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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昆曲对汉文明审美传统更契合?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焦循的评论,虽然有争议,在笔者看来,却是地道中国传统审美观念。本文认为,汉文明传统并不高看爱情,而不高看爱情的背后,是根本不高看情。这一大观念,也渗入汉文明审美传统,不偏重爱情题材、不追求煽情是中国审美老观念。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看出,和京剧比较,昆曲题材取向显然悖逆于传统。汉文明传统不看重情、爱情,这一观点能得到学理与历史的双重支持。汉文明传统对此应该有明确认识。

京剧昆曲对汉文明审美传统更契合?

——从京昆剧目差异谈起,兼议当代影视题材取向

李欣(同济大学

京剧昆曲的常见剧目有显著差异,试列举若干。

京剧:《文昭关》《武昭关》《将相和》《赠绨袍》《伍子胥》《鱼藏剑》《火牛阵》《监酒令》《盗宗卷》《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击鼓骂曹》《捉放曹》《定军山》《辕门射戟》《临江会》《战长沙》《天水关》《安居平五路》《战宛城》《除三害》《沙桥饯别》《武家坡》《坐楼杀惜》《打渔杀家》《洪羊洞》《断臂说书》《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打銮驾》《乌盆记》《问樵闹府》《连环套》。

昆曲:《雷峰塔·断桥》《连环记·梳妆》《玉簪记·琴挑》《秋江》《邯郸梦·扫花》《牡丹亭·游园·惊梦》《占花魁·湖楼》《昭君出塞》《狮吼记》《钟馗嫁妹》《西楼记》《铁冠图》《红梨记》《浣纱记》《长生殿》《千里送京娘》。

京剧多取材于历史,高古如《左传》《史记》《汉书》等,通俗如《三国》《水浒》《西游》《三侠五义》《施公案》等。昆曲多写男女艳情,仅仅看剧本名字,就觉脂粉气重,《玉簪》《牡丹》《西楼》《红梨》等,可谓“倚门妆气,扑人欲倒”。

清人焦循在《花部农谭·序》中曾论京剧与昆曲的不同:

梨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覩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

“男女猥亵”“殊无足观”,这样评价真是一针见血。焦循的评论,虽然有争议,在笔者看来,却是地道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本文认为,汉文明传统并不高看爱情,而不高看爱情的背后,是根本不高看情。换言之,中国思想传统:第一,把情判得低;第二,在情中,又判爱情最低。这一大观念,也渗入汉文明审美传统,不偏重爱情题材、不追求煽情是中国审美老观念。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看出,和京剧比较,昆曲题材取向显然悖逆于传统。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分为四部分:一、从学理角度分析汉文明传统何以不看重情、爱情;二、京剧,而不是昆曲,契合传统审美;三、不仅京剧,进一步以诗文、书法音乐等为例,说明不偏重爱情题材、不追求煽情这一观念在中国审美其他领域中的表现;四、以《秋江》为例,同样涉及男女题材,京剧昆曲编排处理不同,依然显示两者审美观念的差异。

汉文明传统不看重情、爱情,这一观点能得到学理与历史的双重支持。

第一,情为低。

人在情中,自由意志被外境所转,为外境所移,这个时候变成一种什么状态?《庄子》说的“物于物”的一个状态。意志虚弱,无法控制自己的肉身、控制感情与欲望。但是,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由自己的意志来控制外物,而不是恰恰相反,这就是“物物”,而不是“物于物”。人沉溺在感性的感情中,不是一个理想状态。感情,不仅人类有,动物也有。人和动物共享的这个情,很难说是人之为人的人义。恰恰相反,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是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感情,而不是有感情。

对情的这种分判,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魏晋时,有一场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大讨论。何晏、钟会、王弼都参与其中: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

且不看讨论的具体内容,也不管讨论结果。先看圣人有情无情议题本身,议题本身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什么前提?情,其实是低等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才要讨论:圣人,作为完美人格的象征者,这样一种位份,应不应该有这些低端东西。中国思想传统对情的概念很明确,“性善情恶”就是一个最极端的表达,唐代李翱、宋代邵雍都持这种观点。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说:“只要是情都是气。”可以替牟先生再补充一句:只要是气就都是低。

