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朝
唐朝以后，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在土家族聚居地区逗留、任职，因此在他们的笔端也留下了不少反映土家族风土人情的诗歌和其他文字作品，外人得以从中管窥土家族的诸多风俗民情。
唐朝伟大诗人、号称“诗圣”的杜甫尽管在成都度过了几年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他始终没有忘却“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志向，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离开成都东去，其间曾在云安短暂居住，然后在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到达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后在此居住1年又10个月，其间共创作诗歌435首。后世普遍评价，杜甫的夔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也达到了“诗圣”诗歌创作的最高峰。率先推崇杜甫夔州诗的是北宋大诗人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载：他“谪居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四川丹棱杨素翁“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并由工匠杨鸠工刻石并建大雅堂以藏之，以后才有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典故。黄庭坚又在《与王观复书三首》中说“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屑而自合矣。”可见黄于杜甫巴蜀诗中最看重夔州诗，认为是最成熟的作品。南宋著名的抗元英雄文天祥也曾感叹：“未说离怀向南浦，须知诗意在夔州。”可见他同样将杜甫夔州诗作为杜诗的代表。
现在的评论家中，亦有许多人对杜甫的夔州诗赞叹不已。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在其宏著《杜甫评传》中对杜甫夔州诗进行了专节评述，题为《夔艺雌黄》：“大而言之，安禄山叛乱前后是老杜第一个创作高潮；秦州诗、成都诗是另外两个高潮；那么，夔州诗可说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高潮了。”[12]肯定夔州诗是杜诗中“最大的高潮”。而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大学韩成武教授在为奉节本地作者龙占明编著的《杜甫夔州诗选读》一书作序时也指出：杜甫夔州诗“不仅数量惊人，质量上也是杜诗的巅峰，为后人一致称许”。
提及杜甫的夔州诗，世人首先想到的非《登高》莫属，许多人将其称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旷代之作”，其中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被无数文人推崇备至。其实，夔州土著居民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也不断出现在杜甫的诗句中，这些民俗与杜甫的诗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这些民俗促成了杜甫夔州诗的风格与成就，另一方面杜甫的诗句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风貌。夔州古代属巴国，其地少数民族自然就是土家族了。按照著名学者彭英明的观点，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唐宋年间，因此在杜甫生活的年代，我们已经不用称呼当地居民为土家族先民巴人，而可以直接称他们为土家族了[13]。
进入夔州地界后，杜甫顿时感觉自己置身于殊方异域，在其诗中多次出现类似的言语，如“异俗更喧卑”（《偶题》）、“天路看殊俗”（《雪晴》）、“异俗吁可怪”（《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春农亲异俗”（《东屯月夜》）、“诛求异俗贫”（《东屯北崦》）等等，显示他从不同维度观察了该地的殊方异俗，并在自己的诗句中对当时夔人的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作了具体描写。
烧畲是土家族传统的耕作方式之一，就是烧荒作肥料，然后在灰烬中播种，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耕作手段。在改土归流前，“伐木烧畲，以种五谷，捕鱼猎兽，以供庖厨”是土家族地区常见的生产生活内容，而“烧畲度地”的农耕经济更是长期在土家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土家族摆手舞和原始戏剧毛古斯中仍保留有“烧畲”的场面和动作表演。杜甫在诗中曾提及当地人的这种生产方式，他写道：“烧畲费火耕”（《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烧畲度地偏”（《秋日夔府咏怀》）。
与反映烧畲的习俗相比，杜甫诗歌中涉及的夔州当地人衣、住等民俗的文字，更清晰地彰显了土家族的生活景象——
（1）衣。夔州少数民族的穿着打扮，一般重鲜艳颜色。《后汉书·南蛮传》早有记载：“武陵五溪蛮，皆縏瓠之后……织绩衣皮，好五色衣服。”《新唐书》卷222“南平僚”风俗亦载有：“妇人横布二幅，穿甲贯其首，号曰通裙……男子左衽。”杜甫在《前苦寒行》第一首写道：“楚人四时皆麻衣。”又在《咏怀古迹》第一道写道：“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五溪指今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把五溪和三峡连在一起，正说明当时这些少数民族分布之广和他们与汉族杂处的情形。有些贫苦的妇女，除了自织的五色土布衣服外，还喜欢用野花山叶插在头上，“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关于这，我们在今天的土家族中还可以找到痕迹。据与奉节紧邻的鄂西土家族人介绍，早些年代人们穿着打扮是：年老的男装，左开大襟；年轻的有领，对襟多扣，头上缠帕子。年轻的白色，年老的青色。女的上装大袖花边，下穿八幅罗裙。穿裤则裤脚上有二至三道花边。[14]
