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播研究：土风巴韵的信源分析

如果严格从传播学角度考量，民俗形成较为固定的雏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甚至多个相对完整的传播过程，因为只要把民俗的形成固定在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上，必然存在着第一个提出、使用该民俗的个体性人物，他首先以信息接受者的角色出现，获得外界的信息刺激，然后将其传递出去，争取更多族群成员的赞同，扩大该习俗的影响面，逐步推广。但是，如果以此作为考察的切入点，民俗的社会性、集体性等基本特征将完全失去，为此笔者按照钟敬文先生的意思，认定由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民俗”，只能被看成是民俗的雏形，它对于族群固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刺激，但只有这些民俗雏形真正得到族群成员的同意，并在现实生活中反复履行，最终才能成为被最终认可的民俗，并在此基础上被族群成员共同传播，继而不断演进，增加内涵、发生变异，把民俗雏形作为信源对待，视为刺激民俗稳固、定型乃至演变的基础，更有助于认识民俗传播的全过程。正如学者论及土家族音乐时所言：土家族的音乐不像作曲家、艺术家的作品一旦完成即便定型，它是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是在不断的口耳相传中衍化与完善的，它的艺术风格也是在这种传承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土家人民既是创作者、歌唱者、演奏者、表演者，又是欣赏者，同时也是批评者^[6]。

民俗的雏形，绝大多数与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7]的确，生活资料的生产，堪称是原始人最重要的生产，围绕着这些生产活动，产生了一系列民俗，其中工具的制造，生产的方式，居住、婚姻、丧葬等都有先民所创造的原始民俗相伴随。另一方面，氏族的繁衍，民族的壮大是每一个民族的头等大事。繁衍生命、保护生命、延续生命是第一要务。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本，是每一个民族立身之根本……民族的生命意识是在其不断的演进中，族群或族元个人对自身与自然、社会之关系的体认，并由此而形成的特有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审美观等^[8]。这些观念，也会形成诸多不同的民俗。

从大的方面而言，人类民俗产生的背景及条件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民俗的产生与族群生活居住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民俗的生成，最初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与适应环境的需要。衣、食、住是早期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有关它们的风俗产生最早。此外，人类的生产习俗，最初也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原始人群多习惯居住在依山傍水之地，并非先民对山水有特殊的偏爱，同样是为了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山上有足够的瓜果可以充饥，有众多的鸟兽可以捕获，水中的鱼鳖虾蟹可以养足他们的胃口，清甜可口的河水更是一刻不可或缺。山水自然哺育了人类，我们的先民又反过来感恩戴德，陆续形成了一系列崇信回报的精神民俗。还有，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与气候关系最大。风调雨顺，则年成丰稔；天灾频仍，则稻谷歉收。按照早期人类的心愿，总希望季季丰收，连年有余。这一心理基础，自然产生了对天的崇拜祈求，甚或产生畏惧心理——祈雨祷晴一类风俗是对天的祈求；祭雷公、电母、洛嫔、河伯，是对电闪雷鸣、疾风暴雨造成房倒屋燃、江河泛滥的恐惧心理的转换。

第二，民俗的生成与特定族群的生产水准、经济特点和经济条件均有密切关系。民俗与生产水准相适应，在我国仍集中体现在农业领域，在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人们对于风云雷电、雨雪阴晴等自然现象产生了崇拜心理，随之产生了祭祀天地、农神等一系列早期民俗。而进入科学与文明时代之后，由于人类在干旱时可以人工降雨，洪涝时则可以机械排水，生产的自主性极大增强，原始农业祭祀的习俗被废弃，代之以喜庆丰收的“丰收锣鼓”，秧歌集会等新风俗。民俗与生产特点、自然经济条件也有紧密的联系，因为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着特有的文化创造，各种文化特质相互连结而构成一个特定环境的文化整体，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风习俗。

第三，部分民俗形成与民族的社会生活理想、文化心理特征以及某些历史际遇有密切联系。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某些民俗借助于某一历史际遇而诞生，实际上寄托了某种象征意义，它是某种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的显现，反映着民族共同的理想与心愿，产生了持久的生命力与感染力量。

