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有意识“他者”化土家族的个案

客观分析，清朝前期在土家族地区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巩固中央政权、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和社会交流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土归流”前后的诸多举措，其实都是有意识将土家族“他者”化的表现。

清朝前期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繁荣。开创这一基业的康熙在位期间大力经营，全国空前统一，中央集权得到极大稳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全国范围内的“改土归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实施的。到了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欲安民必先治夷，欲制夷必先改流。”^[7]雍正首肯了这一建议后，一方面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土家族等土司领地周围应变，一方面遣使前往各土司处宣诏谕称：“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劫行旅，且彼等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对所辖苗蛮，尤任意残害，草菅民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而以朕命各省督抚等忠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8]其实，这篇诏谕中的许多责难都属不实之词，有意贬低各地土司。中央政权出台了改土归流的策略，一些地方官吏自然积极贯彻，为土司们罗致了更多的恶名乃至罪名，诸如“暴虐不仁”、“横征暴敛”、“动辄杀戮”、“骨肉相残”、“土民如在水火”等等，奏请“黜革”、“诛剿”，这些罪名令康熙、雍正都不敢苟同，时常予以严厉斥责。例如康熙在接到云贵、四川、湖广督抚将“土蛮”和“苗民”反抗官府、夺掠财物归罪于土司官员“横虐不法”，“酿成叛乱”，奏请“诛剿”土司的奏折后，严正指出，“土蛮”、“苗民”生衅，“聚众抢掠”，大都是督抚等以朝廷命官之身份，对他们“诛求无几”，或因“不遂督抚所欲，辄以反叛之”。康熙不但不“诛剿”，反而加以“抚绥安辑”，改善与土司官员的关系^[9]。

在“改土归流”前，清政府与一帮官员将土司们“妖魔化”了一番。等到“改土归流”政策全面施行，一系列政策更将土家族“他者”化，其核心是全面消解土家族精神文化，向土家族地区输入汉族精神文化。对此，段超教授在论文中列举了诸多方面——

第一，强行中止土家族精神文化。

土家族与汉族在价值观念上有差异，要使土家人接纳汉族价值观，必须首先改变土家族传统的价值观。清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强行废止与汉文化价值体系不符的土家族文化事象。

（1）禁跳摆手舞。摆手舞是土家族喜爱的一种舞蹈，每年秋收后，土家人要举行盛大的摆手活动，庆祝丰收。对于土家族这种“男女相聚而歌”的文化活动，清统治者认为是“恶俗”，“有不可名言之事”，“严禁以正风化”。

（2）禁止土家族部分传统祭祀活动。一是禁止土家族的原始鬼神崇拜。土家人崇巫信鬼，土家地区巫风很盛。清政府加以禁止，规定“今既改流，凡一应陋俗俱宜禁绝”。二是禁止土家族传统的傩崇拜。土家族信仰傩神，每年都有许多祭傩的节日。对于这种傩崇拜，清政府认为是“端公邪术”，严加禁止。“凡巫师假降邪神，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里长知而不告者，各笞四十。”

（3）改变土家族服饰，令土家人剃头。改土归流后，清政府要求土家人剃头。“保靖土人，宜俱令剃头也。”土家族有自己的传统服饰，“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刺花巾，衣裙尽刺花边”。清政府认为，土家族“服色一项，更属鄙陋”，应当“分别服制”，“服饰宜分男女”。

（4）改变土家族传统居住方式。清政府认为，土家族传统居住方式，“男女不分，挨肩擦背，以致伦理俱废，风化难堪”，强行进行变更。

（5）改变土家族人部分传统行为方式。土家族男女青年交往公开随意，彼此之间没有清规戒律，并喜欢相互对歌。清政府认为，土家族男女相歌，有伤风化，“革除唱和，应加严禁”。并规定：“男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入中门，女子十岁以上，不许擅出中门。”在待人接物上，区别男女，要求：“嗣后务其严肃内外，分别男女，即至亲内戚往来，非主东所邀，不得擅入内。至其疏亲外戚，及客商行旅之辈，止许中堂交接。”另外，清政府认为，土家男女青年学戏，有碍“闺教”。“旧日民间子女，缘土弁任意取进学戏”，“男女混杂，廉耻罔顾”，“今已归流，父兄在家，亟宜振作”。

（6）变更土家族传统家庭制度。土家族盛行小家庭制，男子到一定年龄，则独立门户。统治者认为，“自分之后，好货财，私妻子，置祖父母、父母之衣食于不问”，为此，清政府严禁分家。(www.xing528.com)

（7）禁止土家族传统续嗣办法。“旧日土民无子，无论异姓，即立为子。”清政府认为，土家族的这种续嗣办法是“乱宗恶俗”、“乱宗渎伦”，对此严加禁止，“敢有以异姓为子，及随母异姓之子为子者，事发定照律杖六十。以子与异姓人者问罪”。

（8）改变土家族婚姻习俗。土家族传统婚姻有两个特点。一是盛行“还骨种”，即姑表亲，也就是姑家之女必嫁舅氏之子。二是婚姻自由，“不凭媒妁，止以曾经一言议及，即称曰放话”。清统治者认为，土家族婚俗“不惟礼出无名，实乃寡廉鲜耻，丞宜速改，不得因循”。

第二，汉族价值观的大量输入。

清政府在对与其价值观不符的土家族文化事象强行中止的同时，将汉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土家人头上，强行要求土家人接受汉族礼俗。

（1）将汉族天神信仰推行于土家族地区。鹤峰知州毛峻德发布《告城隍文》，要土家族人信仰天神。“伏惟尊神，作一州之保障，操生死之权衡，辅国佑民，御灾捍患，是其职也。”要求民间信仰。

（2）将汉族服饰引入土家族地区。“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男子戴红帽，穿袍褂，着鞋袜。妇人穿长衣、长裙，不许赤足。”

（3）在土家族地区推行汉族的续嗣办法。“嗣后有无子者，照律先立同胞子侄，次于嫡堂从堂，再从堂依序立侄为嗣。如无侄可立，方与远房及同姓中照世次择立，承奉宗祀，传授产业。”

（4）推行汉族婚姻模式。一是婚姻须凭媒妁，父母作主。二是采用汉族迎娶方式。土家族“迎娶，令人背负而行”。清政府认为，这种办法“殊属鄙陋”，应予变更^[10]。

当然，清政府采取的这些举措，如将汉族服饰引入土家族地区等，并非不可接受，但其全面消解土家族精神文化的目的，却是将土家族视为“他者”，贬低土家族文化，意图以汉族精神文化全面改造、取代之。历史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众多民俗被强令禁止，许多明显的民族特色消失殆尽，导致土家族的单一民族地位长期得不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