（2）住“巢居”，是夔民的特点之一。杜甫写道：“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雨二首》）。“峡人鸟巢居，其室附层巅。”（《赠李十五丈别》）《新唐书》说：“南平僚……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比《新唐书》更早的《北史蛮僚传》也说：“（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此种形式的住房，在今土家族中仍可看见，他们的住房，“一般是一正一厢或两厢房，一边是火铺。火坑中置三脚架或上悬梭筒，梭筒上悬炕架，这间屋以木条或竹条代替天楼板，既通风，又便以炕东西。两厢是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置猪牛圈。吊脚楼又叫‘干栏’。干栏建筑是土家住房的一大特点，这种建筑遍布全县”。[15]今奉节县境的土家族与此相同[16]。
也有学者分析认为，杜甫全面地感受到了夔州蛮民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民居方式的独特、谋生手段的艰难、蛇虎出没的危险、变化无常的气候、时刻威胁生命的瘴疠疾病的煎熬等等，一切都让自认为走南闯北、长期流落江湖而见多识广的杜甫也觉得极为惊悸和恐怖，并倾注心力在诗歌中加以着重描绘，对蛮民的生存环境表达了深情的关切和同情。如写村居状况：“殊俗状巢居，层台俯风渚”、“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华夏文明是傍河聚族而居发展起来的，杜甫一直以来也是依水而居，当他看到夔州居民远离河谷，筑室山巅，星散而居，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巢居习惯，感到极为惊讶和困惑，并表现出深切的哀怜。又如写饮食状况之原始、粗陋：“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古苔生迮地，秋竹隐疏花。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云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触热藉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险崖谷大。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全方位地关注和感受着蛮民的日常生活之艰苦。仇兆鳌评曰：“冒险远修，用力勤也。惊而且愧，公之仁心恳至也。”再如写夔州水恶滩险，土地蛮荒，蛮民谋生方式的危险和艰难：“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梢濆无险阻……瞿唐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眼边江舸何匆促，不待安流逆浪归”、“谷口樵归唱，孤城笛更愁。巴童浑不寐，半夜有行舟”、“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有时惊叠嶂，何处觅平川”、“斫畲应废日，解缆不知年”。写夔州男人谙习水性，不分昼夜地在水上行船；不论男女，长年累月在山中烧畲，井中煮盐，山中伐薪，不爱惜生命，也不注重生活质量，使诗人悲从中来[17]。
当然，杜甫不仅看到了土家族人民的生活艰辛，同时也见识了他们的乐观、豁达，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土家人爱唱歌、善于唱歌。土家族聚居地区号称“歌的海洋”，杜甫在夔州期间，时常听见当地人民唱歌，而且这样的情景屡屡被诗人写入诗中：“竹枝歌未好，画舫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其一），“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二）。一个“饱”字反映出了处处有歌，处处得闻。这些歌，杜甫或称之为“竹枝歌”，或称之为“巴渝曲”，或称之为“夷歌”，如“夷音迷咫尺”（《夜二首》）等等，总之是指少数民族唱的歌，后人已经考证认定，这些歌就是土家族先民遗留下来的民歌。而且，杜甫看到的歌者群体颇为广泛，既有舟人、渔子，“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滪》）；也有樵夫、巴童，“谷口樵归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浑不寐，半夜有行舟”（《十六夜玩月》）；还有南翁，“南翁巴曲醉”（《社日两篇》）等。
由于杜甫笔下全方位描绘了夔州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形，而这些完全可作风俗通视之，因此有人提出：自古诗家描写夔地风俗如此翔实者，杜甫是第一人[18]。
在杜甫之后，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和白居易也先后在土家族聚居地区为官。刘先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起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达10年之久，后于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出任夔州刺史；白居易任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的时间则是元和十三年至十五年（818-820）。他们在土家族传播领域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两人共同推动了土家族传统民歌演变为后世流行的竹枝词，当然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民歌形式的变革方面。本书其他章节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本节着重阐述的，是刘禹锡和白居易诗歌中提及土家族民俗具体内容的部分，也就是他们对土家族风情的直接描述。
