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微信公众号“毒舌电影”为例
霍胜侠(中山大学)
自2012年8月微信开放公众号功能以来,微信公众号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大众的日常生活,也为电影批评的再度繁荣带来契机,成为继论坛、博客、微博之后又一重要的网络影评平台。微信影评在网络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之下,深度改变着传统影评由少数人参与的封闭生态,持续实现话语权的下放,开启了一个更为自由自主的公共话语空间。[1]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微信影评所构建的并非一个乌托邦世界,其自主性与公共性也受到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2]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微信场域中影评主体与经济、政治因素的考察还多停留在宏观描述的层面,缺少中观、微观层面的深描,只有通过深度挖掘,才有助于规避某些宏大叙述可能造成的简单化结论,从而更为全面地呈现微信电影批评的生态景观。
如上所言,中观及微观层面的研究是臻待开展的。本文将从电影类微信公众号“毒舌电影”这一个具体案例入手。之所以选择“毒舌电影”作为分析对象,是基于以下一些考量。“毒舌电影”是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微信公众号之一,在艾媒咨询发布的《2017Q1中国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行榜(TOP500)》中,“毒舌电影”位列影视类第一。[3] 2016年完成两次融资大动作,整体品牌估值3亿元。2017年6月,“毒舌电影”公众号因涉嫌违反《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而被封号,随后更名为“Sir电影”重新面世。可以说,“毒舌电影”自身具备较强的文化实力和公众影响力,是探讨微信场域中多重权力关系的一个典范性案例。
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可以为本研究提供必需的学理支撑。所谓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依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和潜在的处境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4]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对本研究非常重要。其一,布迪厄提供了一种关系主义的思维视角。在他看来,社会系统由许多拥有自身逻辑与规律、具备一定自主性的场域构成。但场域的自主性并非绝对,来自场域之外的力量,特别是“统治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会影响场域并转化到场域半自主的逻辑中来。[5]这种关系主义视角可以适恰地帮助我们洞悉微信场域内外的多重力量关系。其二,布迪厄从动态角度来理解场域。“场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6],是博弈与变动的场所。场域中的新进者(entrants)需要通过斗争获取合法地位,而且斗争不会一劳永逸,行动者(agents)必须持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本以稳固支配性地位。“场域的灵魂是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7]这种动态视角提示我们注意微信公众号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本文以场域理论观照微信公众号“毒舌电影”,将按照如下三部分展开论述:首先,概述微信公众号“毒舌电影”在网络新媒体语境下的崛起,以及其在构建公共话语空间方面的表现;其次,分析植入广告、融资等商业行为对“毒舌电影”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影响;最后,探究封号事件后“毒舌电影”所做出的改变和所采用的新的话语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与电影批评结合并产生网络影评这一新形式。1998年论坛影评出现,2002年博客影评起步,2007年微博影评兴起,[8]“但微信的出现才意味着风起云涌的自媒体时代的来临”[9]。以“毒舌电影”为例,原本只是3G门户网站娱乐板块创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2014年11月,“毒舌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何君带领团队独立创业,仅半年累积粉丝50万,至2017年6月封号前已经拥有公众号粉丝达300万。据新榜对2017年微信公众号的统计,“毒舌电影”当年的总阅读数超过4889万,每篇文章的平均阅读数达到98583。[10]以“毒舌电影”为代表的微信影评迅速崛起,成为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新平台。
“公共空间/领域”的概念来自法国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11]公共领域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批判性,“公共领域的批判性是建立在……自由权利之上的”[12],公众在遵从理性标准的前提下能够自由地表达和充分地论辩,确保了公共领域的批判性;二是互动性,汤普森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13],它的基础就是平等的个体在共享的空间中进行互动,在充分交流的情况下达成共识和形成公共意见;三是公共性,“公共性就是可见性”[14],它意味着凡是不可见的私人领域之外的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公共生活都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
