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我脱产参加“五反四清”运动工作队，1967 年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回行后，发现根据战备要求，档案室已将长期以上保管的档案转移到蓟县下营后方库，并销毁了部分短期保管档案，移交给外单位部分档案，但近万册金融资料不知去向。经询问，才知这批有关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涉及银行的经济、金融等资料已被天津历史研究所运走，待他们整理后，再办理移交手续。可是这批资料对银行很有用处，实不应移交他人。经与天津历史研究所联系，他们将这批资料拉去后，现在还堆在一间厕所里，因“文化大革命”尚未动手整理编册。经过商量，同意我们收回这批资料，于是，我们迅速将近万册资料运回，放入五库档案库中，先保存起来，以免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和损失。直到80年代编史修志时，才开始初步整理，为本行编写史志和外地银行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档案室受到冲击，“文革”初期，“造反派”找档案室要黑材料，被我们以档案室是机要重地拒之门外，后来我下放后，又以查找敌伪反革命分子的线索为名，将旧银行档案全部折腾一遍。1969年7月天津市下放万名干部当工人时，我被下放到糖业烟酒公司红卫兵糕点厂。当时，工厂是连队编制，我下放到厂不久，就把我从车间调到连部当文书，并帮助管理人事档案。直到1972年12月干部归队时，我才调回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在我下放期间，机构、人员有了很大变化，1970 年10 月人民银行并入市财政局成立了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银行档案室与财政档案室也合并在一起，银行档案人员已调走，只留财政档案人员一人管理原两单位档案，由于他不熟悉银行档案，银行档案数量又多，他无法管理，以致原银行档案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1973 年恢复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名义，至年底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又分为市财政局和市人民银行两个机构。我回行时，仍让我继续管理银行档案工作，当时据财政档案人员告知，银行有两个档案库房因行政组存放家具杂品，已将库房钥匙交给了行政组，其余门上钥匙已找不到了。我到楼上档案库一看，门窗有的敞着，刮进来的土已很厚。档案基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需要重新摸底核实。在核实过程中，发现有的案卷丢失了，资料也有短缺的，东一堆，西一堆，基础工作已打乱，需要重新整理，有的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工作责任也分不清。我只好先把底数摸清，想法把钥匙找到，再让行政组把家具杂品拉走，腾出档案库房，把档案管理工作初步建立起来，其余等分家后再说。对下属单位的档案业务指导，也已基本停止，需要重新恢复。一个人面对着众多的工作，困难重重，但我还是努力地担当起来，因为我比任何人都熟悉原来的情况。1974年机构分设后，我重新起草制定了档案工作各项暂行办法，同时，将文件的副本和重件组成各种专题汇编，将收集的解放后天津市的法规、规定、统计资料和有关银行工作的各种汇编，参照图书管理的办法进行了分类管理，便于配合档案工作提供利用，弥补档案的不足和加速调阅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利用效果，由于能利用多种查找工具，迅速调出文件提供利用，曾被同志们戏称“活档案”。但由于任务重，工作量大，只能做好一些主要的基础工作，同时，我还担任档案工作财贸协作组组长，组织推动协作组和下属单位的业务交流活动。经过努力，我行的档案工作得到了基本恢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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