可以肯定的是，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序引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土家族地区的民歌演唱习俗：“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此外，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九也直接提及土家族的生活习惯和风土：“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女性为了生计去挑水，有人认为是当地的传统，如杜甫夔州诗《负薪行》中有“土风坐男使女立”一句，显示出该地区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而烧畲是土家族地区的耕作习惯之一，杜甫诗中已有所反映，而刘禹锡本人更专门写有《畲田行》：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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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种暖灰中，乘阳坼芽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
该诗详细描述了烧畲的操作模式及目的。
刘禹锡还在其《踏歌词》第四首中写道：“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至三春花尽时。”生动地描绘出当地土家人生性乐观、喜好歌唱的情形。
白居易曾与刘禹锡一道推动流传于土家族聚居地区的竹枝词变革为文人诗歌模式，但白居易自己所作的《竹枝词》多为诗人听到当地人歌咏竹枝词后的感受，如其中之一写道：“竹枝若怨怨何人？夜唱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江楼病使君。”不过，白居易仍留下了一些记录土家族风俗的诗作，如他赴任忠州刺史时路过三峡，便作过一首描写土家咂酒宴会场面的诗，题为《巴民春宴》：“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风。薰草铺坐席，藤枝注酒樽。蛮歌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他还有诗句“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这些诗不仅描述了土家族咂酒的场面，还证实咂酒习俗至迟在中唐已经形成。此外，白居易在忠州期间写下的《东楼》一诗，同样描述了土家族烧畲的耕作习俗：“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畲田。”
2.宋朝
进入宋代，先后有欧阳修、苏轼、陆游、范成大等著名诗人经停土家族聚居地区，留下了诸多诗篇和文字。
被后人称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曾被贬为夷陵县令，深入土家族聚居地区生活，在任期间他参观当地的黄陵庙，见前来敬香拜神的人极多，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虔诚祭拜，实在是一种“淫祀”，对此他无限感慨，吟下《黄牛峡祠》诗且题碑：“大川虽有神，淫祀本风俗。石马系祠前，山鸦噪丛木。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迎送神……”此外，欧阳修还在《夷陵县至喜堂记》中记载：“民之列处，灶廪偃井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利。”这些文字，生动地描写了当地土家人的民居特点。
公元1059年10月，苏轼与父亲苏洵、弟苏辙三人再次赴京，第一次经过三峡。此番游历，苏东坡得诗78首，内容多为“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他在《入峡》一诗中写道：“遗民悲昶衍，旧俗接鱼蚕。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坛。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叶舟轻远沂，大浪固常谙。矍铄空相见，呕哑莫与谈。蛮荒安可驻，幽邃信难耽。”而在《出峡》一诗中云：“古人谁架构，下有不测浪。石窦见天困，瓦棺悲古葬？”探询土家族先民悬棺之谜。对此，唐人张瞯在《朝野佥载》一书中叙述了安置方法：“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亲戚宴饮歌舞，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孝，即终身不再祭祀。”
到了南宋时期，三峡地区的土家人还在沿袭刀耕火种的传统习俗，因此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著名文人范成大在《劳畲耕并序》中也写到了自己眼前见到的三峡居民烧畲田风俗：“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林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则苗盛倍收。”他同时作诗云：“峡农生甚艰，斫畲大山巅。赤植无土膏，三刀财一田。颇具穴居智，占雨先僚原。雨来亟下种，不尔生不蕃。麦穗黄剪剪，豆苗绿芊芊。”