关于网络影评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探讨。而微信影评在具备网络影评普遍特征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下文从“毒舌电影”的个案入手,分析微信影评如何通过独立的批判姿态、多元的批评互动及对热点公共议题的聚焦来构建公共话语空间。
(一)倡导独立的批判姿态
“毒舌电影”创始人之一何君在解释“毒舌”的命名时,曾说 “‘毒舌’的定义不仅是吐槽……更多的是独立,公正,有态度”。其合伙人陈植雄也指出“‘独立’才是核心竞争力”。独立批判姿态的建立,既源于“毒舌电影”对于电影批评的价值诉求,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首先,微信平台提供了一定的媒介保障。相比于纸质媒介下的传统影评,微信影评更能保证电影批评的自由与自主。而相比于微博影评,微信影评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更丰富。其次,“毒舌电影”的经营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存在前提。何君认为许多公众号所采取的给片商做宣传的经营路线已无太多发展空间,而不受片方左右的犀利批评可以赢取广大读者的信任,拥有广阔的用户前景。“用户路线”的确立可以为独立于片方之外的批评提供底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也使用户/受众成为制约批评独立性的新因素,为“毒舌电影”的真正独立留下隐忧,这一点在后文还会详述。
“毒舌电影”的独立批判姿态落实于文本话语实践,具体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方面,一是对品质不佳的影片给予犀利批评,二是对优质的小众影片进行介绍推荐。在形式方面,“毒舌电影”创造并贯彻了一种辛辣、敢言、通俗、幽默的话语风格。与此同时,“毒舌电影”受罗辑思维“魅力型人格体”启发,较早也较成功地创造了虚拟的人格化形象“毒sir”,使“毒舌电影”的风格特色更加鲜活易感。独特的文风与鲜明的人格化形象一起,既呼应其批评内容,又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二)兼容多元的批评声音
批评者与读者的强互动性是网络影评区别于传统影评的一大特色。微信影评保留并继承了这一特点。在“毒舌电影”的文末,通常会节选大量的读者留言,其中不乏与影评意见相左者。而“毒舌电影”又常常有选择性地对这些留言进行回复。批评者与读者的多番对话,使批评文本不再是封闭的完成式,而成为开放、不断延异的未完成体。正如研究者所言,微信影评由此变成一个“不断生成、修改、繁殖和演变”的“新的批评文本”。[15]
读者反馈的多元化,反过来进一步激活了影评创作的多元化,推动“毒舌电影”开启了虚拟人格形象家族化和公众号矩阵化的进程。对虚拟人格形象家族化的有代表性的一次尝试,是“毒舌电影”于2016年7月7日至14日以不同的人格化形象,连续发布了一组有关国产动画片《大鱼海棠》的影评。以虚拟人格形象的家族化为基础,“毒舌电影”又在其旗下开设多个微信公众号,与“毒舌电影”一起构成公众号矩阵,兼容更多的批评面向,覆盖更广的读者用户。
除了与读者的互动,“毒舌电影”的发展壮大也逐渐受到片方的关注,引起与导演、制片人、影业负责人的互动,改变了传统影评场域中评论与创作相割裂的境况。回溯中国电影批评史,除了在20世纪30年代及80年代曾经出现批评与创作热切互动的短暂春天,双方长时间都是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以“毒舌电影”为代表的微信影评,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开启了批评与创作的对话空间。
(三)聚焦热点的公共议题
“新闻化”是微信影评的又一特点,即“微信影评越来越注重批评的时效性”[16],当下的影视事件、社会新闻、公共话题常常成为微信影评的关注对象。这主要是因为影视类公众号不仅是批评主体,还是媒介主体,具备介入热点事件的主观能动性。而电影本身与社会现实之间紧密的镜像关系,也为影评与公共议题讨论的结合提供了一定客观前提。
就“毒舌电影”而言,其影评的内容众多,但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来看,其通过影评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挖掘影像内容,主动设置公共议题并引发讨论。第二种是针对已经引起热议的公共议题,从电影批评角度介入话题并参与讨论,可以凭借电影文本自身的丰富性与多义性,增加公共议题讨论的深度与阔度。
综上所述,“毒舌电影”在倡导独立批判姿态、兼容多元批评声音、聚焦热点公共议题等面向皆有表现,与公共领域批判性、互动性、公共性的特征相符合,体现了微信影评在构建公共话语空间方面的潜力与价值。
“毒舌电影”起初并无成型的商业模式,2015年融资失败后,开始以收取广告费的形式自力更生。2016年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资本运作,完成了两轮融资。对于经济资本介入网络影评,学界一般都抱持质疑的态度,认为批评主体会因此“落入资本的圈套,沦为资本的附庸,成为所谓的‘网络推手’‘网络打手’‘水军’……”。[17]不过从“毒舌电影”的案例来看,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
广告植入是微信公众号主要的商业“变现”模式之一,也是“毒舌电影”最早选择的盈利方式。[18]对于广告植入伤害影评纯粹性的可能,“毒舌电影”是有所自觉的,因此采取了两个防御策略:一是只选择品牌广告,拒绝来自片方的营销,以此尽量保持电影批评的独立性;二是在“影评+广告”的文本操作层面,仍以影评部分为重心,尽量不因广告部分的存在降低电影批评的专业性。此后,“毒舌电影”更常使用的一种叙述模式是“影评+神转折+广告”。“神转折”[19]的存在,既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惊奇感,也削减了影评与广告之间的直接相关度,给影评的自由表达留下了一定空间。
