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工作是一个单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但又不是主要工作，往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摆不上位置。大家对档案工作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档案工作是保护历史真实记录，既要收集齐全，又要注意保密，责任重大，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纸定乾坤的工作；另一种则认为档案工作是看管一堆“废纸”，不需要文化技术，用处不大，是人就能干的工作，实在是埋没人才的地方。而档案工作者在一起的时候，也常有各种议论，说什么“档案工作是一项有能耐的人不愿干，没能耐的人干不了的工作”；“档案工作经常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忘了”；“有用时档案是宝贝，无用时只是废纸一张”；“别人利用档案名利双收，提供档案的人无名无利，是一项专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档案工作默默无闻，年轻人都不愿意干”。有的档案工作者不愿下力量熟悉保管档案的内容，也就无法提供档案利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把档案工作当做是打发日子的平凡无味的工作。他们没有认识到档案工作是一项保护国家的历史财富，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服务的重要而又专业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繁琐、细致、技术性强、又脏又累的工作，没有一定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知识是干不好这项工作的。做档案工作首先要学会管理，要熟悉档案内容，从档案中汲取知识，充实自己，以便提供别人利用。我就是从众多的银行档案中学习有关金融知识和了解历史情况的，为了解各银行情况，我根据各银行档案编写了各银行的历史沿革，也为编金融史提供了大量的银行档案材料。对一些错误的传说和历史情况，我在调查印证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考证的意见，如天津市军管会接管部金融接管处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金融处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一个是局级机构，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兼任领导，一个是银行内部的一个处，两个机构都简称金融处，有人就把它们当成一个机构，把两者的历史和档案混在一起，分不清楚。我发现后，认为作为一个档案工作者，有责任把它澄清，我根据档案和访问老行长写了一篇有关两个机构的材料，其中《天津市军管会金融处与人民银行金融处追述（辨异）》分别刊登于《金融与市场》及《天津档案》予以澄清。还有天津官银号行屋照片出现了不同的两个版本，我就根据一些资料写了一篇《天津官银号行屋考证》分别刊登于《华北金融》与《天津钱币》以供查考。又如天津金编钟的问题，有的报纸说是“黄金十万两铸就金编钟”，实际是16 个金编钟共重只有11439 两，还有的说金编钟是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在天津解放时上缴军管会的。天津解放时，陈亦侯在上海，1949 年8 月才回天津，他怎么上缴？还有的说四行储蓄会经理胡仲文备函上缴的，还有玉瓷器两千余件，实际1951 年10 月盐业银行上报后，人民银行派人检查时，玉瓷器共301 件（玉器273 件，瓷器28 件），其余的又哪儿去了？我根据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档案记载，写了一篇《金编钟之谜》予以澄清事实。我认为这就是档案工作者的责任。1963 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革命工作不分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档案工作是利用档案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服务的，是社会主义的垫基石，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默默无闻的事业，作为档案工作者就要像雷锋同志那样，干一行爱一行，不计名利，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把革命工作做好，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周总理曾号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还说“档案工作很重要，应该干一辈子”。并指出“你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编写历史资料”，“应当用档案来印证一下历史事实”。并叮嘱说，档案工作要“为今天，也为未来服务”。保管档案是为了利用。总理的指示给我们档案工作者指出了努力方向，熟悉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提供档案为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服务，把死档案搞活，充分发挥其作用，就是总理对我们的期望。根据这一要求，我先后编写过《天津两度设立征信所始末》、《历史上的天津“华尔街”》、《解放前天津银行仓库概况》、《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前后》等材料，还写过1949年解放初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工薪情况、1954 年天津清偿解放前存款始末和1955年天津市发行新人民币情况等历史材料，努力去实践“档案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历史研究、进行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和“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的要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决心当一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铺路石，把档案利用工作作为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手段，在档案战线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贡献力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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