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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育政策下的土家语传播展望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下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将土家语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推进其传播,实际上是展开土家语的抢救与保护,其主要任务应当高度明确,该工程旨在保存土家语作为土家族的重要民族标志,而非真正使之成为土家人社会交往的工具,换言之,其长远目标是保留土家语的符号功能,并不追求其内容功能。如此小规模的双语教学,根本不足以改变土家语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状况极度衰退、迅速沦为极度濒危语言的现状。

双语教育政策下的土家语传播展望

2012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科学稳妥推进双语教育,加大双语人才培养力度”。并要求实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与保护工程”,这些举措对于延续土家语的存在、保护土家族的民族符号具有相当程度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为了本民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土家族进行了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变迁,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为土家族民族标志和象征的土家语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失去语言交流的功能,这是土家族自身选择的文化适应表现,因为土家语没有文字记录,无法满足现代化逐渐渗入、各民族间人员流动加快等现实社会发展的要求,最终只能从大多数土家人的社会交际活动中退出;同时,土家语当前已然成为一种濒危语言,且濒危化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调节,土家语很可能在短时期内迅速消亡,使得土家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民族标志和符号。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德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格林曾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当下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将土家语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推进其传播,实际上是展开土家语的抢救与保护,其主要任务应当高度明确,该工程旨在保存土家语作为土家族的重要民族标志,而非真正使之成为土家人社会交往的工具,换言之,其长远目标是保留土家语的符号功能,并不追求其内容功能。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土家语拼音方案》出台后,湖南省湘西州就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双语双文教学实验,选择龙山县坡脚完小作为“土家·汉双语双文接龙教学实验”基地。1986年9月,第一轮“土家·汉双语双文接龙教学实验班”招收的42名年满6岁、操土家语的儿童入学前班,这些儿童用一年时间学习根据《土家语拼音方案》编写的《土家语课本》(一、二册)。经过两年的实验,教学效果好,1988年秋实验班由龙山坡脚乡扩大到他沙、靛房和隆头等4个乡镇,实验班由原来的3个班增加到12个,学生300多人。《土家语课本》(一、二年级)也于1992年经湖南省教委批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此项双语教学实验中断了。

近20年后,湖南省湘西州重新开始双语文教学试点工作,与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相比,此次试点工作体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从战略高度认识了民族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当地负责人感受到如果失去了民族语言这个载体,民族文化势将成为无根之木,因而昔日作为启蒙和沟通手段的“双语教学”,在新的时期,则承担起保护和传承土家族传统民族文化的重任。在土家族聚居区中小学开展土家语保护与传承试点工作,是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抢救、保护、传承和开发湘西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其二,采取了切实的举措,推进此项试点工作稳步展开,2009年湘西州政府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土家语苗语抢救保护传承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抢救保护传承土家语苗语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途径,为湘西州州双语文教学试点工作指明方向和提供措施保障。2010年6月,湘西自治州抢救保护传承土家语苗语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州领导领衔,成员由州民委、教育局、文化局人事局财政局、旅游局、广电局以及吉首大学、州教科院等有关负责人担任,具体负责编印教材、培训师资、布点指导等工作。

在新一轮次的土家语教学试点中,湘西州在教材编排、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设计等方面均采取了一些新手段:第一,教材编排侧重土家语的实际运用能力培养。2010年7月,湘西州民委组织召开了土家语教师教学工作研讨会,决定编写一套适合小学生学习的土家语传承教学课本,该教材计划编写1—4册。第一册内容,以学习土家语拼音方案为主,侧重学习土家语词语;第二册内容,以学习土家语词汇为主,侧重于土家族常用语的学习,着力提高说土家语的表达能力;第三册内容,以汉语、土家语互翻互译教学为主,教好土家语的组词和句子结构,掌握汉语土家语句子结构的不同区别;第四册内容,以学习土家族文化艺术为主,提高能用土家文收集和记录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能力水平。第二,在教学内容安排方面,同样注重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接受与传承,试点班学生通过两年的学习,要求基本能够熟练地讲规范的本民族语言,并能用于日常生活中;能正确书写本民族文字并能用本民族文字写简短的文章;能收集和记录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试点班学生还必须掌握1至2项民族民间技艺,如民族民间音乐、舞蹈、鼓舞、体育、手工制作艺术等。学生基本上达到“四会”的标准,即“会讲本民族语言、会写本民族文字、会双语双文互译、会本民族技艺”。而且明确强调,试点工作以学校教学与家庭传承、民族文化活动相结合为基本途径。第三,教学方法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如湖南省龙山县靛房镇坡脚小学专职教师刘应光总结形成了“传承教育课堂导入法”,利用土家山歌、谚语、民间故事、山村景色、游戏、魔术等方式引导小学生学习土家语文;利用新词读、写、造句、综合练习;结合家庭传承,巩固学习成果。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湖南省湘西州不同时期开展的土家语、汉语双语教学试点工作,始终只能在很狭隘的范围内进行,如在2008—2010年的首批试点工作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龙山、凤凰等五个县市的14所学校开办双语文教学试点班39个班,其中土家语试点班19个936人,苗语试点班20个887人。而在第二批(2010—2012年)双语教学试点工作安排中,土家语片区也只是办班10个,学生人数454人。如此小规模的双语教学,根本不足以改变土家语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状况极度衰退、迅速沦为极度濒危语言的现状。而且,国内除了湖南省之外,笔者仅见湖北省来凤县百福司镇民族小学教师储永明潜心钻研土家语教育20余年,陆续编写了12册土家语教材,让土家语教学排上课程表,在学校推广汉语、土家语双语教学连续17年未间断,使濒临失传的土家语在当地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承。

