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磊（上海戏剧学院）
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提出了著名的“电车难题”，让失控电车的司机在撞死一名工人和撞死五名工人的两条轨道之间进行选择。实验呈现出一个悖论：撞死一个人而拯救五个人的做法并不比夺走五条人命保全一个人更道德。而国产电影《红海行动》给出了第三种答案：都要救。虽然这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面对营救一名中国女人质和带走一百多名当地人质的艰难抉择面前，队长杨锐决定给出第三种答案：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救走全部人质。为此，以寡敌众的蛟龙突击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这种选择很值得，这里说的值得，不是从“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或者“彰显中国军人觉悟”的宣传角度来衡量，而是从一部电影主题设定角度来说，体现了“对个体生命无国别、无差异的珍惜与尊重”，跳出了简单的“恩怨情仇”的窠臼，把影片的主题从单纯描述战争的残酷提升到了对生命的珍重和拯救，淡化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英雄主义色彩，从而起到了“以战反战”的效果。这一点上，影片依稀借鉴了《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等美国商业电影。
《红海行动》扎扎实实地把战舰、枪械及每一次战斗、战术的细节都如实呈现，有的镜头甚至有呈现得太过细致的嫌疑，如“斩首”“断指”“巴士爆炸”等，过于血腥，不适合儿童观看。据剧中演员“申诉”，导演林超贤对于“真实”的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不允许演员“表演”，而是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和艰苦的实景、实战拍摄，让他们“成为”剧中的那个角色。剧组每天拍摄强度极大，炸点很多，很容易受伤，演员不但需要反复跌爬滚打，还要集中注意力避免受伤影响进度，精神高度紧张，影片中每个角色的精神状态都是自然而然产生，根本不需要演。据说，在一次拍摄中，演员眼睁睁地看着一台摄影机在自己面前被炸掉，那种反应是再真实不过了。剧组在摩洛哥拍摄期间正好是当地风沙最大的春季，影片里面的沙尘暴和龙卷风都不是特技，这给拍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也是难得的真实环境。除了场景、道具和表演的真实，还有对于人物刻画的真实。在这部从头打到尾的影片中，虽然几乎没有亲情、爱情的映衬，却从细枝末节之间折射出人性的真实与动人：海清饰演的女记者夏楠在得知助手遇害后的恸哭，机枪手佟莉在战友张天德临终前喊疼时剥不开一颗糖的颤抖，无不让人联想到生活中似曾相识的酸楚，让普通人产生情感共鸣。有观众在放映结束后小声议论，看《战狼2》时真想自己代入进去过把瘾，看了这部片子只想世界和平。电影人大卫·米歇尔曾说，“有的电影让真实变得虚假，有的电影让虚假成为真实，有的电影亦真亦假。”《红海行动》可谓用“细节优先”让真实的事件更显得栩栩如生。作为影像化的艺术，唯有真实才能使人相信并受到感染。正像观众坐在影院中，对银幕上的形象是接受还是抗拒，就在于他对事物真实性的感受和判断。[1]
其实，《战狼2》在摄影、剪辑、节奏控制、打斗设计、后期包装制作等技术水平上已经跻身一流作品的行列，但思想观念仍停留在《第一滴血》的认知局限里：主人公以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单枪匹马取得胜利，赤裸裸地展示了“丛林游戏”的生存法则。这样的认知水准很容易引起观众的不满：如果对方的拳头比主人公的硬，是不是就可以有“话事权”呢？用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在文化价值观上仍然缺乏国际传播的共同性、共享性”。他指出，“如果影片能够注入更多对生命、对个体的人道主义精神内核，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就会更丰满，影片的情感力量也会更强烈。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电影才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红海行动》能够提供的，恰恰是《战狼2》所缺失的。虽然《战狼2》创造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票房奇迹，但《红海行动》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会更大，因此，它收获了更好的国际化口碑及宣传效果。一部电影的成功从来不能单单依赖于影像消费带来的快感，因为这种“快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日常生活中，观众会批评一部商业电影像一杯白开水，就是批评这部电影缺乏可供回味的深度的意思。
