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5辑）：难忘的记忆

张　颖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激战攻入天津市，1月15日天津解放。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关内解放的最大一座城市，也是工商业颇为发达繁荣的大城市。

当时，在冀察晋根据地西柏坡中央外事组驻地，我和丈夫章文晋已经预计到全国胜利在望，也估计到天津市即将解放。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外事组成员近30 人，其中有章汉夫及黄华等乘上一部大军卡，准备进入天津实行接管工作。我们沿着滹沱河在不平坦的公路上直达天津近郊宝邸县（现宝邸区），等待进城。当时我们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不安，解放战争不过两年多，我们回来了！记得1946 年底国共谈判破裂时，周恩来同志在南京召开的国统区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伟大的，现在国共谈判已破裂，我即返回延安，朋友们要有信心，我相信，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载，我们一定会回来，胜利属于全国人民。”周恩来同志预言很准确，过了两年多一点我们就回来了。

1949 年1 月15 日上午，我们乘坐军卡从北门进入天津市区。市区的道路还不很畅通，战场虽已初步清理，但路障、铁丝网仍然存在，还有损毁的民宅，到处是碎石砖瓦。我抱着刚满周岁的大儿子百家，那时他还不太会走路，两只小手抓着军卡的栅栏使劲摇晃；我们则带着久违的眼光，看着马路两旁的高楼大厦，心里惊叹不已。我们曾在重庆住过几年，又在上海、南京工作过，但那不是我们的地方，而是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工作。我们都不认识经过的是什么路，车行到市中心一座大楼旁停下来。我们背着行李跳下车，一看才知道名叫“渤海大饭店”。我们数十人有序地进入，并听领队的人喊着名字分派住房。我们的房间很宽大，但却没有任何家具，好在是地板地，我们就地打开背包铺好，就当床了。随即听到开饭的哨声，我们同在解放区一样，每人拿个大口缸，连饭带菜都盛上了。对孩子有优待，吃鸡蛋面条。我们开始了大城市里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我们这支干部队伍，第二天就开始忙碌起来。我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外事处已经挂上大牌子，最初是在原天津市图书馆一侧。本来我并不是外事组的干部而是中央统战部的，所以我必须单独去军管会报到，当时组织部门让我到军管会文教部去，那里的干部不多。部长黄松龄同志接见我，和我作了简短谈话，即决定我留在文教部。正好那时陈荒煤也到了天津，而且在军管会碰上了。他说：“原来你也在天津，太好了。你就先来帮忙，我这里没有人手，进天津的有华北军区文工团，他们也忙得很，根本抽不出人手来帮我。”原来荒煤接管的是所谓的文化艺术单位。其实，当时天津只有一两个民营京剧团算是像点样的文艺单位。我记得当时有厉慧良为主的京剧团，吴素秋也有时搭班演出，其他大都是草台班子。那时有个“中国大戏院”，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剧院，不时会请到各地名角来演出。进城后，军管会就派人把大剧院接收了，掌握这块阵地很重要。大多数其他的所谓文化单位或艺术团体都在当时天津租界外的南市，当地人也称为“三不管”、“杂八地”。那里一到晚上热闹非凡，但鱼龙混杂什么都有，如评剧、杂耍、魔术，还有不少色情表演。陈荒煤和我每晚都要到那儿看各种表演，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净化演出，这当然不是一时能办到的。不过，我们发现有一些很不错的名角混杂其间，如唱京韵大鼓的小彩舞，每日演出极受欢迎，我们很快就把她选拔出来。

时隔不久，陈荒煤调到武汉中南局去了。周巍峙来当军管会文艺处长，随后阿英（钱杏邨）来天津市当文化局长。我们曾办过一个以改进文艺工作为宗旨的报纸《星报》，大概有两年吧，是团结当时的文化人共同创办的，这使不少老天津文化人得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回想起来，《星报》还对改造旧文化发挥了一些作用。不久以后，我调回市委宣传部（原军管会文教部）理论教育处工作，直到1955 年调北京。

记得我们离开西柏坡时，周恩来同志曾找章文晋和我谈话，特别提醒章文晋，天津是我们在关内解放的第一个大都市，除要做好接收工作之外，还要做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这对今后解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大影响。恩来同志知道章文晋的家庭背景，天津也有文晋的不少亲戚朋友，叫他放下出身不好的包袱，做好工作。又特别提醒我：在这方面应该多提醒和协助他工作。