在此情形之下,笔者感觉土家语的教学、传播活动应调整重点,针对重点人群开展土家语的传播,最终促使有限的土家语掌握、使用者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文化传承功能,延续土家语的存在,使这一土家族的标志物继续流传下去。笔者认为,土家语传播的重点人群主要有二:一是目前仍普遍使用土家语区域的儿童,通过学校教学与家庭传承等途径,尽量保持他们以土家语作为日常语言交际的习俗;二是与土家族文化传承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士,特别是有潜质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掌握更多的土家语,对于土家族文化传承将产生积极影响。

据湘西州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20世纪50年代,当地土家族聚居乡镇的群众大都使用土家语交际,而20世纪80年代初尚有30多万人使用土家语,但2008年年底常用土家语交际只有2.6万人,且约1.5万人集中在龙山县靛房镇、他砂乡。这个统计数据一方面印证了土家语已成为极度濒危语种的客观现实,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在个别的小范围内,土家语还是当地人重要的交流工具,如龙山县靛房镇坡脚村就是土家语保存较好的地方,这里学龄前儿童主要使用母语即土家语,但由于这一带汉语占据绝对优势,儿童入学后迅速掌握汉语,很快成为土家—汉双语使用者,并且汉语逐步成为主要交际工具。应当说,在类似坡脚村这样的村落里,有一批儿童接受的家庭教育仍是土家语,他们是最基本的母语使用者,但由于教育的普及,而且学校教育完全使用汉语,这批掌握母语的儿童很快成为双语使用者,并且汉语成为他们的主要交际用语,母语传承极可能在他们身上断代。双语教学的使命,就是使他们能够掌握足够多的土家语词汇等,在日常生活中便捷交流,而无须以汉语开展交际。

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农村人口的流动导致土家语使用的急速衰退。许多在家乡时可以使用土家语交流的土家人,外出务工后失去了运用母语交际的语言环境,只好改用汉语与他人交流,最终放弃了母语。对此,必须通过发展当地经济的手段加以调整,比较可行的途径之一是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积极开展民族风情旅游,真切地让当地土家人感受到,他们居住的土家族环境、掌握的土家语等都是独特的旅游资源,能够为他们带来实在的经济收益,如此刺激可能产生比单纯学校教育更强的效果,促使一批土家人主动学习土家语,扩大土家语的使用人群。

此外,土家语传播的重要对象,是与土家族传统文化传承、传播有密切关系的人士。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教授明确指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民间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语言文化的消失,对人类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土家语在逐渐消亡,而没有文字的土家语一旦失传,许多土家文化精华也将随之消失。戴庆厦教授提出的保护土家语“药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土家语进行全面的采风搜集、挖掘整理,并出版一些相关的书籍。第二,要加大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和传承人。在这一点上除了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人进行保护外,同时还要培育一批新的继承人[11]。实际上,实践戴教授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要让传承、传播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人士掌握土家语,这是他们传承土家族文化遗产的基础性条件,土家族《梯玛神歌》等均以土家语流传,没有土家语基础的人要真正掌握、理解它们是非常困难的,既无法传承,也难以采风,所以这些人士也需要接受一定的土家语培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数据是时刻悬在诸多民族语言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全世界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96%的语言目前只被4%的人使用,而且只有不到20%的语言在学校和互联网上使用,世界上80%的网页是英语网页,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尤其是没有文字的土著语言,消失危险更为突出。平均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专家估计,到21世纪末,世界上50%到90%的语言将会消亡——濒危语言消亡的速度比濒危动物消亡的速度还要快。在这个意义上,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显得非常紧迫:“语言的消亡意味着珍贵的科学和文化信息的流失,与物种的灭绝毫无二致。保护濒临消亡的语言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一步。”[12]

有人认为,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一旦失去自己的语言,即失去了民族文化的根,那么这一民族的文化传统特色将很快消失。语言是文化的声音,文化则是语言的升华。这个观点似乎太过绝对,民族语言的衰退与民族文化的衰亡并没有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土家族发展历史也在相当程度上证明,土家语使用人群的迅速减少也没有导致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消失。但是,另一个观点却是很中肯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和精神支柱,基于此,尽力抢救、保护土家语,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创新举措,推进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土家语教育、传播,始终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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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4页。

[2]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3][美]威联·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4]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5]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6]徐亦亭:《土家古代教育及汉文化的影响》,《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

[7]王承尧、罗午:《土家族土司简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8]王承尧、罗午:《土家族土司简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59页。

[9]同上书,第159—160页。

[10]段超:《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1]《团结报》2005年3月28日。

[12]转引自信明:《濒危语言:消失的文化多样性》,《光明日报》2012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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