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土家族作为我国单一少数民族的历史很短，算得上非常年轻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土家族的发展历史却很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土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正因为土家族古老，甚至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彻底厘清它的历史演进脉络。
对于土家族的族源，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看法，至今尚无定论，其中包括廪君之后说、乌蛮之后说、巴人后裔说、江西迁入说、古羌人之后说等。虽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多数人认为，在这些观点中，“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理由更充分一些，特别是“巴人后裔说”现在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目前的研究也基本上廓清了巴人的来源、迁徙、流变情况。
大约4000年前，以勇猛善战而又能歌善舞著称的巴人在三峡地区兴起，在商、周时代，巴人生活在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巴方”就是古巴族。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三峡区域发现的古代巴人遗存，属早期阶段的以西陵峡两岸为密集。后来当楚人在江汉平原发达起来以后，因受楚人之迫，巴人的中心逐渐向西转移，到战国末至秦代前后，其中心则转移到涪陵至重庆一带。在三峡库区，已经发现的这时期的巴人遗址和墓地达到了百余处。巴人主要以渔猎为生，所以许多遗址是江边河畔的小聚落。但在巫山县紧邻大宁河东北侧发现的双堰塘遗址，忠县的中坝、哨棚嘴、瓦渣地等遗址群，云阳县小江之侧的李家坝遗址和墓地，面积都达数万平方米，内涵丰富，是从商至汉初时期巴人的中心活动地段。涪陵城区的小田溪，在20世纪70年代时已发现了战国末至秦代前后巴人集团首领（巴王）的墓地。
巴人既然生存于山高水险之地，自然以渔猎为主要生业，养成了质朴、强悍、勇敢的性格。正因如此，周武王灭商纣王时，就以“巴师”为前锋部队；刘邦自汉中出兵关中，平定三秦，亦使用巴人为前锋。
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巴人因功被封为巴子国。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与东边的楚国时战时和，双方交往密切，文化相互渗透。公元前400至600年，是巴人的国土巴子国（今重庆市）最兴旺的时期。自东周以后，楚国已逐渐把行政管辖权向西扩大到涪陵县一带，巴国则不断向西南退却，直到被秦国所灭：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率兵经枳县（今重庆涪陵）溯舟涪水（今乌江），置黔中郡。”秦灭巴以后，巴国不复存在了，但巴人不断向东方迁徙，广泛分布在武陵山区。秦实现统一后，在原巴人故地设巴郡、黔中郡、南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史书把当时活动于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通称为“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如《后汉书》就曾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世通常认为，他们是形成土家族的重要来源。
实际上，我国古代史书中很早就有土家人活动的记录，最早记载土家族人名的典籍是《论语》。《论语》中涉及了一位楚狂人接舆，《论语·微子》留下了如此的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这位接舆敢于直接讽刺大名鼎鼎的孔子，而且在孔子下车欲与之交谈时避而不谈，性格之乖张可见一斑。有人考证认为，接舆的老祖宗是土家族祖先之一的彭铿，所以接舆为土家族人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到了汉代，土家语人名逐渐见于史册。有一位活动于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7年）的娄中（今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桑植、慈利一带）精夫（土家语“好汉”的意思）相单程，系东汉充县车革（土家语地名，在今湖南省桑植县廖家桥村）人。他曾与大名鼎鼎的伏波将军马援争战而被载入《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史册，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后汉书》中明确记载：
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