“主旋律”从来不应该是“不好看”的代名词，通过影视作品进行宣传也并不是我国独有的方式方法，美国人更深谙此道。1986年，由英国导演托尼·斯科特执导的《壮志凌云》剧组在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所在地米拉马海军航空站实景拍摄。影片有两位主角，一位是饰演麦德林的汤姆·克鲁斯，另一位是美国海军的F-14战斗机。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也为拍摄临时改变了行程，充当配角。拍摄期间，美国军方五个中队的现役F-14战斗机与八名现役飞行员成为片中“演员”，其中，每架F-14飞行一小时，烧掉的油费就高达七千美元，摄制组使用了六台摄影机和一架利尔喷气商务机跟随拍摄，还发生了一起机毁人亡的事故。影片上映后，英俊帅气的男主角驾驶着同样帅气的F-14的镜头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许多人如五角大楼所愿踊跃参军，其中，报名加入海军的人数暴增了三分之一。有人戏言，《壮志凌云》可能是史上最昂贵的征兵广告。其实，《壮志凌云》的成功应当归功于一位名叫卡尔·霍夫兰的美国实验心理学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用电影实验法验证了传播的劝服效果，促使美国军方从二战时期就开始关注影视形象传播，当时的陆军部长马歇尔将军还邀请好莱坞导演卡普拉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作为新兵训练的教材。此后，好莱坞生产的如《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中途岛战役》《变形金刚2》等许多大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军方资助的身影，甚至连《黑鹰坠落》等反战题材的影片也得到了军方的支持。林超贤导演真正把握住了“主旋律”，接二连三取得了成功，这绝对不是他运气好，而是他抓住了电影的首要属性——艺术性。同样是展示“正能量”，《红海行动》并不急于烘托个体，而是先把故事设置好，把每个桥段的铺陈和递进都做得比较扎实，虽然牺牲了一点异乎寻常的传奇性，但获得的是“合理性”。现在的观众已经无法接受电影里的反面人物就像一个无知的傻瓜，并自作自受地导致了自我毁灭，这样是无法让人相信善良终将会战胜邪恶的。[2]如果把“主旋律”比喻成一粒药片，那么艺术性就是药片外面那层糖衣，糖衣做得不好，再好的药也让人难以下咽。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要“三打白骨精”，《水浒传》里的宋江要“三打祝家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更是“七擒孟获”，这种叙事完全符合戏剧结构中“一波三折”的技巧。《红海行动》中的撤侨、救人、拦截“黄饼”的三段剧情，不但真实合理，而且层层递进，让观众在视听享受中获得思考，也无限接近了电影本来该有的面貌。当代社会要求电影艺术更加直接地表现人们的思考，更加直接地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剖析人的灵魂。于是现代电影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以人物内心心理为线索的结构形式，这种进程起始于法国新浪潮的《广岛之恋》《长别离》，发展到伯格曼的《犹在镜中》《冬日之光》《沉默》三部曲及《野草莓》。[3]即便是在《异形》《星际穿越》《铁雨》《看不见的客人》《盗梦空间》《异星觉醒》《前目的地》等这些纯粹的商业片中，也不乏此类剖析的存在，甚至有的好故事的原型就来自某一种科学成果、社会思想的实验。电影发展到今天，早已跳脱了“梦幻工厂”的苑囿，而成为创作者们思想的表达方式，只不过它需要用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影像艺术来进行一次语言的转换，以便于交流。无疑，作为电影本体语言的表达来看，《红海行动》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 (www.xing528.com)
当然，《红海行动》也存在不完美之处，主要表现在：依据新闻事件改编的故事导致编剧发挥余地不大；解除炮弹引线和子弹狙击的镜头炫技过甚，所谓“暴力美学”的呈现反而削减了影片的力量；画面里展示的血浆和断臂残肢过多，“割首”等暴力镜头也没有注意无分级情况下部分群众观影可能引起的不适；最后一段反角内讧的动机交代得不够清晰，容易给观众“赢得偶然”的错觉，也纾减了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的戏剧张力。但瑕不掩瑜，没有一丝脂粉气的《红海行动》无疑为2018年的中国电影开了个好头。有人说，2018是中国国产电影集中发力的一年，继《红海行动》之后，以《我不是药神》为代表的小成本电影四两拨千斤，赢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与其说是赢在制作水准，不如说是赢在艺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和反映。无论“主旋律”还是“副旋律”，扎扎实实讲好故事，回归电影本体的艺术特质，才是最该谱好的“旋律”。
[1]王心语. 影视导演基础［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1：19.
[2]麦基. 故事［M］. 周铁东，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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