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节日仪式的传播研究

民间节日作为一种传统的事件和活动，其结构形式往往带有程式化的倾向。也就是说，节日往往都是由一系列既定的活动和仪式组成的，这些既定的活动和仪式就构成了传统节日的语境（context）^[6]。人们的各种交流活动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展开的。对于仪式，维克多·特纳曾指出，仪式一般具有三个要素：（1）展品或“所示之物”，即展示能唤起回忆或感情的器具或圣物，如神、英雄或祖先的遗物。（2）行为或“所做之事”，即模仿能唤起回忆或感情的行为和事件，如部落神话或宗教史诗中的某些情节。（3）教诲或“所说之话”，即向仪式的参与者提纲挈领地讲授他们所属社会或教派的神谱、宇宙观、组织的起源及秘史等^[7]。

由此可见，仪式是一种人类特殊的传播活动，因为传播本质上也是基于符号与主体互动、沟通所产生的一种社会仪式和文化仪式。仪式展演具有构建“信息场域”的功能，仪式传播就是通过仪式表达象征意义和传递信息的传播活动，“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8]土家族人民把“过赶年”提升为本民族最重要的习俗，实际上就是将其演变为一种重大的仪式，并为此建构了一系列的子仪式，在仪式的传播过程中，对信息的传递、获取已经无足轻重，它的核心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仪式表达各种重要的象征意义，其重心是“它产生了社会联结，无论真情还是假意，它都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并使相互共处的生活有了可能。这些观点不仅代表不同的传播观，而且与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及社会秩序模式密切相关”^[9]。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仪式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并表征了某一时代人们的意识观念、思想情感等，能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集合起来，使意义通过仪式得到表现和强化。仪式多次重复就成为一种记忆特别深刻的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民俗，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群体的一种精神与心理的需要。

如同汉族过春节讲究“开门十件事”一样，土家族“过赶年”持续时间长，从进入腊月就开始准备，直到正月十五才彻底结束，其间的传统子仪式也颇多，大体上包括了以下一些内容——

（1）杀年猪。过了冬至，土家人会选一个红煞日杀年猪，杀年猪时会请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撮一顿，被请的人家也不客气。将年猪宰杀后，会将肉按其部位砍成一块块的，分猪头、猪腿、猪屁股和块子肉等，猪腿多用于给岳父岳母拜年时用。

（2）做煻糁。腊月里做煻糁也是土家族人的一个重要的生活习俗。土家族煻糁是用糯米加工制成的，有的煻糁特别是用作礼品的煻糁，土家人还会用染成红、蓝等色的饭粒，精心摆设成各种字样，如红双喜、福、寿等字。有的一个煻糁堆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五谷丰登”、“丰衣足食”、“春色满园”等；也有的绘上山水、花鸟或花边图案。

（3）打粑粑。粑粑是土家人过年时节不可或缺的食品。拜年时，粑粑就有特别的用处，土家族地区有“拜年、拜年、粑粑上前”的民谚，言下之意是说粑粑是土家人走亲串门的必备之物，尤其在土家人为儿子定亲拜年时，一对大如明月象征团圆的粑粑更是必不可少的。

（4）推豆腐。豆腐是土家族人过年时必备的一道菜，土家族著名菜肴“三下锅”中的重要配菜之一就是豆腐。

（5）贴春联。土家人将贴对联叫做贴对子，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土家族人的美好愿望，是土家族地区一种文化形式。每逢过年，从土家族地区的乡村到城市，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6）吃团年饭。土家人过年，最讲究合家团圆的欢乐，过年之前，远离千里之外的亲人也要赶回家来，全家老少团聚同桌吃饭，这叫吃团年饭。团年饭是土家族人过年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仪式。据称，谁家在过年时吃年饭越早，越能够在来年里吉祥如意。为了在过年这天抢年、办好团年饭，土家人往往会提前一至两天来精心准备团年饭。

（7）送亮。团年饭吃好后，还得去给已逝的祖辈一一上坟，土家人谓之“送亮”。土家族地区老人亡故后，孝子须带上粑粑、煻糁等祭品与香纸蜡烛前往祖辈坟前祭祀，到了坟前时，将祭品摆在坟前，跪着点燃香纸蜡烛，随后放上一挂准备的鞭炮。回家时，还要呼唤亡者与自己一同回家，让亡者也能回家过年。

（8）果树过年。过年这天，土家人会端着一个瓷盆，里面装着一些过年时的年饭菜，带着一把磨得锋利的斧头，进山给自家的桃树、梨树、李树等各种果木树喂饭菜。据称给果树喂饭后，果树会长得更高更大，树上结的果子会甜一些。

图4-2　打年粑（毛古斯摄）(www.xing528.com)