可见,广告植入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电影批评主体性的彻底失落。影评主体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商业性与独立性的夹缝中创造生存空间。当然,这并不代表广告植入对于电影批评没有任何影响。广告所指向的文化消费与影评所指向的文化批判,在深层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抵牾。这意味着为了与广告文本在同一语境中共存,影评文本必然在批评对象的选择与批判力度的控制上受到制约,也就是说影评的独立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隐性宰制。
相较于广告盈利,融资是“毒舌电影”更大规模也更惹人关注的资本运作。在大量资本的支持下,“毒舌电影”主要在三方面有所动作——组织电影放映、投资电影拍摄及开发“毒舌电影”App。而这些新动作对于“毒舌电影”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详细辨析。
首先是组织电影放映。2016年12月,“毒舌电影”与网易新闻合作推出“24小时免费看电影”项目,此后又组织了一系列“毒舌影院”活动。放映内容多为中外艺术电影和经典作品,放映地点都选在“私人影院”这一主流院线之外的新兴播放空间。与许多在咖啡厅、酒吧组织的民间或独立放映活动类似,此时“毒舌影院”所搭建的更像是一个电影同好者相聚和共享的社群空间。此后,“毒舌电影”从另类放映空间走向主流院线。2017年11月,“毒舌电影”与百老汇电影中心合作举办“毒舌电影首届影展·华语电影11人”,两者的合作由此走向常规化,于2018年3月启动了“好片院线”项目,不定期组织新片的提前场放映,提供电影主创与观众见面交流的机会。
通过组织电影放映,“毒舌电影”从线上走到线下,将虚拟世界的公共话语空间延伸到现实里的集体空间,为电影创作者、观众、影评人的真实互动提供了平台。但与此同时,当“毒舌电影”从电影产业外围进入产业内部,它是否还能保持作为批评者应有的疏离姿态和独立视角?这就成为一个问题。“毒舌电影”的评论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次是投资电影拍摄。2016年8月,“毒舌电影”注册成立广州好家伙传媒公司,作为“毒舌电影”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电影项目的投资事务。除中小成本的艺术片和商业类型片之外,广州好家伙传媒公司还将投资视野投向新兴的电影领域如网络大电影和动漫。2017年4月,好家伙传媒联合腾讯影业及其他多家机构启动“比翼新电影计划”,扶植新导演的动漫IP创作。
投资电影拍摄使“毒舌电影”进入电影产业上游,更全面地参与到产业链条,更直接地影响中国电影文化生态。但是与组织电影放映所造成的问题相似,“毒舌电影”多重身份的附加,有可能与其批评者的角色发生冲突和抵牾。
最后是推出“毒舌电影”App。2017年1月,“毒舌电影”推出自己的App,从App内容设置来看,较之微信平台增加了来自毒舌影评人之外的其他自媒体文章,也增加了让读者更有参与度和话语权的App社区板块,从而使 “毒舌电影”作为公共话语平台在互动性和对话性上得到进一步加强。更为重要的是,“毒舌电影”App的推出使其有可能脱离对第三方平台腾讯的绝对依赖,加强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毒舌电影”的公众号被封危机中,App就切实地起到了避免大规模读者流失的作用。此事例生动地体现了行动者如何可以利用场域中的不同力量实现制衡。“当某个场域的行动者在该场域中处于被统治的不利位置时,他往往会借用在其他场域的有效资本,来为自己在该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争夺服务。”[20]在封号事件中,“毒舌电影”借用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保护了其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文化资本。
综上来看,广告植入与融资等商业运作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力量介入,虽然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毒舌电影”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独立性,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甚至相反地,在一定情况下经济力量还帮助“毒舌电影”维护和拓展了公共话语空间。二元对立的简单论断忽视了批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其在场域复杂的力量关系中进行制衡的能力。
相对于上述经济力量介入造成的直接的、有形的影响,“毒舌电影”也许更应该警惕的是其造成的间接的、深层的影响。当公众号的用户数量与其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挂钩,“毒舌电影”既定的“用户路线”就会进一步强化,甚至从亲近读者走向迎合大众,失去其独立性和公共性。对于经济力量的直接影响,“毒舌电影”尚可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但对此间接影响却可能于不知不觉之中束手就擒。从现实情况来看,“毒舌电影”的独立性与公共性已经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
具体来说,独立性从批评态度逐渐异化为吸引眼球的标签。如前所述,独立的批判态度既源自“毒舌电影”的价值诉求,也暗含吸引读者的营销目的。而随着商业资本的涌入及自媒体竞争的加剧,吸引和争夺读者的动机变得更加强烈,特立独行、标新立异被更多地打造成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标签。“毒舌电影”的批评走向偏激化、情绪化,甚至刻意通过“对抗性话语”以制造网民在情感上的“对立认同”。[21]
