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时就离别了家，当父亲因生活困难挈全家离开上海回浙江老家时，让我不能忘怀的就是家中生活的艰难，总不想再给家中添负担增麻烦。所以在寒暑假期间，不愿向家中要路费回家，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养伤时，才又回到家中。当时，父亲虽有了工作，但已有六个弟妹，一家九口人靠一人工资生活，已十分艰难，我作为大哥，想到家中需要我在经济上帮助解决困难，不能再上大学，只有找工作增加收入，才能为家庭分担一些负担。1948 年我参加银行工作后，工资虽不多，但可以贴补家中一些，以减轻父亲负担。1950 年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父亲又失去了工作，家中生活陷入困境，还又添了一个弟弟，那时我在私营银行工作，每月工资较多，除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尽量支援家中以度难关。到1953 年私营银行合并成公私合营银行时，我的工资较过去减少了一半，把它全部支援家中，家里还是困难重重，经常寅吃卯粮，借外债度日。1954 年我涨了一级工资，仍继续全贴家用，但还是杯水车薪，经常要借钱帮助家中解决临时困难和还债。由于家里弟妹众多，还要上学，一家十来口人生活非常困难，我更不敢再花路费回家，只能书信往来，以解心中牵挂。这几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入不敷出，常借外债勉强糊口。1957 年后较大的弟妹开始参加劳动，家里才稍有喘息机会。1959 年下半年经与家中商量，我才开始积攒回家路费，于1960 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父母亲辛勤操劳，弟妹们努力劳动和健康成长，心中十分感慨，只是经济仍是十分拮据，体会到父母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回天津后，我仍然将大部分工资收入供给家中，直到1963 年我结婚后，才减少一些。随着弟妹们长大，家里经济情况也逐步得到改善，父母含辛茹苦一生总算有了安慰，多次让我减少汇款，我想到父母的艰辛，还是尽自己的力量赡养父母，以便他们能颐养天年，直至1990 年前后他们相继去世。
鉴于家里弟妹众多，经济困难，为了支持家庭生活，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对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我非常拥护，愿意身体力行，所以在30 岁以前没有想过结婚的问题。1960 年回家以后，才开始考虑这一问题。我1963 年结婚，爱人黄静宜是一位教师，结婚时她也已31 岁，我俩选择对象均以品德为重，有不少共同之处。我们都以自己的事业为重，经济上都有家庭负担，赡养父母，生活都比较俭朴实在，思想要求进步，所以比较谈得来。但她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家庭情况互不了解，有缘千里来相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终于走到了一起。结婚也很简单，就在一个星期六傍晚，在银行的会议室里由同志们为我们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领导证婚，大家欢聚一堂，就算完婚。婚后，我们仍各以自己的事业为重，在经济上仍各自基本独立，互不干涉双方对家庭的支持，除周日我俩在家相聚外，平日她就住在自己娘家。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平等的，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彼此关怀，取长补短。1966 年生儿子宣朝晖，产后她即绝育，孩子也跟她一起住在姥姥家。直到1974 年她才回自己家住。地震时，我们就在院子里搭防震棚生活，到1984 年后才搬到新分配的住房。共同的生活，更增加了彼此了解，增进感情，长短互补，相互帮助，家务主动承担，经济仍相对独立，当有矛盾时，往往共同商量，尊重对方各取宽容谅解的态度，或者恭敬不如从命，从不争吵，关怀多于指责，宽容多于责备。1988 年她退休后，因腰腿有病，走路困难，行动不便，彼此更是体贴关怀，相互照顾，生活一直比较和谐。儿子小学毕业后就一直住校，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北京找工作，后来在北京成家，也是晚婚晚育，现在他们的孩子仍在上小学，一切都由他自己选择和决定，我们也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很关心我们，节假日有时间就来看望我们，平时经常电话问候，关系也很和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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