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风巴韵：土家族情歌的传播

作为土家族重要的口头民俗之一，土家情歌以其较强的抒情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众歌谣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与其他艺术的形成过程一样，土家族情歌起源于土家人的日常生活，是土家人“以歌为媒”这一婚俗的真实写照，而土家情歌流传、推广后，自身也承载了许多反映土家族社会生活的信息，成为传递土家族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

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全面实行“改土归流”之前，由于长期采取“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隔绝政策，在汉族社会里早已占据统治地位的纲常伦理观念，对于土家族地区的渗透还不够深入，土家族人民集中居住的武陵山区相对形成一个封闭的小文化地理圈，其民俗纯朴，社会风尚却较为开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男女婚姻颇为自由。历史上，土家族习惯法关于恋爱规范的内容是恋爱自由，合法形式是对歌。恋爱婚姻全过程均有歌声相伴，在恋爱时，谓“歌为媒”^[1]。潘光旦所著《中国土家族简史》也提及土家人的这一婚俗，“他们唱歌跳舞，彼此定情，得土老师（梯玛）的认可，婚前往土王祠拜敬后，便可成婚。”类似的记载还存在于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史志中，元明清土司时期，土家先民盛行以歌为媒的婚恋习俗，“土司地处万山之中，界连诸苗，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刺花布帕，衣裙尽刺花边，与红苗无异。凡耕作出入，男女同行，无拘亲疏。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声为奸淫之媒，虽亲夫当前，无所畏避。”^[2]

因为以歌传情、自由择偶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促使土家青年“道途相遇，不分男女，以歌声或木叶为婚姻之媒”。这一习俗推动了情歌的巨大发展，情歌作为一种爱情的媒介，男女青年倾诉爱慕之情和建立婚姻关系的一种方式，在土家族青年中广为流传。

土家族传统情歌是以社会生活为表现主体的文化形式，无数的情歌清晰地表现出土家人民的精神生活、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是土家人对真挚爱情的歌颂和对劳动生活的赞美，它以极其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浓郁抒情的艺术手法而闻名于世。总体而言，土家情歌以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为题材，涉及的内容很广，有表达爱慕之情的，也有表达相思之苦的，彭南均将土家族情歌划分为初恋歌、赞美歌、结交歌、相思歌、离别歌、反抗歌等类别^[3]，田茂军教授则认为湘西土家族情歌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种体例：一、关于结情的情歌；二、关于劝情的情歌；三、关于怨情的情歌；四、关于私情的情歌。这里划分依据的标准是：第一，着眼于土家族情歌本身的内容与形式；第二，着眼于情歌创作者本身的主体性因素，这里面包括有听众的因素；第三，着眼于演唱的场合与目的，也就是它的作用与功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情歌不是上面所言的传统狭义情歌，而是作为民俗的一种文化活动而言的广义的情歌。如果狭义地把情歌局限于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所唱这样的范畴内，那么就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一种孤立平面的民间文学文本，而研究时也就参照作家书面创作的特点，套用“思想性——艺术性”这个公式去分析。显然，关于结情的情歌是同一类山歌，这种山歌只是情歌中的一种体例。后三类亦如此^[4]。

笔者在此借用田茂军教授的分类标准，简单介绍各类情歌的功能与作用。

其一，结情。

这是最典型的情歌，就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所唱的歌，它最能体现情歌在爱情生活中所起的桥梁作用。在“以歌为媒”的年代，土家族青年男女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展开情歌对唱，在每年一度的“摆手节”和跳摆手舞时，青年男女可以自主选择配偶，通过对唱情歌结交伴侣，此外各地还有专门为年轻人结识提供的时机，如湖北省恩施、鹤峰、宣恩相邻地界有“女儿会”或“女儿节”，湖南省古丈等地则有“社巴日”，每到这一天，青年男女赶场集会，谈情说爱，选择意中情人。更有胆大的青年，只要遇到自己心仪的异性，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特定节日里都敢于敞开歌喉，尽情表达爱慕之意、思念之情。

土家族男女为结情而唱的情歌，通常直抒胸臆，大胆而热烈地表达歌唱者对于对方的爱慕之情，如男子所唱的情歌——

上山不怕虎狼多，下海不怕蛟龙恶，二人有心喜结伴，莫怕旁人是非多。

想连情妹费尽心，就如上天摸星星，为郎本是登天汉，哪怕天上起乌云。

打铁不怕火巴脚，打雀不怕钻柴壳，挑担不怕长路远，结情不怕掉脑壳。

月亮出来月亮明，照到后园豇豆藤，豇豆长大成双对，小郎独自打单身。

土家族姑娘同样毫不含糊，通过歌声把自己倾慕某一土家儿郎的意愿表达出来——

好水洗衣不用槌，好姐连哥不用媒，阵阵山歌架起桥，情哥情姐桥上会。

雨后初晴河水浑，心想过河怕水深。丢个岩头试深浅，唱首山歌试郎心。

隔山隔岭又隔岩，知心话儿歌传来，听见情郎把歌唱，姐儿出门忘穿鞋。

这类情歌除了表达自己有意结交对方这一最直接的实用价值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适应土家族各个时代人们生活和思想上的要求，形成对爱情生活的审美习惯和择偶标准，并进而分化或整合民俗中关于婚姻这一核心问题的发展。在改土归流之前，土家族地区较少受到汉族婚姻理念的影响，很少“门户之见”，这表现在择偶标准上，体现为重视情感因素，看重对方的个人素质，而较少世俗的贫富观念等，如“韭菜开花细绒绒，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义好，冷水泡茶慢慢浓”、“太阳出来照桂花，情姐爱我我爱她；情姐爱我劳动好，我爱情姐会当家”。(www.xing528.com)

