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盐文化：促进天津地方文化的发展

天津平原产盐历史悠久，公元4世纪的魏晋时期，就有关于沿海地区“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的记载。元代直沽人口的集中也与盐业的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1234年（蒙古太宗六年），三岔河口一带有盐卤自地下涌出，当地官府遂委派旧有的居民高松、谢实等负责这里的盐业生产。由于三岔河口一带交通运输方便，商贩往来频繁，社会进步很快，经过30余年的发展，这里已是“人得安业，盐如山积”。

明代以来，随着天津城市的成长，盐产区向海河下游的滩涂地带发展。天津的盐业生产，由设于沧州长芦镇的转运使司管理，所以天津出产的海盐也叫长芦盐；因为天津长芦盐质量好，一部分还要作为贡品送到北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明代中叶以后，盐的销售方法也一改传统的官府垄断制度，变为交商人运销，办法是：由政府发给制盐人和贩盐人专门的凭证，俗称“龙票”，票面上规定了盐的产量、销量与行销地，彼此不能越界，这就是所谓的“引岸专销”；在这种制度下，天津便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盐商。

产销制度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长芦盐的生产，迨至清初，年产量猛增至600万引（每引重250斤），纳课税银70余万两，相当于清王朝全部盐课的10%，国库收入的1%。长芦巡盐御史衙门也因此由北京迁到天津，天津遂成为长芦盐的总汇之地。

由于取得引岸专销权能获巨利，不但天津本地的殷商富户投资盐业，各地商人也纷纷来津业盐，他们大都因发家而落籍天津。如大盐商张霖，原籍抚宁，清初来津行盐致富。名收藏家安尚义，朝鲜族，落籍奉天，因行盐致富，寓天津，曾捐修天津城。大盐商查氏原籍浙江海宁，后北来，在天津业盐成巨富。诗人金玉冈，原籍浙江会稽；诗人杨光仪原籍浙江义乌，均为来津业盐致富。由于盐商在地方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连皇帝对他们也是“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1748～1794年乾隆皇帝先后10次巡视天津，有9次“恩恤”长芦盐商，或赐珍品，或减免课税。

盐商虽然富有，但在中国文化本位时代，他们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要想改变其身份、地位，当时只有附庸风雅，归附于士大夫行列。于是他们竞相修建园林别墅，争揽南北名士，本名之外都起有别号，还都著有诗文集。一时间，天津园林之盛，冠于蓟北，文运之昌，甲于畿南，绵历数十年而不衰。(www.xing528.com)

如大盐商张霖，别号卧松老衲，建有别业遂闲堂、问津园，著有《遂闲堂稿》；其子张坦、张埙、张霪（渤海秋水道人），均师从名士，工诗善书，著述亦丰。大盐商安尚义、安歧（字仪周，号麓村，别号松泉老人）父子，精鉴赏，收藏甚富，其中精品于乾隆时大半流入内府。龙震，别号东溟山人，建有别业老夫村，著有《玉红草堂诗集》等。大盐商查日乾，别号慕园，一生酷爱文史，曾在南运河畔修建名园水西庄，有诸多名胜，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驻跸水西庄；1771年留止园内时，正值紫芥花盛开，遂赐名“芥园”。其子查为仁、查为义、查为礼，均潜心于书画，且才藻横飞，金石鼎彝，藏贮极富；在水西庄外，别建屋南小筑。查氏一家热衷于款接名流，大江南北才俊之士，“凡道出津沽者，一刺投之，无不延揽”；又捐其旧居，建问津书院。盐商家庭出身的金玉冈，别号黄竹老人，好出游吟诗；李承鸿，业盐来津，亦工诗好客，提倡风雅，建寓游园，内有十景；“查氏衰落，承鸿接轸前轨，虽具体稍微，而风流赖以不坠。”盐商阶层如此活跃，在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是不多见的。

盐商社会角色的转换，极大地提高了天津的文化层次，加速了地方文化的积累，从此，天津地方文化成果不断涌现，不少优秀的成果还影响到全国。如安麓村所著《墨缘汇观》，是书画收藏鉴定的权威性著作；又以三千金购得唐人孙过庭《书谱》墨迹，重摹上石，后嵌于扬州康山草堂壁上。查日乾与厉鹗合著的《绝妙好词笺》是极受欢迎的词选笺注本。著名学者王又朴的《易翼述信》，被收入《四库全书》。名画家华琳的《南宗抉秘》，发前人所未发，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名著。

与此同时，南北名士也把不同方面的文化艺术带到了天津。汪沆的《津门杂事诗》说：“吴老弹棋数第一，柳朱绘事技殊工；黄图他日编方技，掌录人才半寓公。”自注说：“江南吴来仪，浙江柳维新，江南朱锡鬯，皆流寓天津以老。”当年，天津的著名文化人有一半来自外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以盐商为代表的文化摄入，才把传统时期的天津文化推向高峰。

传统文化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是地方获第者渐多，到了晚清，天津“登乙榜者几占全省中额十分之二，甲榜则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这，也不能不归功于盐文化的“余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