才方面，天津水师学堂确实起了“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作用。像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武昌起义时的鄂军都督、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黎元洪，著名作家谢冰心之父谢葆璋等，都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

就在设立天津水师学堂的同一年，为配合津沪电报线的架设，经李鸿章奏请，又在天津设立了电报学堂。原计划只办一期，后因电报线陆续架设至各省，只好将学堂继续办下去，校址初在东门外扒头街，后移至法租界。课程设置也日益完善，包括基础电信、数学、制图、电报线路测量、陆上与水下电线架设，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铁路电报、电力照明等，是为中国最早培养电报人才的专业学堂。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全堂毕业生达300名。

1885年（光绪十一年）为用西法培养陆军将弁，经李鸿章奏请，在河东旧柳墅行宫设立天津武备学堂，由淮军各营挑选“精健聪颖、略通文义弁兵，入堂学习”，两年一届，“回营后转相传授，仍令选新生入堂”。同时，从德国聘用了大批教官，课程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同时“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是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陆军军官的军事院校。培养出的大批军官，后来都成了北洋新军的骨干，佼佼者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李纯、陆建章、王占元、陈光远、鲍贵卿、张怀芝、李长泰、雷振春、阮忠枢等，他们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期间，大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左右了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与政局。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

1894年（光绪二十年），李鸿章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奏定设立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院内附设西医学堂（也叫北洋医学堂），“选募聪颖生徒……分班肄业。订雇英国医官欧士敦来津，偕同洋、汉文教习，拟定课程，尽心启迪”。是为中国建立最早的一所西医院校。该学堂历史很早，最初系1881年（光绪七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在天津设立的医学馆，第一班学生共8人，第二班学生4人，第三班学生12人，经费由海防支应局拨给，教师由在天津的英、美海军中的医生担任。后来，马根济去世，医学馆一度为伦敦会收回。不久，李鸿章用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捐赠的紫竹林后海大道地皮一块，创立官办医院，医学馆便附属于这所医院，这也就是天津西医学堂的前身；校长林联辉是医学馆第一班的优秀毕业生。

与此同时，外国人也在天津兴办不带宗教色彩的书院，比较典型的有两所，一所是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创办的中西书院，另一所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创办的博文书院。然而这类学校在当时很难被社会所认同。

1886年（光绪十二年）美国传教士丁家立由山西来到天津，任美国驻津领事馆秘书。不久，他在英租界达文波路（今建设路）创办了一所中西书院，自任院长，招收了十几名学生，多为官僚、买办的子弟，其中包括李鸿章的儿、孙。是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学校。(www.xing528.com)

1887年（光绪十三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利用天津外侨和部分官僚的捐款，并征得津海关道周馥的同意，在租界外海大道东侧梁家园盖起一所大楼，创办了博文书院中西学堂，英文校名是“Tenny's College”。中日甲午战争后，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观中国，却因教育制度的陈腐，而使国家日益衰落，所以要像日本那样首先从教育上学习西方。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呈请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清王朝，在博文书院的原校舍建立北洋西学学堂，奉旨允准后，于当年10月2日正式开学。北洋西学学堂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教育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而且，北洋西学学堂比戊戌维新期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的创办时间还要早三年，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明令各省推行新政，同时宣布废除八股取士的办法；接着又连续颁布了“壬寅”、“癸卯”两个新学制。到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废除了。由此，推动了天津近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并在国内率先建立了新的教育体系。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直隶一省首先在省城保定建立学校司，后来更名为学务处。翌年，在天津辅仁书院旧址设校士馆，招收民间的举、贡、生、监，一改以往的教学内容，而课以格致、算学、策论，所以这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书院之余波，学堂之先声”。这一年，天津开始设立官立小学，最初为3所，很快发展到20多所；同时天津府接收了绅办的铃铛阁普通学堂，成为天津官办中等教育的开始；1905年该校正式定名为天津府官立中学堂，后来发展成非常有名的铃铛阁中学。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直隶学务处迁到天津，翌年改为直隶提学使司专门办理新设学堂事务。不久又根据学部规定，设立了天津县劝学所，负责全县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管理。为普及近代教育，1907年又成立了天津教育会。由于管理有力，不但普通教育，而且各级各类的专门教育也在天津得到发展。

为给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师资，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天津初级师范学堂成立，设有完全科、本科和简易科，并附设有供实习用的小学堂。后来该校更名为天津两级师范学堂，增设优级理化科，以适应中小学对理化师资的需要。

为发展女子教育，1904年（光绪三十年）天津官立女学堂成立，翌年又建立了天津高等女学堂和初等女学堂。为培养女子小学堂的女教员，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创办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

为培养各种专门人才，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军医学堂，同时恢复了天津总医院西医学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学务公所开设了测验学堂，以及专门培养日语翻译的东文翻译储才所。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天津成立了法政专门学堂，分正、预两科，修业期限均为三年；同年还设立了音乐体操传习所。另设有简易科，修业期限为一年半。1910年（宣统二年）还设立了直隶水产讲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