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天津平原，在六七千年以前，还是一片茫茫的浅海。随着大自然的几度沧桑变迁，海水渐渐退去。到了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流经到这里入海，并在入海处淤积成几十公里宽的陆地。这样，海岸线便不断向东推移，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走向。长期以来，人们传说天津是“退海之地”。近些年，考古学家在天津平原陆续发掘出鲸鱼、海豚的骨骼，以及种类繁多的贝壳，这说明，长期流传在民间的口碑故事，并不是无稽之谈。
由于黄河的冲积作用，使天津平原成为了宜于耕种的农垦区。所以到了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因为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天津平原进入了全面开发的阶段，而且一天天富庶起来。西汉初年，遂在这里设置了五个县，这就是属于渔阳郡的泉州和雍奴，属于渤海郡的东平舒、章武和文安。现在，天津市武清区的城上村，就是当年泉州的遗址；宝坻区的秦城，就是当年雍奴的遗址；而静海县的钓台村，则是当年东平舒的遗址。
隋朝开通了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把长江、淮河、黄河与今天的海河连接起来。这样，便使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联运之便的天津平原地位一天天重要起来。所以从唐朝时起，这里有了正式名称，这就是“三会海口”，所指的大约就是当年大运河与海河及渤海湾交汇的地方。
宋朝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以致在北方形成了宋、辽两朝对峙的局面。今天的海河以北属辽，以南属宋，海河成为双方的天然分界线，当时被称为“界河”。双方在“界河”两岸戒备森严，设置了众多的“寨”、“铺”等军事据点，分兵把守。其中，武清、独流、当城、沙窝、小南河、双港、泥沽等寨名沿用至今；当地老百姓关于“杨家将”抗辽的故事至今流传不衰。
就在北宋与辽对峙期间，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强盛起来，建立了金政权。金先灭了辽，接着又灭了北宋，统治了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后来，金海陵王把首都迁至中都（今北京），这样，每年就需要把大批粮食用漕船由河南、山东、河北通过运河送到中都。结果地处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一带的“海壖”地区，便成为金朝漕运的重要枢纽。为保证漕船运粮能够安全抵达中都，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金朝在武清（今天津武清区杨村镇西北城关镇）和柳口（今天津西青区杨柳青镇）派驻了“巡检”（中级武官），又在三岔河口一带的“海壖”地区设立了“直沽寨”，派有正、副“都统”（高级武官）率兵戍守。
中都成为首都和直沽寨的出现，使天津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奠定了日后天津发展的基础。由于沟通直沽南北的大运河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天津地区依河傍海的交通枢纽地位，开始与国家首都的安危与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尽管“直沽寨”在当时还是个军事聚落，但“直沽”两个字作为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正式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元朝灭金后，把中都改为大都，仍然作为首都。为了保障大都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元王朝首先设法恢复了大运河的全线通航。不久因为运河淤塞，又实行海运。但无论河运还是海运，漕船在进入河身狭窄、河床淤浅的北运河前，都必须在三岔河口换载船身小、吃水浅的平底驳船，然后才能北上运到大都。这样，直沽便成了元朝漕运中转的枢纽。元朝的海运漕粮，分春、秋两季乘季候风北上，每次的运量都在170～180万石上下。这样多的粮食，差不多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在直沽办理交接、中转和换驳，因此元朝选定了距离三岔河口不远、地势高敞的大直沽作为漕粮转运的管理中心。在大直沽设立了接运厅、广通仓、直沽海运米仓。为保卫交接和转运的安全，又在大直沽设立了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及所属的镇抚司。在直沽的四周，还调来了大批屯戍士兵，由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管理。
1316年（延祐三年）复在直沽设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率兵镇守。海津镇的设置，说明当时人已经对直沽“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
为乞求海神对往来于江南刘家港与直沽间漕船安全的保佑，大约在1314～1320年之间（延祐年间，或更早），首先在接运漕船的管理中心大直沽修建了天妃宫，但不久即毁于大火；接着又在三岔河口西南的海河右岸，也就是漕船换驳最集中的地方，修建了另一座天妃宫。1326年（泰定三年）又对大直沽的天妃宫重新修建，从此沿海的妈祖文化来到天津。这两座天妃宫是北方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天妃宫；后来，大直沽天妃宫虽然被八国联军破坏，但三岔河口西南的天妃宫一直完整保存，与福建莆田湄州家庙，台湾港北朝天宫，并称为世界三大妈祖庙。每逢天妃诞辰，天津人民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在中国沿海大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
元朝灭亡后，明朝定都南京，大都被改为北平府，由燕王朱棣镇守。1398年朱棣与他的侄子建文帝展开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1400年10月（建文二年九月）朱棣率兵由北平沿运河南下，“渡直沽，昼夜兼行”，攻破沧州，取得了首战胜利；不久即占领南京，夺得帝位，改元永乐。
永乐初年虽仍建都南京，但朱棣为燕王时久居北平，深知直沽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在直沽设卫筑城，派兵把守。又考虑到直沽是自己当年率兵渡河、取得胜利、并成为“天子”的地方，因此把在直沽所设之卫赐名“天津”。于是，在1404年12月23日（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直沽设立了天津卫。1405年1月9日（永乐二年十二月九日），添设天津左卫，同时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1406年12月18日再添设天津右卫，这就是天津老城、天津卫、天津三卫和三津等名称的由来。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这时，大运河已全线贯通，每年要有五六百万石漕粮经直沽运抵北京，因此陆续在卫城内外建立大量屯仓，并在卫城内设立户部分司，以加强管理。为减少漕运投入，朝廷准许漕船上的运军附载南北方的土特产品，免征税钞，这样每年至少有200万石以上的土特产品通过运河北上或南下，运河遂成为变相的商路，漕船和运军也就成了变相的商队。由于直沽地处冲要，“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以至造就了天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特殊地位。
入清以后，军事建制上不再实行卫所制，所以在1725年（雍正三年）先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不久又升为直隶州。六年后，也就是1731年（雍正九年），又因天津是“水陆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理不易”，于是升天津州为天津府，附郭置天津县，并将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及沧州一并归天津府管辖。清代的天津是“府、县同城”，天津府属“冲、繁、疲、难”（地处冲要，事务繁杂，民力疲惫，难于治理）的四字“请旨缺”（天津府缺出，要由皇帝钦定），天津县属“冲、繁、疲、难”的四字“最要缺”，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清代天津城市地位的重要。(www.xing528.com)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也就是《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
