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播研究：土风巴韵的文化载体功能

民间节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各民族、群体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与其他民俗一样，民间节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民间节日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有人认为，节日的历史和一个民族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民间节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譬如生产方式的改变、政治制度的变迁、民族的融合、宗教的影响等，都会对民间节日体系带来影响，而那些能传承至今的民间节日，大多已凝塑成记忆民情风俗和信仰旨趣的动感样板，成为彰显特色文化和张扬民族性格的活化载体，甚或正在扮演着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融会的特殊角色。

民间节日具有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综合性、传承性、实用性等特征，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传承传统文化、和谐天人关系、点缀和丰富生活内涵的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和表达方式。与其他民族的节日制度一样，土家节日习俗里包容着一部完整的民族史。所以说，土家族传统节日富有“史诗性”。考究土家族的传统节日，没有一个不是对土家族历史的回忆、认识、思考，没有一种不是历史里程碑^[2]。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家族节日是一个文化符号，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本关怀的意蕴，并有它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土家族节日又是一种社会符号，在社会互动中充当社会和谐的载体，亦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总体而言，土家族民间节日丰富多彩，作为土家族重要的文化载体，这些传统节俗都充分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与存在，体现着本民族的心理与精神，具有自身的内涵和多方面的功能。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土家族民间节日大体上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文化载体功能——

其一，深刻反映民族历史，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功能。

节俗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沿积久而形成的，土家族的一些重大节日，更是多与该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特别与土家族先民的骁勇善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密切相关，是土家族最值得骄傲的“族徽”。

“过赶年”是土家族最重要的民间节日，过赶年时间是：如腊月大，过二十九日，如腊月小，则过二十八日。因为总比汉族提前一天过年，故叫做“过赶年”。在2006年公布的首批湖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俗中的第一项就是“土家族过赶年”。而在2011年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南省永顺县申报的土家年也赫然在列，其实这两项民俗遗产是同一回事，只是申报者对其的称呼不同而已。如前所述，有关土家族“过赶年”起源的传说多达十余种，但均与土家族或其先民的发展历程有密切关系，如其中的“抗击异族说”，说的是土家人在过年前探得敌人要乘过年来偷袭，为打击来犯之敌，也让大家过一个团圆年，土家族头领就让大家提前一天过了年，以便有充足的精力痛击来犯之敌。提前过年后的次日，敌人果然来了，斗志旺盛的土家人将来犯之敌打得落花流水。为纪念这次战斗，土家人从此后就提前一天过年，沿袭下来成为本民族的一种过年习俗。而流传最广、土家族人最相信的说法则是“抗击倭寇说”——在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中国，朝廷给土司下了一道圣旨，调集土家族士兵赶赴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圣旨到达时恰逢春节前夕，为让这些即将出征的官兵过春节，土司王决定提前过年。待官兵们与家人团年后，土司王带着这些官兵即刻奔赴抗倭前线，并一举大败倭寇。为纪念这次征战胜利，也为表达对抗倭将士的深切怀念，土家族人此后过年都要提前一天。清朝时期永顺府的《龙山县志》明确记载：“土人度岁，月大以二十九日为岁，月小则以二十八，相传前土司出军值除日（夕），令民先期度岁，后遂以为常。”

