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节日传承中的信息变异：土风巴韵的传播研究

民俗具有变异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土家族民间节日在历史传承进程中，同样经历了诸多方面的变迁，不仅包括内容、子仪式等方面的变迁，甚至连名称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土家族“过赶年”的习俗传承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毫无疑问，土家族“过赶年”的年俗是在汉族春节的基础上演变而成，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年的名称从周朝开始，到了西汉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从历史文献来看，明清时期的土家族地区方志中开始有关于土家人比汉人提前过年习俗的记载，如乾隆《永顺府志》、嘉庆《龙山县志》、道光《古丈坪厅志》、同治《保靖县志》等都有“土人庆岁月大以二十九为岁，月小则以二十八日”的记载，这说明土家族“过赶年”的民俗形成不会早于明朝，而土家族最终选择“过赶年”取代沿袭了上千年的传统春节习俗，在很大程度上与土家族寻找合适的民族心理认同形式有密切关系。

尽管土家人普遍认同“抗击倭寇说”是过赶年习俗的滥觞，但对于明朝时最早“提前过年、出发抗倭”之人的记载，在湖南土家族聚居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等地，版本明显有所区别——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网站上是如此记载的：土家人过赶年就是纪念抗倭征战，提前一天过年遂成其俗。据土家族父老相传，土家过赶年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是年冬，明王朝调永顺、保靖、容美土兵协剿倭寇于苏松，为了按时出征，土兵将士来不及待到三十过年，只好提前一天赶快过年，按时出征，而叫“赶年”。

张家界市有关网站的记录则稍有不同：土家族过“赶年”，始于明朝中期，相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由于朝政腐败，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大肆袭扰，朝廷曾多次派大军抗倭，都惨败告终。尚书张经上奏朝廷，请征湘鄂西土兵平倭，明世宗准奏，派经略使胡宗宪督办。永定卫茅岗土司覃尧之深知一去难返，决定与亲人过最后一个年，于是下令：“蒸甑子饭，切砣子肉，斟大碗酒，提前一天过年再出征。”因时间紧，来不及做许多菜，就来个腊肉、豆腐、萝卜一锅炖，叫作“合菜”，吃了好上路，这道菜以后演变成“三下锅”。士兵上前线后，很快打败倭寇，收复失地，世宗亲赐匾额，上书“东南战功第一”。志书记下了这段历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犒将士，除夕，倭不备，遂大捷。后人沿之，遂成家风。”

而在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电影《湘西剿匪记》等影视作品风靡全国后，湖南湘西土匪猖獗的史实也为国人所熟知。确实，以湘西为代表的土家族聚居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曾遭受过百年匪患，因此土家族人民也将“过赶年”的习俗与此附会在一起，形成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过赶年”来源之说：“过去匪患严重，团不好年，后来大家商议提前一天团年，以后便相沿下来。”还产生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细节性的子仪式：其一，过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些地方的土家族团年时，要玩往脸上抹锅烟墨扮土匪打劫的游戏；其二，在湖南省张家界市等地的部分乡村，土家人民习惯在夜里吃团年饭，究其原因就是为了防止土匪袭击，抢走自己的过年食物。(www.xing528.com)

此外，部分土家学者干脆提出：无论是史志文献还是土家民间，都没有土家人“过赶年”的说法，土家族根本就没有“过赶年”一说。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曾专门撰文，阐述他质疑“过赶年”说法的依据——

无论是明清之际的土家族地区的方志典籍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实地调查报告中，都找不到有关土家族“过赶年”的说法，

既然史志典籍和民族学田野调查中都找不到土家人“过赶年”的说法，那么土家人“过赶年”的说法是怎么出现的呢？笔者在对20世纪50年代土家族确认单一民族和20世纪80年代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自始至终的见证人和参与者——田荆贵先生（81岁）进行专访时，他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在20世纪80年代鄂、渝、黔边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时，由于这些地方作为土家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土家语基本消失殆尽，因此只能从这些地区尚保留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与湘西土家族的风俗习惯进行对比，而月大腊月二十九、月小腊月二十八过大年的习俗在鄂、渝、黔边的土家山寨也同样存在，由于土家人过大年的日期又刚好比汉族腊月三十过大年的日期早一天，即民间所说的“比汉族过大年往前赶了一天”，于是当时参与鄂、渝、黔边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调查的一些学者就将其定名为“过赶年”，并将其作为鄂、渝、黔边土家族习俗的重要部分。当时包括田荆贵先生在内的湘西土家族代表应邀参加鄂、渝、黔边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座谈会时，对土家人“过赶年”的说法也曾提出过异议，但当时为了尽快恢复鄂、渝、黔边土家族民族成分，也就求同存异，不再坚持土家人没有“过赶年”说法的观点了。此后，一些土家族研究的文人学者又“自编”了一些有关土家人“过赶年”的动人传说故事，于是乎土家人“过赶年”就这样在土家知识阶层中“无中生有”地被宣扬开来了^[14]。

其实，事情也不似这位学者所说的那样，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土家族学者彭继宽、罗维庆等人在论文和著作中均使用“过赶年”的说法，尤其彭继宽先生是早期介入土家族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被誉为“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拓荒者”，多次深入土家族聚居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纯粹出现误读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见，将“过赶年”说成是莫须有也未必是科学的态度。更有趣的是，湖南省同一个县，在申报土家族民俗时，有时使用“过赶年”的说法，有时使用“土家年”的说法，结果都获得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