我们到天津忙过几天以后，市长黄敬同志就告诉文晋，天津有不少人是章家与他的外祖父朱启钤家的亲友，要他抽空去看看，特别要探望他的六姨朱洛筠。朱洛筠的丈夫张学铭是张学良的同母兄弟，亲戚们都叫他“张二爷”。解放前张学铭曾担任过天津市长，解放后差点被关入牢中，后因张学良的关系定为监外管制分子，要定期去公安局报到。这位张二爷染有些旧社会的坏习气，抽大烟、捧戏子，尤其喜欢捧那些曲艺方面的女艺人。共产党来了，他没有带着全家逃跑，而且把毒瘾戒了，但无所事事。朱洛筠当时是抱着瞧瞧看的心理，她并不信国民党造谣共产党如何坏，因为人民解放军进城后，完全不扰民。她家的前院驻了解放军一个连，每天早晨都把整个大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她家的厨师请解放军战士进屋喝杯水，他们都婉言谢绝了，只是偶尔来借用一些厨房用具，而且有借有还，洗得很干净。朱洛筠看在眼里，认为解放军要比国民党好得多了。但张二爷被管制，她心里还是有点怕，但又觉得被管制一下也不错，二爷待在家里，不敢到处乱跑了。

一个星期日上午，章文晋和我抱着百家去朱洛筠家探望。她非常高兴看到我们，主要是对章文晋，因为他们朱、章两家就出了这么个革命分子，而且是“接管大员”，对我则有点侧目，不知道共产党的女兵是个什么样子。看看百家长得很好看又很乖的样子，十分喜爱。她家有两个保姆，抢着把百家抱走了。本来六姨想把百家留在她家，因为知道我们工作很忙，难以看管孩子。但我们婉拒了，因为还没请示。她又把留在天津的亲戚朋友告诉章文晋，让他去拜访。随后，章文晋向黄敬市长汇报了这些情况。黄市长让章文晋去拜访这些亲友，不要有任何顾虑，多来往，讲共产党的政策，使这些人安心留在天津市，会起很好的作用。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拜访了上海的银行家周叔廉，他在天津很有影响力，也是章文晋父亲的老朋友。周叔廉看见我们两位十分高兴，特别问到共产党对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听后他表示很放心，会回到上海绝不外逃。周叔廉的夫人也十分喜爱我们的儿子，她说，你们工作很忙，带着孩子不方便，一定要把百家留下。她家有三个保姆，带着一个孩子绝对没问题，而且老夫妻二人平常寂寞，有个小孩子会热闹许多。我们看老俩口真心诚意，于是就把百家留在他们家，大约半年之久。后来，她又帮我们找了位年轻寡妇照看孩子，我们才把百家抱回机关宿舍。(www.xing528.com)

那次见面之后，周叔廉老先生约请了好多位在天津市有影响的资本家，设宴招待章文晋，其实就是想听他讲讲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为是亲朋好友，所以谈话显得很轻松。

我记得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到天津来时，黄敬市长举行了一次交谊舞会，天津市的不少领导都参加了。那时文晋恰好在北京开会，黄市长要我去参加。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他很高兴地问我们在天津的情况，还问张学铭怎样。我说他是被管制分子。恩来同志笑了：“他不过是个公子哥儿，管他作什么？”我报告说，他过去当市长时曾在枪杀几个共产党人时签过字，算是有“血债”。恩来同志说：“他哪里知道什么具体情况，无非是履行个手续罢了。”恩来同志招手让天津市首任公安局长许建国过来，对他说，把张学铭的管制免了，不用管制了，他干不了什么坏事。

张二爷解除了管制，心里安稳多了，但六姨朱洛筠反而又有些担心。她觉得，共产党来了把张二爷管得服服帖帖，现在又不管了，他是否会犯老毛病呢？她和我见过几次，大概觉得我这个共产党女兵不错。有一天，她打电话约我，说有事商谈。我如约去她家，她把心事告诉我，并说希望对张二爷继续管制，怕他变回原来的样子。我只好笑着对她进行解释，这是党的政策，该管制的要管，不该管制的也不能随便管。我还告诉她，这是周恩来同志定的。她问我要给周恩来写封信可以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我可以代为转交。她真的写了信给恩来同志。