佛教也不例外。在佛学戒律里,比丘尼要践行的戒律,比比丘多近100条。比丘戒律一般来说是250条,那么比丘尼就是约350条。戒律是什么?人各方面行为,倘若内心足够强大,能自行控制,这就是自律。但并非所有人内心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果依然希望人性向上,怎么办?外力加持。此所以有戒律,用他律上。看到女性天然意志薄弱,为了让女性修行者始终处于一个更好的、理想化的人格状态,就需要多承受一些清规戒律。正因为女性天然易移情,陷溺在情中,容易物于物。这是对人性的一个深刻洞察,对人类理性自身内在理路的一个充分认识。而这一判断的学理基础,依然是:情是低等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奇怪中国传统礼俗,君臣、父子、母子、师弟、兄弟、朋友、夫妻之间,见面问候,行礼,相敬如宾,旧戏文里依然看得到。那是不让人陷溺于浓情,是一种对情的疏离,一种对情的弹压。尤其是夫妻之间讲求举案齐眉,而完全不是西式的、现代人所宣扬的两人之间的狎昵状态,这里面有人生修行的意味,有一种修炼、磨砺意志的意味在。传统礼制的设计,背后有深意,有学理。

第二,爱情最低。

爱情是人类所有情感当中离动物性最近的一种,肉欲成分最重,最带有肉身的浊重气息。其他的感情如果加了肉欲,就是爱情。任何爱情,没了肉欲,就是亲情和友情。肉欲成分,爱情拿不掉,无论给它加多少温情脉脉的面纱与高尚的说辞都是徒劳。任何事物都在限定当中成其为自身,这就是莱布尼茨讲的形而上学的必然。爱情同理,肉欲这个限定性,成就爱情本身。

汉文明传统对此应该有明确认识。中国有五伦,《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还有夫妻。五伦当中,没有男女之情的地位,夫妻一伦绝非男女之情。夫妻是有责任和担当的,并不仅仅是那种男女之间因肉欲而产生的缠绵。传统又有“天地君亲师”,同样没爱情什么事。

诗经》里有一首诗叫《黄鸟》。写秦穆公去世,秦国三良从葬,老百姓都非常惋惜,说:“若可赎兮,人百其身。”吕思勉先生却有一个别致观点:现代人以为只有男女之间才可以生死相许,不知道在古人那里,君臣、朋友都可以生死相许。不一定是被迫的,很可能是自愿的,是有这种情意在的。吕思勉先生是史学四大家之一,也是史学界公认,中国旧籍读得最多的人。他的观点符合汉文明传统,不过,吕先生的论点或许有所本。宋人王柏,朱熹三传弟子,有《诗疑》,就指出,此诗是“浅识人所作”。

这是汉文明中特殊的一种,可以和西洋文明做对比。西洋人观念与此不同,裴多菲诗云: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在人生的列表中,生命、爱情、自由,至少爱情名列第二,与东方传统大异其趣。

西洋人重爱情,没爱情不能成诗、成小说、成电影。汉文明却认为爱情是人类离肉欲最近的一种感情,细细回想,脍炙人口的唐诗有几首写相思胡兰成《革命要诗与学问》论《诗经》,就说: (www.xing528.com)

西洋诗人的主题多是恋爱,此是与野蛮人的歌惟是情歌,与禽兽昆虫歌舞限于求偶,在进化史上尚相去未远。中国则如文选李白苏轼的集中,绝少情诗,诗是在人世的日月山川里。

最纯正、最传统的还是京剧,几个男人一台戏,老生为主;昆曲才卿卿我我,生旦为主。日本人青木正儿有《中国近世戏曲史》,他倒是颇有见识:“自程长庚以老生呼号天下,生旦易处,剧道渐就于正,此皮黄之所以能大成欤!”[1]

如果以这种观念为标准,齐如山算不算懂戏?《齐如山回忆录》里对梅兰芳说:“我敢说你们那位导演,绝对不懂国剧,不光他不懂,连您也不懂。”“若按技术来说,您比我强万倍。不但您比我强,是一个票友都比我强,因为他们能登台,能唱几出,我则不会。若按理论说,不必说您不及我,就是谭鑫培他们我都很领教过。”可是,就是他,也包括李释戡,为梅兰芳编写许多剧本,却以旦角戏为重,《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晴雯撕扇》《廉锦枫》《洛神》《太真外传》等。[2]

