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播为人类确立自我意识，使人类社会活动得以建立共同的行动范式，形成共享的文化意义，这是人类历史文化赖以建立、生成和延续的基础。传播还通过符号与意义的构建活动，建构人类社会文化。可以说，传播观念的变化、技术的革命、制度的变迁，直接影响到人类文化的结构和形态。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传播活动堪称贯穿其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
一个民族的传播历史，以最简单的两分法划分，可以概括为族群内部的传播与族群的对外传播两部分。族群内部的传播，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的代际传承，这些活动促使该族群成员逐步强化自身的族群认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族群的对外传播，则是该民族与外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外部社会通过他们传递出来的各种信息，认可他们是与其他族群有显著区别的独立的民族，而他们除了对外传播之外，同样接受外界的各种信息，丰富自身的生活知识，并将其中的有益成分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日常生活、族群教育等。
通常而言，民族传播最重要的符号是语言文字。语言被认为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之所以是这个民族而非它民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语言是其最鲜明的民族特征之一，因为语言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载体，还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人文符码。正如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所说：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5]。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能完整地铸刻下来，所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物性，若不从语言入手势必会徒劳无功。”[6]而雅各·格林在《德语史》中说到：“有一种比骨骸、武器、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充分呼吸，哪里存在着语言的声响或者保存语言的碑铭，哪里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同邻族关系当中一切不明白的地方就会消失。”可见，一种民族语言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语言堪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文字同样被看成是传播进程中的重要元素，它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表面上看，文字是语言的辅助性工具，但文字对于语言还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第一，文字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极大地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一发即逝的语言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这样一来，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也可以通过文字写成的文本相互交际。在这个意义上，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载体，它对一种语言的保存和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文字通过书面语能更好地记录人类的文化活动。在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文化活动主要是通过传说和史诗来传诵的，那时每一个文化群体或部落都有一些专门唱史诗和讲传说的人。如果唱史诗的人都去世了，文化记录也就中断了。如果某一民族的语言不再使用了，这个民族的民族史也因此消失了。文字的出现为记录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手段。完全可以这样说，语言使人类摆脱了动物的本能生活方式，而文字则使人类由原始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状态。
第三，文字能促进思维的发展。一种文化如果没有文字，就如一个人不识字。识字的人和文盲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人们之所以把文字产生后的社会称为文明社会，而把没有文字的社会称为原始社会，是因为文明社会的人群和原始社会的人群在思维上的区别相当大：有了文字，人类不仅通过表音符号进行思维，而且可以通过表形表意文字思维，文字使思维有了表象，人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用文字符号，要完成一个简单的方程运算该有多么困难。此外，还有调查表明，文盲不能充分借用表象展开复杂的思维活动。
总之，文明社会可以借助口语和文字文本共同开展文化的交流和传承，而原始社会则仅靠口语来交流和传承文化。文字被广泛运用之后，人类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文本进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大容量地传承文化，而且加深了思考的深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语言的出现是第一个里程碑，文字则是第二个里程碑，它使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或者说从史前时期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崭新时代。