实际上，就在相单程起义后不久，武陵山区的土著居民又先后发动了一系列起义，不少都被《后汉书》记载下来：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弃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羇縻而绶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临朝，下诏增进秩二千石，赐钱二十万。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这些被称为“武陵蛮”、“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的向、田、覃等姓首领的活动载入史册，是外界逐步认识到土家族先民的一个过程。可以说，外部社会对于土家族先民的早期记载，集中体现出土家族人民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其一，《后汉书》等史料多次记录土家族先民反抗暴政、发动起义，彰显了土家族人民英勇不屈、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民族性格，这与后来土家族人民奋勇抗倭、抵御外辱的史实完全能够相互印证；其二，《论语》中记载接舆性格乖张、放浪不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土家族人民豪爽的特点；其三，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著名诗人屈原等曾到达土家族先民的聚居地，并以当地风俗为题材，撰写了不少闻名于世的诗歌，许多习俗与汉族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明土家族先民逐步创立了自身的民俗体系。
在这些基本史实之外，学术界还提供了巴人演变成土家族的多种论据：
（1）巴人和土家族族称发音相同。土家族自称“比兹卡”，其中“比兹”是名称本身，“卡”等于“族”或“家”。而古代与中古的巴人自称中也有带“比”的音节，如地名方面，巴人曾经活动过的区域内有：湖南的白抵城、百曳滩，湖北的百节峒、北佳坪、白脊山、柏子山、白雉山，贵州的必际县，重庆的百节、柏枝山，以及一些带有“鳖”或“别”的地名如“鳖县”等。在人名、姓氏、族称方面，巴人活动过的区域或历史中有胚氏、“斑子”与班氏、“复夷”、比足齐、必际、鼻息等。
（2）巴人和土家族均生活在一个多虎的环境且都有白虎神崇拜。巴人与土家族生活过的西南和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等古籍中比比皆是。
巴人自称白虎后裔，有白虎神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华阳国志》记载，汉初的“板檐蛮”又称“白虎复夷”。东汉繁长、张祥等题名的碑里列有两个“白虎夷王”，名叫资伟与谢节。入晋以后，“板檐蛮”又有“弓弓头虎子”的称号。南北朝末叶，鄂东长江沿岸的巴人中有自称属于“虎蛮”部族的。樊绰《蛮书》卷十说：“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可见，从西汉初年到唐代，巴人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
（3）巴人和土家族语言中有相同的词汇，即虎称“李”和鱼称“娠隅”。巴人与土家族都有虎称“李”的词汇。巴人称鱼“娠隅”这个字例，与今天土家族的同类称呼相通。
（4）巴人和土家族姓氏相同。据《世本》和《华阳国志·巴志》载，廪君之巴有五姓，而板檐之巴有七姓。关于巴人姓氏的研究，是与其起源、演变和融合有关的重要内容，因而历来学者均较为注意。潘光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巴人五姓与七姓的发展及下落作了详尽的考述。关于前五姓，他说：巴，除了廪君自己姓巴名务相以及战国时代有一个巴蔓子而外，作为一个姓氏，似乎没有在巴人区域里流传下来。而在汉人的区域里，却出现了一些姓巴的人——樊，有些带樊字的地名，如樊口、樊城等，或许与巴人的樊姓有关；可以和樊氏一起说到的是范氏和繁氏。瞫，直接以瞫字为姓的人，文献无证，但和在音读与形象上相同或相近的姓，如覃、潭、谭等，则尽有其例，它们都或多或少与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有关。相，据传后来演变为土家族的大姓“向”。郑，今土家人中亦有存在。(www.xing528.com)
除了巴人东迁逐渐发展成土家族的观点外，还有几种观点也认为土家族的先民与古代巴人有直接的关系，但对其来源的说法与前述观点不同：一说为古代从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的一部；另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910年前后）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家族主要来源于湘西土著，系与后来进入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其根据是湖南省湘西地区的龙山、泸溪、大庸等县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当地的土家语地名。
土家族知名学者彭英明教授提出：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发育于秦汉魏晋，形成于唐宋年间，稳定于元明清初，“改土归流”以后则进入了同化发展期[1]。彭英明教授还进一步论证道：
