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帮在天津经营的主要行业及其影响

（一）金融业　天津是票号开创地。清乾隆末年，山西商人雷履泰首先经营的日升昌票号，使天津成为山西票号的发祥地，清嘉庆后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都在天津设有分支机构。辛亥革命后，票号式微，但大德通、大德恒两家以及三晋源（该号在1934 年前后歇业）仍继续经营，改组为银号（钱庄），他们沿袭山西商人朴实稳重和信用的传统优良作风，以经营一般银号存放款及汇兑业务为主。当时天津银号有两派，在宫南北大街的一派称东街，以做现事为主，即做投机生意，另一派在针市街称西街，以放架子为主，不做投机生意，属于银号的主流或称为正统派。大德通、大德恒虽受到山西票号破产的影响，但他们重视信用，稳健经营，受到社会广泛赞誉，对重建山西帮金融业的信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山西商人在天津经营工商业，给予了资金上的有力支持。

大德通在业务上积极吸揽存款，交结一些殷实货行如纱布、五金、颜料及当行等，还联系了一些官僚大户，如清朝庆亲王奕劻、那桐等后代都与大德通往来，主要是因为该号作风正派，重视信誉，存户放心。该号注重调查研究，既掌握往来客户资信情况，又能及时了解市场动态，掌握资金投放时间、业别及联行流向，使资金调度灵活，很少在市面临时拆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 年实行废两改元以前，因各地白银成色标准不统一，衡器砝码各异（当时有库平、关平、漕平），再加上各地资金供需不平衡，天津各银行对外地银两汇款，如何折算兑换率，都要向大德通请教各地行情，或委托该号代办。北伐以后，山西帮官僚资本家孔祥熙经营的裕华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以后山西帮仁发公、谦甡两银号相继开业，再加上与山西帮有历史渊源或经理是山西人的银号如益恒昌、豫慎茂、华兴、广源、万德等，山西帮在天津银钱业中，又逐渐活跃起来。30 年代初大德通少东乔智千任天津中央银行副经理，对山西帮银号有所关照，使大德通声誉大振（经理许敬敷被选为钱业公会理监事）。七七事变后，敌伪统治下的金融业陷入困境，1948 年8 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法币，实行金圆券，银钱业实力消耗殆尽，大德恒、仁发公、谦甡等银号相继停业，唯有大德通一直维持至解放后，1949 年9 月增资时，始申请歇业。在天津有着悠久历史的山西帮金融业，至此完成了历史史命。

（二）典当业　这是天津传统行业之一，从清末到30 年代，一直是天津有实力的重要行业，也是调剂当地居民借贷的金融机构。天津典当业投资者，最早是地主和盐商，民国以后，北洋军阀宦囊突起，也争相投资典当业厚利剥削，例如曹锟、张勋、陈光远在天津英法租界及城乡繁华市区都开设了当铺。天津历史上经营典当最出名的是山西帮，当时那些投资典当业者，总是想方设法聘请山西人，或山西当铺出身的人当掌柜，这主要是缘于山西典当掌柜，经营作风稳健，诚实可靠，而且精通业务，对于古玩、金石、字画、皮货以及其他首饰、珠宝等贵重物资，具有较精明的鉴赏水平，对投当物品质量成色、新旧程度、牌号真伪，是否便于保管以及逾期处理残值等方面，都有精确的估计，然后给以适当典当金额，以防亏损。同时对典当物资，还有一套妥善保管办法，以防质押物资变质，无法交还原主而发生纠葛。另外当铺还有凭证（即当票）保密制度，防止涂改伪造冒领等事件发生。解放前典当行业是民营金融领域企业，当年在天津从事典当业者，都与山西票号有密切联系，也是银钱业资金投放比较稳妥可靠的对象之一。除非遇到天灾人祸，意外灾害，一般是可以本利还家，很少吃倒账的。从历史来看，天津典当业一直是山西帮称霸的行业。解放前山西帮典当业代表人物王子寿（原系公裕当学徒，以后是公懋、德华等当铺经理、监理），与豪门富户、银行、钱庄都有广泛联系，是山西帮很有声誉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颜料业　颜料是人民生活中缝制衣被不可缺少的辅料商品之一。当时科学落后，没有化学工业颜料，只能依赖商人从产地贩运到天津再转销东北和西北各地。因此，天津颜料业有广阔的市场。1860 年天津开埠以来，日本、德国等外洋化学颜料大量进口，其颜色鲜艳，品种繁多，深受我国广大消费者欢迎，因此天津颜料行业一直销路顺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等国进口颜料断源，颜料价格猛涨，颜料商人获有厚利。当时天津经营颜料的字号很多，主要有德昌公、公裕、福兴恒、德生颜料庄，都是山西帮，其中在天津享有盛誉的公裕颜料庄，是山西帮颜料商的首户，该号不但贩运各种颜料，而且设厂生产公字牌硫化蓝，一时成为天津名牌产品。该厂于1956 年改为公私合营。