图4-1　土家年（卢瑞生摄）

按照学者们的共识，节日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形式，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象征仪式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就认为，每一种人类社会都用仪式和典礼来庆祝或表达它的欢乐、悲伤和胜利。“过赶年”作为土家族重要民俗之一，确实与其祖先的历史生活有重要关联，土家族“过赶年”的诸多渊源都可以得到史实的佐证，如前述的“抗击异族说”在某些地方也称为“伏击客王说”，说是在著名的溪州之战中，土家首领彭仕愁一方探知客王马希范打算趁过年来偷袭，于是提前过春节，设下埋伏，歼灭了客王的兵将。而“抗击倭寇说”更是具有充分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明朝中期嘉靖年间，土家族士兵与其他民族战士共同创造了著名的“王江径大捷”：王江泾之战的作战时间是嘉靖三十四年，即公元1555年四月末到五月初，倭寇徐海部4000余人由嘉善进犯嘉兴，张经分遣参将卢镗等督狼土兵击之，保靖兵新到，对地形不熟悉，初战受挫。巡按御史胡宗宪亦赶来，激励士卒再战，遂于嘉兴东郊之石塘湾大胜。倭寇向平望方向逃遁。四月二十六日，倭寇从嘉兴至唐家湖（平望北60里），湖水汹涌，不能渡，吴江知县杨正集乡兵于水上，牵制敌舟，派善泅水者入水凿敌舟。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赶至，倭寇大败，退至王江泾。此时明军已对倭寇成合围之势，北卢镗军，东俞大猷军，南胡宗宪军。保靖士兵为先锋，斩敌200余。二十八、二十九日，双方又有激战，张经亲自督师，敌军5000人猛攻，明军稍却，危急时刻俞大猷奉命督永顺士兵2000人由泖湖赶来，汤克宽部亦率舟师而至，明军士气大振。五月一日，明军三面合击，大败敌兵，斩杀2000余人，溺死者无数。残部逃回柘林，自己纵火焚其大本营，驾船200余艘出海逃去，王江泾大捷为明有倭寇以来，战功第一^[3]。这里提及的永顺士兵、保靖宣慰使彭荩臣等，指的就是土家族士兵和土司：明朝时土家族士兵在土司的带领下奔赴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倭寇的侵略，土家军在取得“第一战功”王江泾大捷后，又获得沈家庄大捷，使倭魁徐海授首，东南沿海一带倭寇荡平^[4]。而土家族学者罗维庆副教授则依据自己对明代土家族地区卫所制度的深入研究结果提出：“赶年”是因土家族过年比汉族提前一天而得名，其实，这种习俗并不是因抗倭而形成的，因从土家族生活地区前往东南沿海需一个多月时间，并不在乎提前一天。而是土兵当时实际上已与卫所军队一样，每年需要轮番戍边，即明代班军制度中所谓的“边班”。土兵当时轮班戍守的是湘黔边境的“边墙”，即今天的南长城。戍守一年一轮换，轮换时间为每年初始第一天。为不致影响轮换，路程稍远的土兵只能提前一天过年，以腾出一天时间赶至值班地点。而路程稍近的并不需要提前一天，而是一大早过年。所以，今天土家族的“赶年”提前一天过年，或在过年当天早晨4至5点钟吃年饭，均是因卫所的“边班”制度造成的，久之，竟至成为土家族具有标志性的节日习俗^[5]。

与“过赶年”类似，土家族“六月六节”等传统节日也与该民族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六月六节”又称“覃垕晒皮”，在湖南张家界等地颇为风行，是纪念土家族土司覃垕遇难而设立的。相传朱元璋称帝后，背叛农民起义宗旨，强迫茅岗司土民贡献香楠大木，因而徭役十分繁重，加上湖广大旱，灾民相食，弄得民不聊生。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时任慈利安抚使、湖广理问（法官）的土家族首领覃垕，联合桑植、永顺、鹤峰等“十八洞蛮”愤然揭竿起义，朝野震动，朱元璋亲自坐镇荆州，先后派遣五个侯级将领发兵征讨，覃垕兵败七年寨，坚持抗战，后因叛徒出卖，被官兵俘获。洪武五年农历六月初六日，朱元璋在南京下令对覃垕实行剥皮刑，一时飞沙走石，乌天黑地，京城七天七夜日月不明，昼夜不分。朱元璋意识到错杀了真命天子，天地不容，急忙跪倒在地，向天地许愿，每年六月初六、十六、二十六，让覃垕王坐王位三天，亲施三拜九叩之礼。愿毕果然云开雾散，日月复明。为取得覃垕真影，朱元璋还下令将覃垕皮吹鼓，供在殿上。为防虫蛀霉烂，每年六月初六要翻晒覃垕皮一次，故这天又叫“覃垕晒龙袍”、“覃垕晒皮”。《永顺县志》记载说：“六月六日晒书及衣服，俗传明茅岗土司覃垕以是日被诛，血溅其衣，附近居民暴衣以吊之，名曰‘晒龙袍’。”

其二，有效增强联系交流，具有人际调节功能。(www.xing528.com)

重人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同样也是土家族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土家人先前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多是几家几户住一个山头或村寨，这种散居和崎岖的山路使他们平时不易聚集在一起，加上土地面积广阔，每户都有许多山地开垦，平时都忙于各自的农活，在节日活动中他们彼此谈过去、道未来，相互询问对方的生产、生活情况，叙说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人们还利用节日交流的机会，在喜庆的气氛中拜望族友，人际间关系好的更进一步加深，有的还通过这种消闲的形式尽释前嫌，使群体意识得到调节和强化。

