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开埠后，很快成为中国北方接受西方文明的窗口，由于这种“窗口效应”，不仅为天津带来了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精神文明，从而使天津成为中西文化撞击的焦点。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部分思想敏锐的传统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国家体制产生动摇，他们热切希望中国能够学习西方，振兴起来，自觉进入世界秩序行列。这些人在历史上被誉为“先进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即严复和梁启超。
严复（1852～1921），号几道，福建侯官人，自幼家境贫寒，14岁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成绩优异。毕业后，于1875年（光绪元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学习，1879年（光绪五年）回国，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被动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早期留学生。
严复留学英国时，正值英国处于全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所以他对所见到的西方文明非常钦佩。经过反复思考，严复认为，英国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贫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与社会制度的不同。从此，他对学习海军的兴趣逐渐淡薄，而是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学者如达尔文、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力图从中找出拯救中国的办法。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当时风靡欧美，《物种起源》一书被西方学者争相传诵。严复读后，头脑大为开阔，思想也焕然一新。严复回国后不久，即由福建船政学堂调到天津水师学堂，先后担任了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和“总办”（校长）。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震动，所以，举国上下一致发出要求维新变法的呼声；严复的思想也随之激荡起来，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宣传维新思想，投身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政治斗争中去，一展自己的才干与抱负。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始，严复在德国人办的《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4篇著名的政治论文，指责腐朽的传统旧文化，宣传西方国家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大胆提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并竭力主张“痛除八股”；严复还特别提出，要想使中国和西洋一样富强，必须用“西洋之术”。特别是《辟韩》一文，严复用近代西方的民主观，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君臣之论”。后来，《辟韩》被维新派当做批判中国腐朽旧制度的有力武器，转载于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上，从此，《辟韩》的影响更为扩大。
为了进一步宣传维新变法和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严复于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了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国闻报》，每天出版一张，除了选译国外报刊的重要消息和文章外，还刊登自采的国内外时事要闻，并经常发表社论。《国闻报》不但经常派人到国内各地进行采访，而且在国外也派有“访员”（记者），是当时国内比较完备和正规的报纸之一。关于《国闻报》的宗旨，严复在《发刊词》中说：“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如果中国能够“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严复在编辑《国闻报》的同时，还编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用以刊载分门别类汇集起来的各种报纸上的议论。由于《国闻报》的指导思想先进，阅读后能使人耳目一新，创刊后影响很大，不久，就与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交相辉映，被视为宣传维新思想的南北两大舆论阵地。
与此同时，严复还翻译和介绍了许多西方政治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斯宾赛的《群学肄言》（《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等等，这些后来被学人誉为“严译八经”，而严复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将西方的社会科学学说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这就是说，无论在哲学、文学、历史学，还是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翻译学等方面，由于有了严复的译介，方才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框架和基础。其中，对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影响最大的，要算严译的《天演论》了。
从1897年12月开始，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续发表了他的译著《天演论》。这部书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严复不但意译了这部书的主要内容，而且夹叙夹议，对赫胥黎的原意加以评述和阐发。其实赫胥黎写这本书，是企图利用他的好朋友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调人类社会也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物竞”和“天择”的规律，在相互的竞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经过严复的阐发，其意义完全不同了。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号召中国人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否则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的亡国厄运。这种观点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坚定了中国人的自强信心。
《天演论》连续发表后，又在第二年的4月正式出版。从此，社会上争相传阅，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给大梦初醒的中国人指出了一条“与天争胜”的道路，知道了中国是非变不可，“物竞天择”几乎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严复也因此被誉为“天演学家”和“天演严”。所谓“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梁启超就曾把《天演论》介绍给自视甚高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康有为读后从中吸收了进化论的新观点，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并且称赞严复是中国精通西学的第一人。(www.xing528.com)
在戊戌维新期间，严复的名声大噪，所以连光绪皇帝也要接见他，并要他为中国的富强出谋划策。维新运动失败后，《国闻报》被查封，严复也失去了行动自由。义和团运动期间，严复由天津逃往上海。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北京担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后又出任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21年严复默默地死在了他的故乡。然而严复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严复也以此为骄傲，以至他自称“卅年老天津”。严复的道路虽然没有走通，但作为一名先进的中国人，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就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离开天津之后，另一位戊戌维新时期的健将、被称为中国“言论界骄子”的思想和学术大师梁启超又来到了天津。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为逃避清政府的追捕，由天津乘轮船逃往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很快由日本回国，在北京积极从政。他鉴于北京的政治气候复杂，决定把家安顿在天津租界内，并选中意租界，于1915年和1925年在意租界西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先后修建了两栋楼房，后建的一栋就是他一直向往的书斋“饮冰室”。
民国初年，梁启超一度与担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合作，并一再希望袁世凯在中国推行立宪制度，然而袁世凯却一意孤行，坚持复辟帝制。为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梁启超在天津连夜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闻讯后，非常害怕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立即派人赶往天津，答应给梁启超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但遭到了梁的拒绝。该文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他的弟子、云南督军蔡锷在天津的饮冰室中精心策划进行反袁的“护国战争”。后来有人评论梁启超的这种贡献时说：“吾国人士所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不久，北京又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这时，梁启超协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发布“讨逆文告”，最终打败了张勋的“辫子兵”，再度恢复民国。此后，梁启超一度去欧洲考察，回国后，便住在天津潜心著述，先后写成了《欧洲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等，这些著作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至今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0世纪初，天津的文化地位有了很大提升，新闻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1912年12月，由梁启超主编并题写刊头的《庸言》杂志在天津创刊，社址在日租界的旭街，初为半月刊，从1914年起改为月刊。《庸言》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有很多文章是针对当时的施政方针或政治弊端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由于梁启超在当时的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其发行量就高达1万份，并且风行全国，第七、八期以后又增加到1.5万份，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高的一份刊物。
居住在天津的梁启超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积极进行培育青年的工作，他曾经发起组织了“共学社”和“讲学社”，邀请世界“名哲”来华讲演，先后请到的“名哲”有：美国著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印度著名作家、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等人。1924年梁启超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对传统学术作出了承前启后贡献的国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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