在土家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很大的政治作用的，是唐宋时期在武陵山区所实行的羁縻制度。作为一种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形式，羁縻制度早在隋代即已提出，唐武德年间正式出现，至贞观时期进一步制度化，逐步在全国推行。史载：唐初杂侧荆、楚、巴、黔、巫中的彭水蛮等先后归服于唐，唐令其自己治理其地，开内地羁縻州县之始。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开州蛮冉肇则被获，唐设立峡州刺使，统辖峡、夔、涪、黔、巫、施等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黔州都督府，以督黔、施、业、辰、充等州。天绥二年（公元692年）唐将辰州所属大乡（今永顺、龙山、保靖部分地）、三亭（今保靖、秀山部分地）等合并为溪州。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又分大乡部分地置洛浦县，以后又把洛浦、招谕（今凤凰县部分地）改为锦州。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又分天下为十五道，巴东、澧阳等郡隶山南东道；黔中、泸溪、清江、灵溪、宁夷等郡隶黔中道，“尝以黔州控扼险要，往往置重兵，以兼总羁縻州郡”（《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其主要一项内容，即利用当地族群首领治理其地，以“巴酋子弟，量才授仕，置之左右”（《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来凤县志》卷二十七亦称：“唐初，溪洞蛮酋归服者，世授刺使，置羁縻县，隶于都督府，为授世职之始。”如冉安昌被封为思州招慰使，田世康为黔州刺使，田英为德州刺使，等等。
羁縻制度发展到宋代，更有所加强。宋初，湘鄂渝黔边的溪洞诸蛮先后归服中央王朝。为加强控制，宋在荆湖路澧州澧阳郡设立石门、慈利等县，在归州巴东郡设立巴东等县，在峡州设长阳、巴山等县，在辰州设立泸溪沅陵等县，在夔州路之下设立黔州黔中郡，辖彭水、黔江等县，在施州清江郡设立清江、建始两县。总计，在今土家族聚居区域的荆湖路设三十八个羁縻州，主要集中在沅江以北。在夔州路设四十九个羁縻州。在这些地区，“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宋史》卷四百九十三）利用其头人进行统治，这些首领的任命、升降、调换，都必须经过宋王朝认可，可以世袭。“州将世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县州各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以司以闻，用赐敕告、印符，受命者乃隔江北望拜谢。”（《宋史》卷四百九十三）羁縻州的刺使除有权统辖其属地外，还有权在州内设押亲付使和校吏，即所谓“听自补置”。羁縻州的土官效忠宋朝的，还可以得到升迁。对有功的羁縻州刺使，还用过“赐以疆土”的办法予以笼络。
总之，从唐至宋，在今湘鄂渝黔边武陵山区土家族中设立的羁縻制度，依靠其首领自理其地，世代承袭，延绵不断，使这一地区较前更加稳定。在这种更加稳定的局面下，溪洞诸蛮不仅加强了和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而且其内部的经济文化联系性也更加紧密。从而，由于共同的命运，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族群分界”[2]。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土家族也是较早受到汉文化影响的。汉文化对土家族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五代初年，由彭瑊率领的江西彭氏子孙及百艺工匠入主湘西后，披荆斩棘，开拓疆土，其势力迅速崛起，开始了彭氏统治湘西八百多年的历史，江西彭氏主政湘西后，汉文化也源源不断涌了进来。唐至五代，汉族商贾也经常深入鄂西一带山区，收购“溪货”，同时期，汉族手工业者入山采集土特产品，运往汉区，并把汉区的各种生产农具、生活用品运往溪峒。通过这些交流方式，土家族与汉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对促进山区生产、方便生活非常有利。
在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和演进是漫长而渐进的，但通常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彭英明教授指出：对于土家族民族共同体来说，发生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溪州之役”和“溪州会盟”，则正是这样一种“民族认同”和“族群分界”的具体展示[3]。
“溪州之役”和“溪州会盟”是土家族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后晋天福4—5年，即公元939—940年。溪州赤石洞蛮彭瑊，于南梁开平初年受楚王之命为溪州刺使，后为其子彭仕愁所袭。“当仕愁之世，昆弟力强，多积聚，故能诱诸蛮，皆归之，胜兵万余。”（《九国志楚志·彭师嚆传》）。溪州在彭仕愁时期，势力已经比较强大，逐步统一了向、田、覃等诸部而成为溪州地区各部的大首领。一旦势力积聚，他们便开始向楚马朝廷争夺地盘。史载：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八月，彭仕愁率兵万余进攻辰、澧二州。后兵败，遣使求和，同意归附于楚。其要求是，允许彭氏世袭溪州刺使兼诸羁縻州“都誓主”（盟主），其余羁縻州主田、覃、向、龚四姓各世袭其地，统属于彭氏管辖。为巩固盟约，双方还决定于天福五年（公元940年）12月在溪州西北的会溪坪对岸铸立铜柱，镌刻盟文，以为凭证。盟文约2118字，即现在世人所熟知的《复溪州铜柱记》。“溪州之役”和“溪州会盟”的重要意义在于，彭氏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但在政治上却获得了合法地位和统治的领地，这次会盟为彭氏在湘西统治八百余年的基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促使该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彭英明教授还进一步分析，《复溪州铜柱记》上的铭文，从民族学的角度解读，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