第四，民俗的出现与宗教、信仰有关。在远古时期的民俗中，原始宗教活动与占卜通常占据了重要地位，占卜建立在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冥冥中有超自然力存在这一错误认识的基础上，人在大自然的瞬息万变中感到自己很渺小，面对自然界无能为力，却强烈地希祈愿望得以实现。为了求得神明护佑，保证生活、生产正常进行，产生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及预知天意的宗教占卜活动。(www.xing528.com)

图2-1　老司城祖师殿（卢瑞生摄）

土家族的许多民俗活动实际上都与这些原因高度契合。例如土家族的原始古戏剧《毛古斯》，被认为是中国戏曲源头上遗存至今的活化石，它从原始巫舞中脱胎，在渔猎时期演化发育，属于原生态的戏剧。剧目由迁徙、祭祀、狩猎、捕鱼、抢亲等五部分组成。演出中，演员结草为服，土家吟唱，且男性系有“草祖”（即生殖器）并有“示雄”、“抖雄”、“戏雄”等动作表演，展现出土家先祖崇尚自然、崇尚性的虔诚，整个戏剧再现了土家族远古时期的生产、生活。

图2-2　中国南方长城考察

此外，土家族自称“比兹卡”，“比兹”是土家族的先人巴人对白虎的称呼。白虎崇拜属于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的一部分，是原始社会最早的宗教信仰，也是人类的远古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后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原始人相信每个民族都与某种动物有亲属关系，此动物即为该民族的图腾，土家族的图腾崇拜主要是虎图腾崇拜，《后汉书》载：巴人祖先“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相传在远古时候，土家族的祖先巴务相被推为五姓部落的酋长，称为“廪君”，廪君率领部落成员乘土船沿河而行，行至盐阳，杀死凶残的盐水神女，定居下来。人民安居乐业，自然廪君也深受人们的爱戴。后来廪君逝世，他的灵魂化为白虎升天。从此土家族便以白虎为祖神，时时处处不忘敬奉，许多土家族聚居地区，家家户户的神龛上常年供奉一只木雕的白虎。而在结婚时，男方正堂大方桌上也要铺虎毯，象征祭祀虎祖廪君。

土家族最重要的节日习俗——“土家年”则更被与明朝中叶土家族士兵抗倭出征的故事牵扯在一起。土家族确实有比汉族提前一天过春节的习俗，有人将其称为“过赶年”，其来历多达十几种，例如杨选民、杨昌鑫合著的《文化人类学的湘西文本》一书中就列举了13种说法，但如今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抗击倭寇之说：土家人过赶年就是纪念抗倭征战，提前一天过年遂成其俗。据土家族父老相传，土家过赶年是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是年冬，明王朝调永顺、保靖、容美土兵协剿倭寇于苏松，为了按时出征，土兵将士来不及待到三十过年，只好提前一天赶快过年，按时出征，而叫“赶年”。对此，土家族研究专家罗维庆先生曾指出：“赶年”这种习俗并不是因抗倭而形成的，因从土家族生活地区前往东南沿海需一个多月时间，并不在乎提前一天。而是土兵当时实际上已与卫所军队一样，每年需要轮番戍边，即明代班军制度中所谓的“边班”。土兵当时轮班戍守的是湘黔边境的“边墙”，即今天的南方长城。戍守一年一轮换，轮换时间为每年初始第一天。为不致影响轮换，路程稍远的土兵只能提前一天过年，以腾出一天时间赶至值班地点。而路程稍近的并不需要提前一天，而是一大早过年。所以，今天土家族的“赶年”提前一天过年，或在过年当天早晨4至5点钟吃年饭的，均是因卫所的“边班”制度造成的，久之，竟至成为土家族具有标志性的节日习俗。但是，人们仍然愿意认同“过赶年”民俗来源与土家族士兵抗击倭寇的说法，其实是将该历史事件与土家族人民爱国、勇武等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