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识别过程中的传播活动，其实可以划分为外在的信息传播和人内的信息传播两个方面。外在的信息传播，因为发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以信息的传授作为交流形式，很容易为人们所掌握，在土家族识别的全过程中，外在的信息传播活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土家族第一人”田心桃对外传播信息，要求确认自己的独立民族地位，田心桃是信息的传递者，有关方面的人士则是信息的接受者；第二阶段，有关部门接收到田心桃的信息后，先后派出多位专家、学者赴土家族聚居区考察，进一步获取信息；第三阶段，专家、学者向主管机关汇报调查情形，进而形成“土家族是单一民族”的结论，并向全国发布；第四阶段，即后续阶段，获悉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后，大批土家居民向当地主管机关提出申请，更改自己的民族成分。
与这些信息传播活动相比，在各自阶段均存在着人内传播活动，这些人内传播活动对于土家族最终被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民族认同的传播过程。
人内传播的核心，在于人的心理能发生作用，促成外来的刺激性信息被采纳：虽然，所有信息都是传播者发送给受众的，但传播系统把信息传递到受众那里，就完成自己的使命，受众如何对待这些信息，是否相信它们、是否接纳它们，进而是否采取积极的行为应对它们，便是个人心理系统的职能和使命了。信息只是一个外在的刺激物，其功能是引发受众内在心理能转化的催化剂，而是否利用这些催化剂促成心理系统上的质变，主动权完全在于受众。对于传播活动中的这一现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林之达教授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孙旭培教授曾在自己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赞扬道：“林之达关于作为传播致效的中介的心理能的研究，我认为都是具有原创性的。”[19]
林之达教授的此项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专著《传播心理学新探》一书中，在该书中，作者通过详尽的推论式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受众的“心理选择”乃是众多传播媒体为之运转的隐形轴心[20]。由此，林之达先生确立了全书最重要的新理论——传播的两级效果论，该理论以文字表述如下：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转化为心理能，即产生看不见的一级传播效果；有时，根据需要还会把心理能或其中的一部分心理能外化为行为作功，产生看得见的社会传播效果，即二级传播效果[21]。而在两次传播效果的转换中，心理能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意义：它是第一级传播效果的结果，又是第二级传播效果的源泉。心理能概念的提出，给这项研究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从接收信息、到采取行动的整个心理活动过程的内在驱动力要素，也使传播效果的解读有了一种崭新的范式。
林之达教授通过严密的论证，确认了人类传播系统和人的心理系统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两道工序：两者相互依存，在形成传播效果的过程中缺一不可；而心理系统则是传播致效过程中一道必不可少的关键工序，促使信息能被受众接受，并最终转化成相应的行为。在研究中，人的心理系统被林之达教授形容为“能量转换器”，它直接促使传播的信息向心理能转化，信息流一旦进入人的心理系统，就会发生质变，进而产生与信息完全不同的事物，如动机、信心、毅力、能力等，由于这些事物可以做功、发动行为，具有能的特点，因此被称为“心理能”。
《传播心理学新探》一书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传播系统和心理系统密不可分，共同为传播效果的形成服务；二是发现心理系统是人身上专司接收信息的接收器，也是传播信息的能量转换器。通过这两个发现，人们不难得出下列结论：既然信息不能越过个体受众的心理系统，直接产生传播效果，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传播者本体论”，因为传播者在整个信息传播链条中担负的责任和功能，仅仅是传递信息而已，并不会先天具备压服、说服的能力，而最终使这一链条自如运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在于受众自身的心理系统。
运用林之达教授的研究成果，阐释土家族识别过程中的人内传播活动，显得非常自然而顺畅：
第一步，田心桃的人内传播。田心桃从小就受到了纯正、原始、古朴的土家文化熏陶，如母亲教她从小织“西兰卡普”即土家织锦，堂祖父有时带她上山狩猎……更关键的是，当地土家自称“比兹卡”，而苗族被称为“伯卡”，汉族为“帕卡”，几种人群在称呼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信息首先通过田心桃的眼睛、耳朵等信息接收系统而被她感知，进而传递到她的心理系统，最终促使她作出反应，在北京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不是苗族，我是毕兹卡。”也正是这句简短的话，使她赢得了“中国土家第一人”的荣誉。
第二步，领导、学者的人内传播。这个过程远比田心桃自己的人内传播活动复杂，又可以分为好几个步骤——
第一阶段，田心桃在北京期间不断呼吁，并介绍了土家人分布区域、土家语言、风俗习惯及土家工艺品等情况，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原生态的土家文化实物，而且前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录音，录制了发音准确的土家语，这些信息传递出去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如罗常培教授当时就初步确定“土家语是属于藏缅语族”。
第二阶段，大批专家、学者接受主管部门的派遣或邀请，轮番深入到土家人聚居地区进行考察和调研，来自当地的各种生动、鲜活的信息对于他们的判断、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专家、学者们先后作出了一致的结论：土家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第三阶段，专家、学者的学术意见反馈、汇报给有关部门，这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再度展开人内传播，对于自己获得的学术意见作出判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观点：中央民委等机关认定土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等机关则倾向于“土家语言是湖南、广东一带的一种方言”。
第四阶段，有关学术考察的情况汇报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尤其是听了土家语录音后，周小舟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就凭这种语言，土家就是少数民族，上报中央！”促成了土家族识别问题的最终解决。
第三步，在国家正式确认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后，许多土家人同样进行了人内传播。在他们内心完成的传播活动，在于接受国家发布的土家族识别标准后，对照自己的个体情形，判断自己是否应纳入土家族的行列，如果自己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则提出申请，恢复本人的土家族身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批土家人恢复少数民族身份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这一人内传播活动产生的效果，也是对国家认真执行民族政策的积极回应。
当然，许多人内传播过程其实是与外在的信息传播活动交叉进行的，因为，虽然心理系统对于传播致效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始终无法离开外部信息的有效刺激，基于信息交流而展开的心理能做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否则就可能沦为没有依据的空想、臆断。
【注释】
[1]彭英明：《试论土家族形成和稳定的历史过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2]彭英明：《试论土家族形成和稳定的历史过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同上。(www.xing528.com)
[4]彭英明：《试论土家族形成和稳定的历史过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6]［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8]陈廷亮：《土家语，一种深度濒危的语言》，引自http：／／bbs.cnhan.com／thread-718820-1-1.html。
[9]戴庆厦、田静：《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二》，《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10]陈廷亮：《一种奇特的书写符号——“鲁班字”》，《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1]杨再道、欧道陆：《又现“酉阳天书”，疑是土家文字》，《重庆日报》（农村版），2010年7月1日第13版。
[12]陈勤建：《从传统上讲春节要做近60件事》，《人民政协报》2009年1月19日。
[13]杨选民、杨昌鑫：《文化人类学的湘西文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9页。
[14]庹三鹏：《庹氏的民族鉴别标志》，引自《庹氏族谱》1998年8月综合卷。
[15]1949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永顺县，该县当时隶属湖南省永顺专区，1952年永顺县成为湘西苗族自治区代管县，1957年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县。
[16]引自土家族文化网（http：／／www.tujiazu.org.cn／contant.asp？channelid=24&classid=200&id=2485）。
[17]地区级的张家界市成立于1988年，原名大庸市，下辖永定区（原名大庸县）、武陵源区、桑植县和慈利县，其中大庸县和桑植县在1988年以前均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
[18]戴楚洲：《张家界市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综述》，引自http：／／www.tujiazu.org.cn／contant.asp？channelid=2&classid=116&id=1424。
[19]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20]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1]同上书，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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