其二，劝情。

劝情这一类的歌则多为单人独唱，唱的内容都不离“劝”的主旨，突出特征是说教性。为达到此目的，唱词多劝勉、劝诫、劝说的内容，一些歌从标题上就能看出这种特征，如《劝郎歌》、《劝姐歌》、《十劝父母》等，有一首《劝郎歌》就明确表现出劝说男青年勤劳、顾家的意图：“双手搭在郎的肩，轻言细语把郎劝，莫把田园荒芜了，莫把采花当种田，饿肚难进姐家园。”

其三，怨情。

此类情歌多反映青年人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抗争。在土司时代，土家族青年在恋爱方面相对自由，主要体现为他们可以自由恋爱并以歌结情，但他们只有结交的自由，而无结亲成婚的自由，其婚姻必须得到梯玛的首肯，否则将被迫放弃；而且，土家地区的一些传统风俗也使得追求自由婚姻的年轻人受到诸多约束，一是土家族民间普遍存在姑家女必优先嫁舅家子的“骨种”婚，正所谓“姑家女，伸手娶；舅家要，隔河叫”，二是“坐床”风俗，即兄亡弟收嫂，弟亡兄收弟妇。另外一些禁忌也使得男女的婚姻频遭不幸，如各土家族聚居地区流行的“同姓不婚”，甚至在覃田、彭王、彭白、向李、向尚、田庹、向田杨诸姓之间，也有通婚禁律。清朝雍正年间土家族聚居地区全面“改土归流”以后，朝廷在土家族地区推行封建道德标准，汉族地区盛行的包办婚姻制度也落地生根，土家男女婚姻从此受到“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诸多限制，订婚必须以牛、羊、猪、酒、银钱为聘礼，有些贫苦之家的男青年，虽有心仪之人，却因无法支付聘礼，终身不能娶亲。

严酷的礼教与野蛮落后的陋习，在土家族地区酿成了不少的婚姻悲剧。青年人面对阻碍他们获取幸福与自由的重重锁链，他们怨恨，他们抗争，唱出了一曲曲怨情的歌。

在土家族怨情类情歌中，有许多是表达对父母兄嫂的怨恨之情的，如土家族颇有名气的《十怨情》中唱道：

三怨爷娘心太粗，不看儿郎看家屋；

女儿欢喜偏不送，一心只想高门户。

四怨哥嫂把事做，不念姊妹亲骨肉；

只听媒人说好话，糯米粑粑做的出。

怨恨媒人的情歌也不少，由于众多土家族女性无法真正认识到是封建婚姻制度扼杀了自己的终生幸福，也不愿意直接指责葬送自己婚姻幸福的亲生父母，于是把怨恨的情感倾泻在婚姻的直接促成人、婚姻制度的代表“媒人”身上，往往把满腔怒火化为对媒人的最怨恨毒的诅咒：“对门坡上栽斗子，背时媒人死独子；对门山上种韭菜，背时媒人绝九代。”

怨恨发展下去是抗争，在各种方法都无法实现自己追求幸福的目标之后，一些土家族女性甚至喊出了不惜以生命换取婚姻幸福的口号：“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爷娘不怕官；杀头如同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园。”看到这首情歌，笔者首先想到了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那段著名的唱段，女游击队长韩英在敌人的监狱中豪迈地唱道：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根据历史，当时在洪湖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中，许多人都来自土家族，这一唱段源于土家族情歌，也代表了土家族儿女一贯的斗争信念。此外，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与这首情歌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四，私情。

从逻辑关系上说，这类反映土家族男女青年私下结情的情歌，实际上也是怨情的情歌的延续，是他们抗争精神的一种抒情性的表达。由于经历了两情相悦、棒打鸳鸯等环节，有情人必须通过对歌传递自己的想法，希望与对方私奔、私通，达到鸾凤和鸣、同床共枕的目的，因而表达私情的情歌既不像结情的歌那样情意缠绵，也不似劝情的歌那样劝诫说教，更不会如怨情的歌那样用灰暗的色调来描绘年轻人所遭受的婚姻不幸，它往往幽默诙谐地速写出恋人们聪明勇敢、随机应变的种种表现和变化微妙的心态，某些私情的歌中甚至较为露骨地表达出一方对于性的渴望。

田茂军教授认为：同怨情一类的歌比较，在关于私情一类的歌中，女子形象的塑造大多聪明美貌、机灵过人。她们身上有民间故事中机智人物和巧女形象的烙印，也可以看出一些传统戏曲中崔莺莺、红娘、杜丽娘、赵盼儿的投影。其曲调也受到一些俚俗小曲的影响与渗透，在演唱的时候带有民间小戏的某些特点，其审美效应必然具有戏剧性的效果^[5]。

总之，土家族情歌真实地描述了土家族儿女的爱情生活，表现了他们真挚的爱情观和审美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对包办婚姻的反抗。无数的土家族情歌，共同反映出土家人民的民族性格：追求婚恋自由，反抗封建压迫；重情尚义，反对势利；安于农家生活，性情恬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