中国现代电影或者电视剧哪一天能脱胎换骨?摆脱爱情题材,也能拍出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就是成功。多年前,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傻春》,大陶红主演,写兄妹之情。从头看到尾,没有一点爱情佐料,也不算沉闷。这样处理的影视作品,算是和中国审美传统貌合神离了。不要搞个关公,都要加点爱情佐料,那真是失败。

不仅京剧,小说、诗文、书法、音乐等领域也能充分证明:不偏重爱情题材、不追求煽情是中国审美传统老观念。

四大名著自然可以划分两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组;《红楼梦》单独成组。前三部当中,有爱情吗?没有。只有《红楼梦》例外。京剧太多脍炙人口的剧目选取自《三国演义》,《华容道》《走麦城》《空城计》《借东风》《伐东吴》等,俯拾皆是,取自《水浒传》的也不少,相形之下,红楼梦就有脂粉气。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论丛》中有一篇文章谈到四大名著,和本文观点一致,也是把《红楼梦》放置一旁。他最看重《三国演义》,因为讲忠孝节义,最传统,最纯正。[3]

大概在清代,一种风气已经形成——偏爱《国风》,而漠视《雅》《颂》;《国风》之中,又把抒写男女之情的篇章看得最高。对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诗话》中痛加指责:

声诗三百,圣教所存,千古名儒,不闻异议。今乃丧心无忌,敢侮圣言,邪说倡狂,骇人耳目。六义甚广,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典训,无不横征曲引,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自负诗才,天下第一,庸妄无知甚矣。

不能不说,他的观点和传统审美暗通款曲。

既然不看重男女之情的根源,是不看重情,《诗经》中偏于煽情的诗歌在某种观念系统里就不受待见。《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记载:

谢公(谢安)因弟子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大雅诗也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看来谢玄品位远不及叔父谢安。他喜欢的《风》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与来自《大雅》的“谟定命,远猷辰告”情调完全不同。前者抒情,缠绵;后者肃穆,内敛。其实,《雅》《颂》诗篇都是这般典正。

传达类似审美观念的例子,还有一个。不过主角换成了谢道韫,王羲之的儿媳。《晋书·烈女传》记载:

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安西将军弈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

表达很像,只是换了诗篇。虽然换了诗篇,并没有从《雅》换到《风》,还是来自《雅》。它的美感、它的情调,依然不缠绵、不哀婉。

不过,审美总是容易有异议,比如清代王世贞,就有不同看法。他在《古夫于亭杂录》里说:

又云“萧萧马鸣,悠悠斾旌”,颜之推爱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玄爱之;“谟定命,远猷辰告”,安石以为有雅人深致。愚按玄与之推所云是矣,太傅所谓雅人深致,终不能喻其旨。

“萧萧马鸣,悠悠斾旌” 出自《小雅·车攻》,其诗整体肃穆。不过,这一句倒是全诗之中最浓情的。难怪王世贞把它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并列,情调上确有几分近似。但平心而论,此句文字意象:马鸣、斾旌,其脂粉气比后者的杨柳、雨雪弱得多,虽然也带一丝柔情。而“谟定命,远猷辰告”,一丝柔情都不带,王世贞就欣赏不来了。他是神韵派领袖,盛名之下,实难相符。审美力差点,也跟中国审美传统离得远了点。

书法、音乐是偏于形式的艺术,不涉及内容,所以和爱情题材无涉。但不表现、不追求过分溢出的感情,这一点审美基本原则却没变。

米芾号称“米癫”,其实艺术眼光敏锐,一点也不“癫”。他的《论书帖》,对张旭评价颇低:“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张旭有《断千文》拓本,章法、结字、线条节奏不断变幻,看得出才华看得到激情,却少了一点远韵。激情一味,最是个迷惑人的。今人受西洋影响,溺于言情。其实,控制感情,是传统老观念、好观念,“越名教而任自然”如米芾,也懂得,在他,可谓难得,只能说这是传统的力量。