其一，五溪“聚族”，已有久远的历史。所谓“牂牁接境，盘瓠遗风”，这只是一种泛词，意为与蛮夷之地古夜郎国接壤，承接了上古少数民族遗风。“因六子而分居，入五溪而聚族”，“六子分居”系指氏族部落的分化，实质在于重新“聚族”，指的是部分巴人进入五溪定居，开辟了民族的共同地域。
图1 考察溪州铜柱
其二，彭氏作为土家族重要部分“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已历时三、四代，长千万夫。据《宋史·诸蛮传》载：“初北江蛮酋，最大者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使，而以下溪州刺使兼都誓主。十九州隶焉，谓之誓下州。”按现在的地理概念，基本上囊括了湘西北部土家族地区，以及鄂西的来凤、咸丰，黔东北和渝东部的土家族地区。这应该说基本上就是今日土家族“共同地域”来历的稳定基地。
其三，在经历了溪州之役以后，经与楚马协商，溪州族群关系现状得到了确认，即外族承认了其族群构成现状，要其维护社会秩序，“庇尔族类”。这实际上是以“族类”这一封建史籍中的泛称开始认识到了土家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明显地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族群分界”。
其四，关于溪州彭氏的来历问题，各种说法均有：有来自江西吉安说的，有来自贵州说的，还有本地土著说的，都有一定理由和根据。但我们认为，这都是就族源而说，对于民族共同体形成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一进入溪州“蛮夷之地”，通过“聚族”都“夷化”了，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土家族，这才是最基本的。“溪州会盟”文字的民族学意义，也正在这里[4]。
正因为经历了隋唐五代以来羁縻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像“溪州之役”的考验，所以到了宋代，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仅各种民族因素已经孕育成熟，民族特征显现突出，民族意识更为强烈，而且其民族名称——土家族，也以“土丁”、“土兵”、“土人”的称呼，被他族和王朝所承认了。据载，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有了“土兵”的称号（《宋史》495卷）。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在史书中有多处提到了“土人”说：“荆湖南、北路溪洞头首土人……”（《宋史》卷294）这些虽然最初都是他族和王朝对土家族的“他称”，而不是土家族的“自称”，但确实证明了他族和王朝对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承认。
元明清三朝，中央王朝在今土家族居住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采取“以蛮治蛮，以夷治夷，以土治土”的世袭土司制度，且规定“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使居住在当地的“土人”基本上稳定下来，较为安定地繁衍生息，这也加速了土家族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因此，有人评价道：在土家族聚居区实施土司制的一大历史功绩，是使土家族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由初始阶段进入到定形阶段，由一个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由“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恩格斯语）进而为文明民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土司制实施后的客观条件，是土家族形成的“温床”。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大量汉人迁入土家人聚居区后出现的。宋以后，汉人逐渐迁入武陵山区，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土家族地区全面实施“改土归流”后，汉族大量迁入，土家人聚居地区出现了“土民”、“客民”之分。为了区分外地迁入的人群与本地人的不同，“土家”一词开始出现，以汉语自称“土家”，称外地迁来的汉人为“客家”，称毗邻的苗族为“苗家”。正式把“土家”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提出来，表明土家族有了共同的基本活动地域，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形成了一个共同体。但是，这一新型族群没有独立文字，因而直到近代也没有明确的族群名称，世代以“土官”、“土兵”、“土司”、“土民”、“土蛮”，总之以“土”称之。直到清末时期的湖北《咸丰县志》中，才正式把他们称为“土家”，这也是土家族的族名首次出现在地方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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