（9）守岁抢年。除夕守岁抢年是土家族最重要的过年习俗活动之一。守岁就是在旧年最后一夜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除夕夜里抢年就是待夜里的公鸡一叫，即刻点燃鞭炮放起来。

（10）拜年。拜年是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习俗，它是土家族人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最典型的拜年，要算是年轻夫妻双双上岳父母家去拜年。女的背上花背笼，男的背上满满一背粑粑、煻糁和腊猪腿，女婿向岳父岳母磕头拜年后，就在岳父母家住下来。

（11）文艺活动。正月初一至十五，土家族地区民族文艺活动异彩纷呈，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在此期间很多地方会跳摆手舞，还有赶庙会、唱大戏、耍狮子灯、舞龙灯、骑高脚马等迎春文艺活动也很吸引人心，其中舞龙灯最为流行。

土家族过年，不仅形成了诸多稳固的子仪式，甚至把这些活动的时间也固定下来了，“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打扫屋，二十七泡糯米，二十八打粑粑，二十九样样有……”，这段民谣说的是过年前的准备活动；“三十晚上的火，正月十五的灯”，则是说土家人除夕晚上守岁时，一定要在火坑里燃起很旺的火，预示来年生活兴旺、红火，而在正月十五闹元宵时，自然要看五彩缤纷的彩灯了。

不独是“过赶年”有众多的子仪式，土家族其他民间节日也大多建构了自身的子仪式体系，如六月六节。每到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各家各户都翻晒衣物，称作“晒龙袍”；有的村寨杀牛祭祀，分食牛肉；有的村寨农作物成熟较早，就结合“吃新”，用新谷、新菜祭祀，表达景仰、祭祀覃垕王的意思。

笔者认为，土家族人民着力建构“过赶年”、“六月六节”等民族节日的特殊子仪式体系，目标是通过它表达两个方面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向其他民族彰显自己强悍、劲勇的民族性格，其二是增进本民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

第一，彰显土家族强悍、劲勇的民族性格。

民俗保留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一种民俗就是一种符号，符号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民族记忆痕迹。因此，在民俗中必然凝聚着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善美。相应地，如果是最能彰显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习俗，自然也更容易被深刻记忆，进而长期流传，“过赶年”、“六月六节”等恰好与土家族的民族性格高度契合，于是被广泛传播开来。

土家族人民英勇善战素有历史渊源，其先民巴人曾以歌舞助武王灭纣，《华阳国志·巴志》曾有记载：“周武王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指《尚书·牧誓》有巴蜀之师助纣王之师的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明朝，土家族的这一优秀品格得到了更大的发扬：明代“募兵不足以当贼锋之锐”，常调“惯熟战阵，每战必捷”的土家军士参加抗倭、援辽、平叛等多种军事活动^[10]。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则进一步指出：“在周、汉、晋、隋历次统一祖国的战斗中，土家族人民都出过很大的力量，明代对东南沿海倭寇的抗击，第一功是‘土家’兵建立的……”^[11]在国家需要的时刻，土家人敢于奋勇冲杀，而面对朝廷的压迫，土家族将士同样英勇反抗，从汉朝到隋朝期间，土家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不绝于史，而在元明两朝，土家族土司反抗历代朝廷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等行径的起义同样层出不穷，除了直接促成“六月六节”的覃垕起义被杀害之外，尚有数十起，在明王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间，明王朝对鄂西地区土家族反抗斗争的镇压达十余次^[12]。

土家族这些节俗生动地启示着古代土家族人民英勇反抗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坚决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光辉历史。

第二，符合土家族民族心理认同感的需要。

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载体，并非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的情感。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田兆元教授认为，节日民俗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标记，对于一个群体的文化传承，对于民众的团结和睦，对于社会的安定，其意义均非同寻常。土家族士兵参加明朝军队的抗倭斗争、取得“王江泾大捷”无疑是整个土家族世界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很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自豪感，于是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自然而然通过土家族节日民俗以生动的传说、丰富的内容、通俗的语言流传下来，“过赶年”很恰当地担当了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把土家族的光荣历史传承下来，使之长久流传于后世。这对树立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建构和传播民族节日，实质上就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民俗是其民族成员共同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规范，是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往往在较大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社会、维护民族传统道德的功用，具有相对稳定性^[13]。土家族从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单一的民族后，必然要努力促成所有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识，以提高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精神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土家族必然要极力建构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民俗系统，而节日在其中又不可避免要发挥重要作用。节日的功能是巨大的，它本身是凝聚文化的一种载体，过一种节日其实就是体验一种文化，人最容易在本民族节日的文化熏陶下对本民族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传统节日其实就是保持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