与此同时,公共性逐渐异化为伪公共性。前文提到,微信影评的媒介属性使它具有新闻化的特征,有利于介入公共议题,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而讨论公共议题的文章也的确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成为微信公众号中的“爆款”。根据清博大数据的统计,2016年微信公众号“热度TOP100文章类型中,社会时事类推文最易引发用户认同与点赞,占比达66%”。[22]在这种情况下,推出公共议题类文章也逐渐成为部分公众号出于营销目的吸引更多读者的投机手段。但在抢占先机、争夺用户的心态下,对公共议题真正深入的探讨变得困难。“毒舌电影”的一些文章皆为热点事件后急于发声,内容与电影评论的关联十分微弱,有为评论而评论的嫌疑。更值得注意的是,“毒舌电影”所关注的公共议题内容逐渐向娱乐事件、明星八卦倾斜。学者陶东风曾经指出,私人事件的公共化其实是一种“伪公共化”,有可能造成严峻的后果。它不仅侵害私人领域,更会毒化公共领域,使“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上传炒作艳照、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问题。”[23]
2017年6月8日,“毒舌电影”因涉嫌违反《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与其他24家微信公众号一起被封停。时隔17天后,6月25日“毒舌电影”重新注册新的公众号,以“Sir电影”之名正式回归。
那么,回归后的“Sir 电影”做出了哪些新的调整,与之前的“毒舌电影”相比发生了怎样新的变化?本文将公众号被封前一年(即2016年6月7日—2017年6月7日)的1197篇公众号文章与重新注册后一年(即2017年6月25日—2018年6月25日)的991篇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和对比,总结出以下几点变化。
其一,国产影片评论的比重明显上升,美、英、日等国家的影片的评论数量下降。从下表可以看出,“Sir电影”回归后的一年内,国产片评论的数量大幅增加,比重上升了16%,取代美国影片影评成为“Sir电影”占比最高的组成部分。与之形成对比,美、英、日等国家的影片评论分别有2.7%、0.8%、3.4%的下降。在这种此起彼落的情况下,“Sir电影”明显向着侧重国产影片评论的方向发展。
表6-1-1 “毒舌电影”(2016年6月7日—2017年6月7日)
(www.xing528.com)
表6-1-2 “Sir 电影”(2017年6月25日—2018年6月25日)
其二,对国产影片的正向评论增加,负面评论减少。虽然将影评简单地区分为正面和负面是一种粗糙的做法,不少影评其实兼具肯定与批评的双重面向,但是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总体趋势的变化,我们根据评论的大体基调还是将其分为两类,统计结果如下:
表6-1-3 “毒舌电影”与“Sir 电影”
从统计数据来看,“毒舌电影”对优质国产片的正面评论才是主流,“Sir电影”回归后,正面评价的数量进一步增加,比例从72.2%上升到78.1%。
其三,国产影片负面评价中的措辞更加温和。“Sir电影”在评论国产影片时,犀利的话语风格有所收敛,态度温和克制。这在文章标题的选定上就有所体现。
由此看来,“毒舌电影”做出了相应调整。不过,如若由此得出“毒舌电影”完全失去其主体性的结论却也为时尚早。独立的批判姿态是“毒舌电影”能够在微信场域获取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重要原因,也是“毒舌电影”在与其他公众号的竞争中能够“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确立他们自己在场域中的地位”[24]的重要因素。因此,失去独立的批判力对于“毒舌电影”而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微信场域的立足之基,如何求取平衡成为“毒舌电影”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于“毒舌电影”公众号的个案分析,本文对于微信影评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考察与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微信场域是一个具有半自主性的场域。在微信媒介的技术赋权之下,微信影评能够开辟一个具有批判性、互动性、公共性的公共话语空间。但同时与其他文化场域一样,微信场域也受到来自经济、政治等宏观场域的影响。在经济、政治因素的介入下,微信影评所建构的公共空间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窄化和异化。从这个角度看,诚如评论者所言,“互联网总是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形式,为信息、辩论创造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但它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和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25]
但是,在避免陷入技术主义倾向和对互联网的理想化想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相对于传统场域,微信场域下的电影批评的确获得了更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由于独立自主性正是微信影评作为场域新进者区别于其他影评并得以立足的重要标志,使得微信影评即使在外力驱使下向传统影评有所靠拢,也一定会尽力保持其区别性标志以维护在场域中的地位。虽然从“毒舌电影”的案例来看,目前博弈的力量还是相对弱势的,策略也是比较有限的,但并不可因此否定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应成为学界予以忽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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