土家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学者考证后认定土家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土家语分为南北两大方言区，通常所说的土家语，是指北部方言。南北方言差异较大，不能通话。北部方言区包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古丈县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县、宣恩县以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地。上述地区至今还有部分土家人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另外一些土家族聚居地区现已使用汉语汉文，但他们在生活中还有一些土家语遗存，从其遗存看，历史上他们也使用土家语的北部方言。这些地区大体上包括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县，张家界市的永定区、桑植县和慈利县，常德市的石门县，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利川市、来凤县、鹤峰县，宜昌市的长阳县、五峰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而土家语南部方言的典型代表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泸溪县，迄今这一地区仍有人使用它作为交际工具；此外，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吉首市、凤凰县，贵州省的铜仁市、松桃县、沿河县、思南县、印江县、德江县等地的土家人在历史上也曾使用南部方言，但现已改用汉语汉文。土家语词汇的一般特点是：反映农林牧等经济生活的词语较为丰富，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以及政治生活、文化教育，表现概括和抽象概念的词语较少。土家语的基本语法结构为主语宾语谓语语序。古代湖南土家人不通汉语，完全以土家语作为日常的交际工具。虽然古代土家语的使用情况在汉文献中很少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土家族的民间传说和古代留下的地名、人名中窥见一斑。据20世纪50年代汪明瑀教授《湘西土家概况》一文记载：“土家自称为‘比兹卡’，他们分布在湖南的西北、湖北的西南、四川的东南（今属重庆市）和贵州的东北——湘、鄂、川（今属渝）、黔四省接界的区域内。人口估计约三十余万。在这个区域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家是聚居在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区（1955年更名为“湘西苗族自治州”）境内，人口约有二十四万以上。”据当时学者的不完全统计，聚居在湘西境内的有大约超过20万土家人还能熟练地操土家语。因此，土家语成了当时确认土家族为一个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
对于土家族而言，运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开展传播活动是一个短板，因为土家族是一个有民族语言但没有民族文字的民族，这一缺陷使得土家族的许多传播活动遭遇了巨大的障碍——因为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致使土家族语言的生命力非常脆弱，如果要把纯正的土家族口头语变为书面语，就必须依赖其他民族的文字，对土家族而言是汉字，这在客观上极大地制约了土家族语言的大范围使用。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土家语的使用范围和人群日渐萎缩，一方面是土家族人口因为国家落实民族政策等因素急速增长，另一方面却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在蔓延，即使用土家族语言的人口不断减少：1999年出版的《土家族文化精神》一书中写道：“根据本世纪50年代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分析，整个土家族地区只会使用土家语的而不懂汉语的人约7—8万人，且多为老年人。据最近土家族调查情况来看，区域正在急剧缩小，至今仍不懂汉语而只懂土家语的人不过5—6万人。”[7]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土家族学者陈廷亮教授考证后认为：与土家族人口迅猛增长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土家族语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间，随着外来多元文化的不断渗透和影响，族际交往和族际通婚的日益频繁，土家语作为一种弱势语言消亡的速度更为加快。如今已只有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等县境内的几十个乡镇村寨还有不足5万人可以使用或懂得土家语了，且多半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人还会操土家语，青年人和小孩使用和懂得土家语的已是少得可怜了。而湖北、重庆、贵州等省（市）境内的土家人已基本不会讲土家语了[8]。由于这些现状，土家族语言已经被许多语言研究学者列为深度濒危语言：“其特点主要是语言活力处于逐渐衰退之中，濒临消亡。其衰退不仅表现在语言使用人口大幅度下降、使用范围大面积缩小、使用频率急速降低、母语传承断代等方面；而且在语言本体状态上受转用语的严重影响，向转用语靠拢和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固有的基本特点。这是濒危语言的类型学特征。”[9]
阻碍土家语大范围使用的因素之一，在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历史上土家先民创造并使用过自己的文字，只是在秦灭巴蜀采取统一文字措施后被废止了。还有学者称，在湘西龙山县土家族聚居地区，发现了当地木匠行业中通行着一种奇特的书写符号——鲁班字，并认为“鲁班字”应该是一种“土俗字”，其产生时间最迟不晚于明清时期。其创造人就是无数土家族能工巧匠[10]。更有人认为在重庆市酉阳县发现的“天书”与土家族先民创造的文字有关：“酉阳天书”的发现和破译，不仅丰富了巴渝文化，还可能让土家历史出现重大改变，那就是推翻学界传统观念——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11]。不过，现实生活中始终没有发现土家族人民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字。
在土家族发展、演进过程中，大多数土家人长期与汉族杂居，因此很早就开始使用汉语汉文，汉文化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传播开展颇早，对于土家族的影响也相当深刻，许多土家族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例如著名的竹枝词都是以汉字书写，但记录的仍是土家族的风土人情。(www.xing528.com)