为适应开埠后的新形势，清朝采取了鸦片战争后在广州（后移上海）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的办法，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的通商事务，兼办海防。后来因为“天津教案”爆发，朝野上下认识到三口通商大臣没有管辖地方文武的权力，已经不能适应天津华洋杂处、政事繁多的局面，所以将三口通商大臣裁撤，一切事务改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办理。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开埠之后，各方面的地位一天天上升，尤其是在对外交涉和国家防务等方面，其重要性超过了最早开埠的广州和上海。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不但有权代表清王朝接见各国使节和签订各种条约，而且负责统率清王朝庞大的新式海陆军，权势和地位十分显赫。清王朝非常注意直隶总督的任命，第一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号称最为精通“洋务”的李鸿章，任职时间长达22年，外国人也因此把直隶总督衙门看成是中国的“第二政府”。
就在天津开埠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860年12月（咸丰十年十月），英国驻华公使便赶赴天津，强划了英租界。随后法国公使也来到天津，强划了法租界。清王朝为了寻求列强之间的力量均衡，后来又让美国在天津划定了美租界。由于租界是列强侵华的产物，所以，此后列强每发动一次侵华战争，天津的租界就要增加或扩张一次。
清王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德国硬说自己在战争中压迫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直沽有“功”，1895年在天津美租界以西强划了德租界。翌年，日本强迫清王朝同意在天津等通商口岸设立日租界，1898年日本在天津法租界以北又强划了日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天津被他们分区占领，原来在天津没有租界的俄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纷纷强划租界；原来在天津设有租界的英、法、德、日各国，则疯狂进行扩张。至此，天津一地竟有九国租界并立，这不但在全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天津的开埠和租界的设立，极大地改变了天津的城市地位，传统城市所蕴藏的经济火花很快迸发出来，并迅速燃烧，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便取代了北京的经济地位，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开埠前，天津作为水旱码头城市，仅仅是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开埠后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在港口贸易的发展方面，被外国人认为是天津城市“潜在的力量”，“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天津、大连、汉口、广州的对外贸易额中，已占到13%，其中棉花的出口量几乎占到全国的一半，而畜产品的出口量则要占到全国的60%，居全国各港口出口量的第一位。进口状况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天津港的面粉进口量要占全国的35%，同样居第一位；至于棉花、煤油、木材、染料等的进口，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这一时期，天津港的进出口总额已占到华北地区的60%，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
天津的近代工业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但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经过20世纪初期的重建，发展很快，到30年代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全市除租界以外，共有工厂1200多家，产业工人达20多万。其中纺织厂680多家，机器制造170多家，其次为化学、食品、建筑、造纸、印刷等，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400余万元；工业投资总额低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天津在商业方面也是北方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天津8个区共有商贸行业128个，商店1.7万家，从业人员居全市各行业之首。当时，天津的腹地是华北、西北和东北三个地区，同时也是这三个地区的物资集散中心。
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又拉动了天津金融业的发展。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为方便洋行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著名的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纷纷在天津设立分行。不久，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也建立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华资银行在天津大规模发展起来，像资金雄厚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中孚银行、大中银行等先后在天津开业。盐业和中南两家的总行虽然分别设在北京和上海，但两家银行的股东多半是居住在天津的官僚和军阀，而且经营重点也在天津。所以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并称为“北四行”，他们的金融实力可与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兴业银行和商业储蓄银行等“南三行”相比照，因此并称为中国南北两大金融集团。
与此同时，天津城市新的繁华区也开始出现。开埠前后，天津城市的繁华区集中在北门外的北大关一带，和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宫南、宫北大街。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以内河港为依托的英、法、日等租界相继发展起来，租界内人口激增，结果天津的繁华中心开始向日租界、法租界和英租界扩展。
到了20年代初，法租界的梨栈地区开始崛起，大型建筑不断出现。1923年国民饭店建成；1926年天祥市场（1993年拆建为劝业新厦）建成开业，压倒了当时天津最大的商场北海楼；同年，基泰大楼（今滨江旅馆）落成，天津最豪华大浴池华清池开张纳客。1927年天祥市场对面的泰康商场也建成开业。在梨栈大街十字路口，1925年浙江兴业银行落成，翌年惠中饭店落成，1928年交通旅馆和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场劝业场同时落成开业，劝业场地居法租界的中心，楼高七层，场地宽阔，场内高悬著名书法家华世奎的榜书匾额。1935年天津市最高的建筑物渤海大楼建成。1936年坐落在梨栈天增里附近的中国大戏院建成。中国大戏院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新大戏院，开幕时许多京剧名家来这里连台演出，场场爆满。劝业场附近的光明电影院，则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电影院。这时，梨栈一带除了著名的商场和旅店之外，还集中了近60家剧院、饭馆、舞厅和浴池，每天车水马龙，热闹非凡，这种景象在国内其他城市是少见的。
天津城市的迅速繁荣，反映了天津作为中心城市财富的集中、人口的集中和经济实力的集中；也反映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特定地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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