土家族传统节日中，过赶年的子仪式之一是拜年，就是典型的人际交流方式。土家族拜年有一定的规矩，而且各地的讲究大体上相同，有些地方信奉“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门，初三初四拜丈人”，也有些地区时兴“初一拜家神，初二拜丈人”，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先拜望族人，然后才拜望岳父，这与土家族地区时兴的“乱亲不乱族”观念是一致的，亲戚间的辈分可以乱，但族人之间的辈分必须恪守。举例说明：笔者的外祖父有兄弟两人，他们共生育了六个女儿，其中有四位的丈夫都是庹姓，包括笔者的父亲；按照亲戚关系，对于其余的三位，笔者都应该叫“姨爹”，但当地的规矩却不是这样，大家都是庹氏族人，必须严格按照辈分区分，笔者的父亲辈分最高，有两位姨妈的丈夫跟笔者同辈，更有一位姨妈的丈夫比我们还低一辈，于是拜年时亲戚间的称呼就非常奇怪了，有人管笔者的母亲叫“姨妈”，却需要称呼笔者为“爷爷”、“奶奶”、“姑奶奶”，在外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叫的人、应的人都没有丝毫的诧异，当地的风俗就是这样的。

“女儿会”也是土家族青年为增强联系和交流，寻觅意中人而创设的节日活动，有人戏称它是“东方的情人节”。过去土家族男女交往的圈子狭窄，加之女方家族不愿意失去劳动力，于是逐渐形成了近亲繁衍的陋俗，当时比较流行的婚姻制度就是“姑表亲”，流传的婚俗歌“姑家女，伸手娶，舅家要，隔河叫”，“老表、老表、撞到就搞到”，变相把婚姻当成了劳动力的交换，且美其名曰“亲上加亲”，但现代科学早已表明，姑舅表亲作为一种近亲婚配，是现行婚配中最落后的一种，它严重危害着子孙繁衍和人类的健康发展。而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姑表亲等陋俗直接禁锢了男女青年的婚姻自由。于是，他们自发组织“女儿会”，通过对歌相识到相交，私定终身。“女儿会”的形式非常独特，男女青年假借物资交换而寻情觅意，欲觅对象的男子身背空背篓，假装购物，看中哪位姑娘，便上前“购物”。在“讨价还价”中，各显才智，增进了解，如果那位姑娘不答应，就抬高价格，小伙子应知趣地走开；如果她也中意对方，就会把价格慢慢往下压，这等于给对方一个暗示，我们可以进一步交谈，于是双方退出闹市，到街外的净林或阳坡上“边边会”。“女儿会”的仪式感是很强的，通常分为对歌相亲、考验定亲、拔河争亲、拜堂成亲四部分，人际交流的氛围非常浓郁。

其三，民族文化在节俗活动中全面体现，具有文化传播和交流功能及很强的娱乐功能。

土家族节日文化中，有许多娱乐活动穿插在里面，在传统的社会中，在文化娱乐设施缺乏的当时，无疑是活跃人们身心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土家节日文化的娱乐功能便寓于其中。此外，在许多节日活动中，都有老人编唱本民族历史传说，讲述本民族故事，表演本民族舞蹈的内容，这些知识通过节日活动这一独特传播方式传递给土家人，在学校教育不发达的当时，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也有相当的作用。