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土家族也如其他没有民族文字的民族一样，把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刻画、记录在民俗“生活相”里。“相”是佛家用语，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教授曾指出：民俗是一种生活相，是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地进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展现的民俗，虽然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但其深层却有着这一民俗的承受者所特有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文化基因。在这文化基因中，一种心心相印的共同意愿，荡漾着亘古以来连绵不绝的具有共同精神内涵的集体意识流。并由此构成了群体民众——民族、国家思想精神文化的基础，民族魂、国魂的内核[12]。还有学者阐释道：民俗具有通俗性，凡举行民俗活动，其内容、礼规、目的，只要目睹、参与，不需宣讲，自会明白。民俗的这种特性，极易于将历史“生活相”通俗地展现出来，传承下去，继往开来。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没有文字的民族，选择民俗撰写历史，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是民族生存、振兴，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13]。也就是说，民俗本身具有对后继社会行为起规范化模式和思想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现实中，它以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物化形态和情趣、风尚、习俗等无形的心意表象，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载体，沟通了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外一个历史阶段的连续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为人类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石。
土家族延续下来许多重要的民俗，不仅包括各种年节、风俗活动、生活技艺，还包括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众所周知的“土家年”、“女儿会”、哭嫁、“摆手舞”、“毛古斯舞”、“八宝铜铃舞”、西兰卡普、吊脚楼、梯玛神歌等都是土家族民俗的组成部分。从文化层面来讲，民俗是一种文化的模式，因此这些土家族民俗在相当程度上担当了传承土家族历史、传播土家族文化的功能，在土家族内部，它们以历时性传播的方式实现了代际传承，对外它们则以共时性传播的方式，向外界传递了土家族的文化和精神。
认识土家族各种民俗，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判断某一人群能否纳入土家族的范畴。笔者老家在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原称大庸县），当地的庹姓人群绝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土家族身份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庹姓人群保留了较为浓郁的土家族民俗传统，即在民俗习惯和语言上有独特的土家遗风：
婚姻上有田庹不婚，同姓不婚，“庹田两姓不通婚”。但有姑表婚、填房婚、招郎婚、坐床婚和“扁担亲”五种：姑表婚兴姑妈、舅妈、姨妈三妈子女结婚，坐床婚兴弟与嫂、兄与弟媳结婚，填房婚兴姐死妹填房，“扁担亲”即“互换婚”，一般为对等互换。妇女生孩子叫“入庆”，怀孕叫“有喜”，小孩出生三天外婆看甥叫“洗三”，约定“送祝米”日期。产妇满月去娘家叫“出月”，小孩周岁叫“抓周”，亲朋好友届时将纸笔书及什物放于一处，凭婴儿抓，以测前程。人死后兴土葬。满六十岁的死叫“老人”，不满六十岁的死叫“花生子”。死人后兴“开路”、“做好事”、“做道场”，在死人下榻的脚头点灯（长明灯），晚上兴唱丧歌。病痛不请郎中，兴“烧胎”、“泼水饭”、“收魂”、“讨水”、“还傩愿”、“打正”、“下马”避邪。居住讲究“明坟暗屋场”，兴“请阴阳看地”，修木扇屋、吊脚楼，房子竣工兴“上梁”。
民族节日有：二月初二土地菩萨生日，三月初三“蛇节”，兴吃蒿子粑粑避蛇，四月初八“嫁毛虫节”，每家用红纸写“四月初八，毛虫出嫁，送到外乡，永不回家”，六月初六“晒龙袍”，纪念明代著名土家族反朝廷首领“覃垕王”，七月十五日“鬼节”，给亡故亲人烧纸钱，九月九日重阳节敬老人，腊月二十三日“灶神节”，兴“送灶”，腊月二十八（大月二十九）提前一天“过赶年”。据传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海盗扰边，朝廷调土兵抗倭，圣旨传到土家山寨，正值年关，于是出征将士提前一天过年，按时赶到了沿海前线，此谓“赶年”，习俗沿传至今。又传土地外族匪盗多，过年时，由于先摆过年物品敬祖、叩首，后健在人才享用，外族匪盗往往趁叩首时将物品盗走，为此提前一天过年。二说现无定论，共同存在。
农忙劳动兴“对山歌”，上山挖地兴“打白夫”、“敲锣鼓”，唱薅草歌，婚丧兴“打围鼓”（即溜子），曲调有《幺二三》、《灯罗汉》、《长工车》、《扑灯蛾》、《风老大》、《八哥洗澡》、《水六鱼》、《牛擦痒》等一百多个。
语言上爸爸叫“爬铺”，外祖父叫“戛公”，外祖母叫“戛婆”，父亲叫“呵巴”，母亲叫“阿涅”，哥哥叫“阿哥”，姐姐叫“阿打”，婆婆叫“怕甲哩”，弟弟叫“阿矮”，侄儿外甥叫“诺比”，穿鞋子叫“撮喜”，蟹叫“旁嘎”，黄牛叫“莫甲哩”，猫叫“莫”，打猎叫“食姐”，枪叫“冲”，吃酒叫“惹胡”，不叫“惹”，食油叫“色丝”，吃肉叫“试味”，筷子叫“补支”，脑壳叫“科巴”，米叫“纸儿”，乳叫“忙”，眼睛叫“落布”，嘴巴叫“渣起”，打叫“哈”，吃饭叫“直嘎”，跌叫“体克”，蹲叫“古都”，坐叫“翁”，躺叫“也”，想叫“跌”，吃叫“嘎”，锯子叫“克”，吹叫“灭”，摆手叫“社巴”，土花被子叫“西兰卡普”等。从语言学上讲，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祖，接近该语族的彝语支。
服饰兴男扎头巾，穿对胸镶边便服，女穿织锦（必司卡）。灶炊具兴三脚火架，耳锅鼎罐无灶。吉祥数喜偶数（但忌十、二十、三十、三十六），图腾崇尚虎（尤喜白虎），恨各类“精”（尤恨狐精）[14]。
前些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了推动旅游发展，设计了一段颇有名气的宣传语：神秘湘西，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在黄永玉的画里，在宋祖英的歌里，在罗洗河的棋里。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用如此的句法格式，表述土家族的传播历史：土家族的历史，不仅在屈原的辞赋里，在宋玉的对答里，在竹枝词的吟诵里，更在梯玛的传唱里，在哭嫁的歌声里，在摆手舞的跃动里。走进土家人的生活，深刻理解他们的民俗，就能从中破解土家族传播的历史，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土家族传播符号，深入了解土家族人民。
事实上，土家族的传播，在主体上也就是各种土家族民俗的传播，各类传播者以不同的身份、目的介入其中，对于土家族民俗展开了形态多样、方式各异的传播活动，对内实现了土家族民俗的代际传承，促使土家族民俗延续、演进，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对外则向外界展示了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土家族文化，并在相当程度上吸引了外部人士对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无限向往，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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