50年代初，北京有一所“华北革命大学”，里面设立了一个特别班，招收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张学铭也被送到那里学习改造。学习后，他被派到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当副所长。他对这个工作十分热心，而且很有办法，利用各种关系，帮公园弄来了东北虎等一些珍稀动物。后来有香港报纸报道，张学良的弟弟在天津的公园里当“园丁”，结果就把他调到天津市建设局当了一名副局长。不过，他一直觉得还是当那个“园丁”更符合自己的秉性。

50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工作，张学铭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们有时周末还见见面。几年下来，这位张二爷完全变了样。我们在一起时常常要讨论一些问题，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据说，他在学习会上发言总是长篇大论，还非常喜欢与人辩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也在那里学习，告诉我张二爷完全是个“左派”，比共产党的“左派”还要左。只要有人给共产党提点意见，或只是对“班长”有些不满，他都要站出来与人争论。他认为共产党做的任何事都正确，不能提意见，有时甚至给人戴帽子，诸如“反党分子、反党言论”之类等。那还是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我和他见面时常常提醒他，于是他和我也争论上了。总之，是谁也不能批评共产党，给共产党提意见。“文革”期间，他被收监七年之久。出来以后，他居然此心不改，没有一句怨言，直至终生，可谓难得之极。这位张二爷我真还常常想念起他。

天津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及党政机关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参加工作的每个人每月都发给90斤小米，每年一套军衣、内衣、鞋，两年一套棉衣，生了孩子也领90斤小米。请个小保姆看孩子，也是90斤小米，当然没有军服，总之是一律平等。这90斤小米要交大半给大食堂，人人去食堂吃饭，吃多吃少随便，除了交伙食费，余下的可以换成钱。最初没有人民币，而是边币（原陕甘宁边区的货币），买些日常用品之外，也可以买好吃的东西。我是广州市人，好吃海产品，到了天津市真是喜出望外。我记得大对虾有半斤一个的，五斤小米就可以换一对，全家三口人可以美餐一顿。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天津近郊的“胜芳”螃蟹，肥美异常。五斤小米也能换两个，这是我一人独尝。在我的记忆中，“胜芳”螃蟹比现在的所谓“阳澄湖”美味得多。现在我的工资已涨了几百倍了，每到中秋佳节，螃蟹源源运到北京，可“阳澄湖”的价钱实在令人咂舌，且真假难辨。我时常想，天津物美价廉的“胜芳”螃蟹为什么没有了？即使后来不养了，现在也可以再养啊，这可以给养殖农户带来多大的收益！我们多少人希望再吃“胜芳”的，而不是少数人专享的“阳澄湖”。

我们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除了大儿子出生在战争年代的晋西北，其他三人都出生于天津市。对此，我们怀着感恩之心。解放之初，我们的工作是很忙碌的，天津市政府为我们这批进城女干部着想，办的幼儿园都很好。我的孩子们都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长大。我的小儿子知方是1954 年出生的。那时，天津刚创办了一个婴儿托儿所。他出生不到半个月，我就把他送到这所新办的托儿所。当时，这称得上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托儿所了，我记得是在马场道的一座很大的洋楼里。只要天气好，托儿所的阿姨们就把小床搬到院子里的树荫下，让孩子们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婴儿一岁以后就让他们在房内自由玩耍。我们每周去看一次，孩子长得都很好，父母们非常放心。1956 年我们调北京工作，全家都搬到北京了，但小儿子却留在天津的托儿所，直到五岁才接到北京，到北京又放到外交部幼儿院了。记得我第一次到幼儿院接他回家，我在外边等待，只听到小儿子大声叫嚷：“我没有妈妈，没有，我不要妈妈，要阿姨。”我内心既难过又愧疚，我们那个年代的女性难道没有母爱，没有感情吗？不是，而是思想有偏差，认为自己应该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对家庭对孩子的照顾和责任尽得太少了。如今60 年过去，我已年近九旬，想起往事还常感难安，好在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已能为国家出力了。

前不久，我又回到天津。到火车站就感觉不一样了，那是个很漂亮的建筑，内部结构设施也很科学先进。走出火车站一看，更是一个全新的天津。几年前，我曾去过一次天津，但几年不见变化真是太大了。到处矗立着高楼大厦，这些新的建筑物造型色彩十分讲究，各有不同。旧时的“租界”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成为新天津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天津市的突飞猛进，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真实写照。60 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坎坷、挫折，才有今天的高歌猛进！我为我们祖国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而自豪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