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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传播研究:受众认同与土风巴韵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土家年的民俗,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认可了汉族春节的基础上、为彰显民俗特色而兴起的一个重要民族节日。换言之,土家族人民为本民族创立“土家年”的民俗,最终是为了铭记本民族的爱国、英勇等值得永久弘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土家族的节日习俗中,除了最具典型性的“土家年”之外,尚有“六月六”等节日,都发挥了传递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性格的功能。

土家族传播研究:受众认同与土风巴韵

一种民俗经过长时间的流变和空间转换后能否继续存在,判断的根据应当是在这种文化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内部。民俗稳固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特定人群的认同,否则该民俗的传播只能中断,无法延续,传承自然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民族性的民俗要得到广泛的承认,必然也要得到族群成员的认同,进而自觉、反复实践。中山大学小康教授曾指出:“一种文化活动能不能成为一种精神凝聚力量,形成一个群体的文化特征和传统,关键在于能不能使这个群体的人们找到一种共享的、群体特有的归属感,并由此而形成代代传承的对这种身份归属的记忆、自豪和自尊。这就是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感。是真民俗还是伪民俗,最重要的差异就是这种群体认同感。比如起源于山野乡村的民歌,如今在都市里传唱或进入电视节目后还是不是民俗?关键不在于它是否被商业化或政治化了,而在于这种民歌的传唱和接受是否还能够唤起特定族群共享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12]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集体遵从、反复演示、不断实行,是民俗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而族群成员对于某一民俗是否认同且自愿践行,关键因素在于该民俗能否体现民族精神,彰显民族凝聚力。为此,人们在民俗传播进程中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把关现象,民俗传播中的传播者不是把关者,接受者才是真正的把关者,只有经过他们同意的民俗信息,才能最终被确认为民俗。道理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民俗传播过程进一步细化,不难发现,民俗最初的雏形始终只在族群的少数成员当中得到认可,他们要把这种新型的节日、饮食史诗等向更多的族群成员宣扬,并促使他们接受,必然要获取大多数成员的同意,否则该民俗只能无奈地遭受夭折的命运。

在此背景下,率先推行民俗的族群成员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技巧,使得自己即将传播的民俗信息尽快突破其他族群成员的抵触,迅速在整个族群中推行。依照一般的规律,民俗的推行和认同必然也会经历从容易到困难、从表象到内核的过程。

在民俗当中,仪式和历史故事、传说等无疑属于表象,而蕴含在其中的文化精神则是内核。为便利民俗的迅速推广,便于族群成员顺利接受,避免传播活动遭遇巨大的阻碍,传播者肯定会首先把仪式、历史故事和传说等外在表象传播给其他族群成员,迅速吸引他们,对其产生凝聚力,进而阐释这些仪式、历史故事和传说等蕴含的民族文化、民族素质。(www.xing528.com)

土家族最重要的节日习俗——春节——被认同的过程,颇为明显地显示了这一特点。土家年的民俗,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认可了汉族春节的基础上、为彰显民俗特色而兴起的一个重要民族节日。土家年,始于明朝中期,盛行于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清乾隆《永顺府志》和《永顺县志》均有记载,清同治九年(1870年)《永顺府·龙山县志》风俗载:“土人度岁,月大以二十九日为岁,月小则以二十八日。相传前土司出军值除日,令民间先期度岁,后遂以为常。”而湖南张家界市的风俗资料上更是赫然写道:相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年),由于朝政腐败,倭寇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大肆袭扰,朝廷曾多次派大军抗倭,都惨败告终。尚书张经上奏朝廷,请征湘鄂西土兵平倭,明世宗准奏,派经略使胡宗宪督办。永定卫茅岗土司覃尧之与儿子覃承坤及桑植司向鹤峰、永顺司彭翼南、容美司(今湖北鹤峰)田世爵等奉旨率土兵出征。时值阴历年关,覃尧之深知一去难返,决定与亲人过最后一个年,于是下令“蒸甑子饭,切砣子肉,斟大碗酒,提前一天过年再出征。”因时间紧,来不及赶做许多菜,就来个腊肉豆腐萝卜一锅炖,叫作“合菜”,吃了好上路。这道菜之后演变成“三下锅”。土兵上前线后,与其他民族的军队配合,很快打败倭寇,收复失地,世宗亲赐匾额,上书“东南战功第一”。志书记下了这段历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大犒将士,除夕,倭不备,遂大捷。后人沿之,遂成家风。”很明显,这些记载就是以“抗击倭寇”的历史、作菜“三下锅”等仪式强化本民族成员的认同感,使他们乐意接受这一新的年俗。进一步分析,有关土家族“过赶年”的十多种来历,几乎都与抗击外敌入侵、反抗压迫等有关,这突出彰显了土家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不论是外国的侵略、异族的骚扰或者地主的盘剥、掠夺,土家族人从来就是英勇无畏、同仇敌忾,并且足智多谋、以奇制胜,这是一个英勇的民族,豪爽的民族。换言之,土家族人民为本民族创立“土家年”的民俗,最终是为了铭记本民族的爱国、英勇等值得永久弘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民俗一旦被族群成员从内心深处认同,就会成为民族文化鲜活的部分,产生旺盛的生命力,其最大的功能是能够强化民族成员间的认同感,树立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使民族成员紧紧地围绕这一内聚力不断发展壮大起来。所以说,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民族共同体的有效标识,而民俗文化则是最能代表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最物化、最活态、最活跃的因素。土家族的节日习俗中,除了最具典型性的“土家年”之外,尚有“六月六”等节日,都发挥了传递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性格的功能。故此,民俗与民俗文化不仅统一着族群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发挥着维系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特殊功能。

民俗的变化,同样遵循其接受、认同的一般规律,表象性的东西率先发生变异,文化内核则不容易发生变异:任何一个民族都在不断发展与变化,每一种民俗都需要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适,民俗通常会将新产生的或外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不断进行反刍和消化,吸收某些新东西进入原有的民俗体系,促使民俗形成各种变革。在这些变革中,发生变化的总是局部的、渐变的,往往表现在仪式上。土家族的哭嫁习俗,如今在表象上已经很难看到,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土家族姑娘出嫁时连续哭上好多天的实例,但其深层的内核却仍在维系着,没有随仪式的消失而淡化,甚至消亡,这有效防止了民族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在民族心理稳固的基础上,整个民族共同体得以相对稳定,并为外界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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