阮籍《乐论》记载过一个故事:

昔季流子向风而鼓琴,听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乐谓之善,哀为之伤。吾为哀伤,非为善乐也。”以此言之,丝竹不必为乐,歌咏不必为善也。故墨子之非乐也,悲夫以哀为乐也。

季流子的琴音让人流泪,弟子赞叹,他却懊恼,不愿意煽情,让人心襟动摇。这正是传统观念在音乐领域的表现。所以谭鑫培的《桑园寄子》,那一段二黄唱的本是思兄悲情,却处理得冷静、干净,没半点哭腔。对比现代演绎,相映成趣。顶尖的角儿与寻常艺人,差距就在这一点认识上。

《秋江》是《玉簪记》里的一折。《玉簪记》写的是少女陈妙常在姑母的尼姑庵中带发修行,书生潘必正庵中借住,两个人相爱的故事。其实,两人之间谈不上是爱情,不过是青春少艾,春情萌动,和《牡丹亭》类似。《牡丹亭》一开篇叙写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情欲。但到杜丽娘能够为这段感情生死与之的那一刻起,真正的爱情就出现了。就好像《红与黑》,于连枪声响起之后,才有真正的爱情,之前都是欲望、虚荣和功利的交织。中国戏曲叙写的大都不是爱情,是情欲。但都是情欲,怎么处理?这样的艳情戏,京剧和昆曲有绝大的不同。《秋江》一折写书生被迫去赶考,要离开陈妙常,后者知道消息,前去追赶。京剧的处理非常妙,书生潘必正压根就没出现,疏离出去了。《秋江》只有追赶书生的陈妙常和艄公两人,变成旦角和丑角之间风趣逗乐这样一场戏。男女艳情的色彩,因为这种手法冲淡了很多。这是可以考量审美的题材。京剧的结尾都让人惊讶,超乎想象。昆曲,则俗套得多,陈妙常雇了艄公,终于追上潘必正,追上之后,两人抱头痛哭。而京剧塑造陈妙常,还有几分少女的天真,这种单纯也能冲淡男女艳情的浓腻。昆曲的陈妙常,看过的上昆版,则是春心荡漾,难以自抑。只能说,这种差异,不是演技的,是审美趣味的。

不仅京剧与昆曲的区别在于淡化男女之情,与地方戏的区别也在于此。央视戏曲频道曾播出过对越剧徐派小生杨婷娜的访谈。她谈到,自己从京剧移植《吕布与貂蝉·小宴》的体会。她说,如果像京剧那样大段大段的唱功戏,观众不会买账。越剧观众要看的就是眉来眼去、丢眼风,所以她设计了很多身段动作。其他地方戏如黄梅戏、花鼓戏,表现男女题材,的确有这种很多眉来眼去。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关注男女之情上,昆曲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和地方戏波澜莫二,与地道传统尚有数间之未达。

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处理手法与京剧《秋江》倒有几分神似。巧巧与斌哥之间十七年的感情纠葛,相遇,分离,再相遇,再分离,但确实并不显得儿女情长。原因在于,不管导演有意无意,还是另有宏大叙事的想法,他把巧巧与斌哥放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过程中表现,同时让影片画面有纪录片感,历史的沧桑、画质的朴拙都能抵消男女之情的黏腻。

[1]青木正儿. 中国近世戏曲史(下册)[M]. 王古鲁,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8: 465.

[2]齐如山对京剧的理解偏差,还表现在他认为京剧“无动不舞”。其实,在身 段的表现上,昆曲京剧也有区别。昆曲是舞蹈,京剧在舞蹈与非舞蹈之际。 前者要拗造型,一板一眼,近工笔;后者身段动作多比划一下,近写意。“无 动不舞”是昆曲,不是京剧。梅兰芳对京剧身段的理解比齐如山到位。他演《游 园惊梦》,就不遵循昆曲的路子,用京剧的身段原理演昆曲。

[3]钱穆最看重三国,笔者更看重水浒。水浒,有一种特殊的美感,而且是美感 原理系统不能分析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不定型的东西,没有办法进入任何 一个理论系统。这也是理论系统的一个局限。牟宗三先生有一篇文章《水浒 世界》,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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