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时，力邀著名诗人陆游前往四川任职，陆游遂于公元1170年夏秋，从故乡——浙江山阴（今绍兴）赶赴三峡深处的四川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前后经历数月。他将赴任途中所见所闻的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写成了旅游史上第一部三峡游记——《入蜀记》，其中也有部分内容直接描述了土家族的风俗，例如他在农历十月十四日路经新滩时写道：“游江渎北庙，庙正临龙门，其下石罅中，有温泉，浅而不涸，一村赖之。妇人汲水，皆背负一全木盎，长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峡中负物，率着背，又多妇人，不独水也。有妇人负酒卖，亦如负水状。呼卖之，长跪以献。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尺，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当地妇女担水的习俗，在刘禹锡等人的诗作中已经涉及，显然是土家族的传统之一。此外，陆游在十月初九的游记中描述说：“晚次黄牛庙，山复高峻。村人来卖茶菜者甚众。其中有妇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颇白皙，语音亦颇正。”妇女用青斑布帕首，又是土家族妇女的一种特殊头饰，此后还沿袭了很长一段时间。
3.明清
实际上，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土家族与外界的交流日渐增多，许多文人均抵达过土家族聚居地区，也分别留下了自己的文字，或多或少揭示了当地的民风人情，如明代状元、著名文人杨慎（杨升庵）曾在《竹枝词》中高歌：“夔州府城白帝西，家家楼阁层层梯。冬雪下来不到地，春水生时与树齐。”这里，杨升庵为后人勾画出当地土家族民居的壮观景象。家家楼阁层层梯，顺山势而筑，冬雪纷纷，落在吊脚楼瓦上，沾不到地面。吊脚楼是颇具土家族特色的传统民居形式，大量的吊脚楼连片出现，足见当地土家族居民之集中。而清朝康熙年间的诗人王士祯《西陵竹枝词》中对土家族妇女的头饰则有描写：“金钗系接髻丫标，叉系年年聚此乡。江上夕阳归去晚，白苹花老卖鲟鳇。”
需要指出的是，历代文人对于土家族风俗的描写，大多是基于同情当地人的心理，但由于这些文人都是汉族出身，对于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不甚理解，因此不免将其视为另类，表现出厌恶的态度，甚至连杜甫也未能免俗，“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谁矜坐锦帐，苦厌食鱼腥”（《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巴罗倦剽劫，下愚成土风”（《赠苏徯》），“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形胜有余风土恶”（《峡中览物》），“俗薄江山好”（《续得观书》）等等。杜甫把夔人视为“下愚”，把他们的风俗视为“薄”的、“恶”的，他们唱的歌曲也听够了、听厌了，还不得不跟着他们吃鱼以“求饱”。因此，他感到“斯人难并居”了。一方面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示了厌恶的情绪。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柏茂琳的屋檐下“苦摇求食尾”感到过不去吗？不，这个“斯人”分明是指当地百姓，而不是官。是不是当地百姓有侵害杜甫的恶行？也不，从他的诗中看不出来。事实上，当时夔州的民风很淳朴，李贻孙的《夔州都督府记》为证，他写道：“其人豪侠，其俗信鬼神，其税易征，即知其民不偷。长吏得其道者，治之如反掌云。”这是李怡孙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任夔州刺史时写的，离杜甫在夔时间相差不过七十多年。直至南宋，夔州民风也还是很淳朴的，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王十朋权知夔州时，有《题易治堂》诗云：“风俗无难易，治之端在人。古夔尤易治，风俗本来淳。”又有“夔峡民淳狱讼稀，使君无事只吟诗”（见《梅溪先生后集》）。那么，究竟是何原因？我想，归根结底，是由于杜甫大汉族的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意识在作怪[19]。其实，曾经在土家族地区为官的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曾在《琵琶行》中写道：“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这里尚不涉及少数民族的音乐，仅仅是偏远地区的山歌，就令久居中原、长期为官的白居易感到厌恶，而曾在都城学艺、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歌女，却让诗人产生了“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愉悦之感。可见，对于杜甫、白居易而言，应当没有鄙视少数民族的意图，只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显然把中原、汉族作为主流，而将与中原文化、汉文化存在差异的文化、风俗等视为异俗，自身不适应，自然就在诗作等文字中流露出来了。
而对于苏轼倡导的民族平等思想，许多人大为赞赏，有人还提出：苏轼主张黎汉一家，反对贪官污吏对黎族的剥削，以锐敏的政治眼光来看待汉族和黎族平等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苏东坡是第一人。人们还援引苏轼的《和陶劝农六首》（其一）为证：“咨尔黎汉，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愤劫质，寻戈相因。欺漫莫诉，曲自我人。”话虽如此，但苏轼被贬去海南儋州，已是其晚年的事情，经历了诸多世事变故的苏轼，在人生境界上明显更上层楼，但在其早年，他对异族还是存在偏见的，对土家族同样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在《入峡》一诗中写道：“遗民悲昶衍，旧俗接鱼蚕。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坛。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叶舟轻远沂，大浪固常谙。矍铄空相见，呕哑莫与谈。蛮荒安可驻，幽邃信难耽。”这些都是应该扬弃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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