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语言传播格局的根本变革及研究成果

如果说，元明两朝、延续至清朝初期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广泛开展的学校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汉文化在土家族人民中的传播；那么，清朝实施的改土归流政治制度，则以突变性的力度冲击了土家族语言传播的格局，改土归流以后，汉语汉字在土家族人口中的运用程度大幅度提高，土家语与汉语并用的状况逐渐改观，先前只是部分土家族上层人士接触、使用的汉语汉字，开始被普通土家人熟悉并运用，而土家语的使用频率、范围则不断被压缩。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遂告终结。改土归流后，汉文化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土家族地区传播，对土家族文化、土家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观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10]。这种影响在多领域体现出来，其中在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表现为，在土家族聚居地区极力强化汉文化的传播，改土归流后清政府打破了土司不准土民读书识字和“违者罪至族”的禁令，此后不久清政府就着手在土家族地区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府设府学、厅设厅学、县立县学，一时学校纷纷兴起，到乾隆中期土家族地区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义学和书院。上述教育机构设立的目的是使土家人“亦得闻作忠作孝之大端，立身行事之根本。久久习惯，人心正，风俗厚，而礼义可兴矣”。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无疑都是由汉族文人担任，用汉语汉字传授汉族文化。

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普遍建立学校的同时，还在土家族地区实行科举考试。改土归流不久，清政府就在土家族地区建立考棚，如“永顺府城建考棚1所，照例岁科两试。府学各取12名，县学各取8名”。学校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土家人对汉文化的学习。

应该说，改土归流前后汉文化对于土家族地区的冲击，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表现为相对落后的土家族文化对于先进的汉文化的吸收和接受。但是，改土归流先后的汉文化冲击，在内容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改土归流之前，土家族精神文化的相对成熟与稳定决定了两种文明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相对滞后，当时土家族人民从中原汉族文化中汲取和借鉴的，着重在物质文化领域，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技艺和经营方式等，意在迅速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而精神形态的文化在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中则长期居次要地位，主要局限于土家族上层，这些土家族文人学士学习汉语汉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体现自身的风雅，而普通民众接受汉文化的积极性并不高，在当地处于土司、土官的管理下，使用土家语基本上可以完成各种交流与沟通，对于汉语汉字的需求不迫切，尤其是部分土司禁止普通土家人学习文化，更压制了他们学习汉文化的欲望。而在改土归流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清政府取消了普通土家人学习文化的禁令，使得他们拥有了学习的机会，各种官学、义学和书院的设立则为土家人学习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科举制度的实施更为他们自觉学习汉文化奠定了功利性的目标。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实行流官管制，由中央政府委派的汉人官员前往土家族聚居地区任行政长官，他们不可能主动学习土家语跟当地人沟通、交流，促进交流的途径只能是当地人掌握必要的汉语汉字，便于跟各级流官交流，这个阶段汉族人也大量进入土家族聚居地区，土家人要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信息等，同样必须用汉语与之交流，现实生活促使普通土家人加强对汉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尤其要熟练运用汉语进行沟通。总之，改土归流制度推行后，土家语言不断接受汉语的影响，随着土家人入学人数逐渐增多，汉语汉文在各土家族地区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这种状况，一方面促使土家语对汉语进行借鉴，其语音、词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土家语交流的不便日渐凸显出来，因为土家语很难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大量新词汇，应对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众多新生事物，人们发现使用汉语交流更加便利，逐渐转用汉语。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中国进入坚苦卓绝的抗战时期，随着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强占中国大片领土，沦陷区的大批学校陆续迁入位于中国腹地的土家族地区：国立湖北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工学院、（湖北）省立农学院等25所学校迁往恩施地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国立第八中学、江苏省立旅湘中学等从长沙、江苏、安徽迁到所里（今吉首）、乾城，湖南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则从长沙迁往永顺。这些高质量学校迁入土家族地区后，促进了土家地区原有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招收了大量的土家族学生和学员，有效提升了土家族地区的文化水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汉语汉字在当地的运用。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推广普通话，中小学教育使用全国统编教材，运用汉语普通话开展教学，使汉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www.xing528.com)

汉族语言文字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传播，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汉族文化较早渗透进土家族地区，使得土家族的文化教育水准显著高于同区域的其他少数民族，土家族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深度和广度都明显强于其他少数民族，土家人在学习汉语汉字的过程中得到了切实的好处。在精神文化领域同样如此，土家族文人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土家族积极学习汉族文学的历史，大批土家文人掌握了汉族文学的创造理念、手法等之后，以汉语相唱和，以汉字记录作品，讴歌土家族地区的美丽景色，传扬土家族人民的勇武豪迈，刻画土家族的历史变迁，留下了许多文学精品。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汉文化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深入传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土家族语言的式微，使得土家语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到今天最终成为“濒危语言”：第一，土家族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汉文化的传承。在汉文化的教育下，土家族的社会生活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好地与土家族外界的环境发生联系，学习汉语、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汉族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少数民族地区并巩固其统治，推行汉化教育也是一种必然。第二，土家族地区的各头领即土司接受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加强与中央政府的交流，由于土家族没有文字，他们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就必然是汉字。为此他们必须开始学习汉文。同时，当汉族人口大量涌入土家族地区后，土家族的文人学子必然与他们展开交流，可以想象他们在沟通时语言中应该夹杂着大量的汉语，而这种发音，先是用方言的语调读它，随着交流的文化知识逐渐增多，语言中夹杂的汉语必然更多，到了没有汉语有的意思会表达不清的程度。最后汉语占了优势。由于土家族上层集团使用汉文在先，带动了全族的语言习惯的改变。第三，在中原王朝先进生产力的冲击下，土家族引用先进技术和经济体制，就不得不接受汉语为媒介的先进技术和经济体制，于是，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了土家语的变迁。而汉族人迁入土家族地区，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人比例大大超过土家族，汉语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土家语的衰落、汉语的使用也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了。如今，除了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土家族山区还有人讲土家语以外，大多数土家族聚居地的语言已经被汉语所替代，土家族语言已经名存实亡。

不过，土家语的萎缩并不代表土家族的衰落，由于得到了汉族文化的不断浸润，如今的土家族已经熟练运用汉语进行沟通，以汉字记录民族的各种变革和进步，土家语的使用人群固然在不断减少，但土家文化却凭借着汉语汉字等载体迅速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