过年是土家人团聚的时刻，在农业时代，这也是难得的农闲季节，人们纷纷利用这段时间开展问题活动，在正月里，跳摆手舞，扎制各种彩灯，表演地方戏剧、三棒鼓，玩“打飞棒”等土家族民间体育活动，尽情欢乐。其中正月十五娱乐活动更是达到高潮，入夜后张灯结彩，演戏，玩花灯，舞龙灯、狮子灯、蚌壳灯，通宵达旦，城乡皆然，名曰“闹元宵”。2012年元宵节，笔者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区亲历了数十万人“闹元宵”的热闹场面，张家界市区元宵灯会号称全国五大灯会之一，完全为当地市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大餐。市区主要街道上空以跨街形式悬挂装饰灯和红灯笼。打造出“春夏秋冬”主题花灯隧道景观，而在街道两旁等地则分别悬挂了装饰性满天星灯和红灯笼。我们在主要表演场所看到，几队龙灯穿梭表演，把街上的人们吸引得跟着他们四处跑；固定台面表演的张家界阳戏、三棒鼓等也招徕了许多热情的观众，几条街道上彩灯相衔、烟花不断，映衬出火树银花的氛围。我们虽是三个成年人，但挤在潮水般的人群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只能手牵手缓慢行进，否则就可能被人群冲散，再难找到彼此。而在“女儿会”上，人们也要载歌载舞，男女青年还会进行对歌猜谜等活动，一方面展示歌喉，另一方面反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相比之下，土家族“舍把日”更是一次文娱活动的集中展现，“舍把日”本身就是对以摆手歌舞为中心的综合性民俗文化活动的称呼。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土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舍把日”逐步成为土家族一年一度民俗文化活动的盛大节日——舍把节。舍把节的举办日期在各地不尽相同，有农历正月、三月、六月和春社、秋社节等，但舍把节的主旨基本一致，都是一种以祭祖先、求兴旺、庆丰收、祈吉祥为主旨，以摆手歌舞为载体，以表现土家族开天辟地、人类繁衍、民族迁徙、渔猎农耕、古代战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及信仰祭祀等广泛、丰富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土家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舍把日”上的文体表演丰富多彩，既有摆手舞、毛古斯、送嘎沙嘎等歌舞、戏曲表演，也有打溜子、咚咚喹、土家山歌、地方小曲等技能展示，在此期间通常还会进行拔杆、抵杆、打秋千，押枷、打陀螺、打飞棒及恭鸡等民间传统体育竞技，其间也掺杂一些小杂耍等，打山棋、五子飞、土王棋等益智类民俗活动也要在“舍把日”上亮相。可以说，“舍把节”既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又是一幅气势磅礴的民族历史和风情浓郁的土家生活画卷。因此，2012年9月，由国家民委、文化部、旅游局指导，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协会、国际节庆协会共同主办，旨在打造中国民族节庆品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三届中国民族节庆峰会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召开，会议评选出“中国最具特色民族节庆”11个，湘西州申报的土家族舍把节在报名参评的200多个节庆中位居榜首，成为中国土家族第一个“国字号”节庆品牌。这次“最具特色民族节庆”评选以节庆的民族性、国际性、创新性、地区特色为重要指数，土家族舍把节入选理由是：舍把节具备原真性、独特性、唯一性等特性，荟萃了土家族文化艺术之精华，民族氛围浓郁，群众参与广泛，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并有利于融洽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和谐，提升土家族聚居地区的美誉度、影响力和吸引力。

其四，土家族节俗反映出民族风俗的演变。

与土家族爱情婚姻有关的节俗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土家族爱情婚姻习俗发展变化的概貌。在历史上土家族婚姻习俗也曾几度变革，直至解放前，在湘鄂川黔边界土家族的一些较偏僻的村寨，尽管封建婚姻盛行很久，但原始的男女自主婚配，通过节日风俗大量保存下来。在“舍把节”中，除了预祝年成风调雨顺保丰收等内容外，也有男女欢情的交往；跳“摆手舞”时，有青年男女唱歌跳舞相爱定情的，也就有了专以反映妇女爱情自由的“女儿节”。这些节日习俗显示出土家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上在远古就曾具有过原始性质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有过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制度。同时从这些节日风俗中可以寻觅出土家族原始婚姻的遗迹。

土家族的一些节日习俗基本上反映了土家族民间宗教信仰、祭祀崇拜的概况。土家族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经过了“万物有灵”和图腾信仰、巫术存在的历史阶段。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家族已从原始宗教信仰而演变为多神崇拜。又由于土家族地区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道教、佛教传入土家村寨较早，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人民受汉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土家族的宗教信仰也渗透了不少汉族宗教信仰的因素。这些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也在土家族节日中得到体现。“赶年节”、“晒龙袍节”、“社日”等都以祭祀祖先为主，这些节日内容都反映了土家族宗教信仰中的祖先崇拜情况，例如过年当天吃了年夜饭之后，一家人都要去“送亮”，也就是祭拜去世的祖宗和亲人，大家带上蜡烛（以前是煤油灯）、香、纸钱到亡人坟前祭奠，点上蜡烛和香之后，磕三个响头，放一挂鞭炮，这样亡人也就过年了。

土家族节日风俗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种反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重要部分。但是，土家族节日风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变革以及土家、汉族的文化交流而不断发展变化，土家族人民也在不断自觉地革除节日风俗中不合理、不健康和过时的东西，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如今，这些民族节日活动，已逐渐成为健康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它牵动着每个民族成员，丰富着本民族的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