（四）染整业及染坊　染整厂是棉布加工行业，主要漂染青、红、蓝、灰、白等各种色布，并大量行销西北东北各地。七七事变前，天津纱布庄与染整厂是天津重要行业之一。30 年代初，天津染整厂共有47 家，在染整业中历史悠久，产品质量优良，声誉素著的老字号是山西帮的义同泰。敌伪时期纱布列为统管物资，市场纱布货源奇缺，黑市价格猛涨，纱布成为投机筹码，染整厂大都自营染布销售，而义同泰仍坚持正规经营，以染整为主，生产经营遭受巨大损失。日本投降后，通过棉麦借款，大量外棉进口，原来被迫停工的各纱厂，在中纺公司控制下，逐渐恢复生产，嗣因法币贬值，纱布价格狂涨，工厂销货亏损，再加上当时东北和西北交通阻塞，限制出境等原因，无法大量外销，天津染整厂业务始终没有起色。1948 年8 月19 日发行金圆券，冻结批发物价，天津染整业全部陷于停顿破产边缘。解放后，经政府主管部门接管整顿，义同泰得以继续维持生产，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另外，天津染坊业也是山西帮占首位。染坊接待的顾客主要是家庭妇女，以拆洗衣物或小块布头重新加染，业务十分琐碎，但山西染坊不但加工质量好，水洗不褪色，而且在收货时，量尺做暗记，保证原件交还不亏尺，不错乱，颇受天津市民称道。山西帮染坊经营者多数是山西平定人。(www.xing528.com)

（五）煤炭　山西省是我国煤炭重要产区，京津地区无论生产用煤或是生活用煤，都愿用山西煤炭。阳泉大砟，解放前是京津地区冬季取暖最好的煤炭。大同煤，灰分少、燃烧力强，最适合轻工业用煤，天津各纱厂、毛纺厂以及化工厂等都愿用大同煤。虽比开滦煤价略高一二元左右，工厂也大多愿用大同煤。30 年代初，金城银行附属事业通成公司经营煤炭，曾与宝晋公司（即今阳泉矿务局）和大同矿务局签订包销合同，在京津推销，每年销售量约在10 万吨左右，以后大同矿务局还在天津设办事处，自营推销业务，当时日商宇高商会也代销大同煤炭，除在当地销售，并有少量出口，在天津口岸的日本轮船用煤，也多由宇高商会供应。七七事变前，山西煤炭在天津民用工业用煤及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金城银行因其附属事业包销宝晋阳泉大砟、大同煤炭，与两矿建立了良好关系，后来还聘请大同矿务局梁上椿、续子宪担任北京通成公司经理及天津金城银行副经理，该矿与金融业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六）皮毛业　天津皮毛行业，也是山西帮主要经营行业之一。在天津的山西皮毛商人主要经营寿阳和榆林的羊皮，西宁和内蒙古的羊毛、羊绒，以及西北的牛、马、驴皮，狐皮、黄狼皮等。天津估衣街上的皮货铺多数是山西人经营的。30 年代，山西军政要员傅作义、董其武等人在天津开设公诚皮毛行，专做出口生意，与各洋行打交道。天津华北制革厂，创办人为王晋生，原籍山西太谷，他是留美制革专家，完全用进口设备，以科学方法生产各种皮革，行销华北及东北各地。当时欧洲局势紧张，皮革系军需物资，进口货源渐少，华北制革的营销自然顺畅。七七事变后，日军把皮革列为军用物资，华北各地运津之牛、马、驴等大牲畜皮革，要先卖给三井洋行供应军用，然后才准许民营工厂购买，华北制革厂受此影响，原料来源困难，虽经银钱业多方支持，仍难以为继。

（七）货栈业　七七事变前，天津有货栈百余家，其中山西帮经营的货栈就有十几家，而晋义、同义公、惠源长等货栈是山西帮行商内局落脚之处。天津货栈业务主要是代理外地客商存货、住宿、提供市场行情，办理代购、代销，代办运输、保险、纳税、报关等一切便利客商的服务业务。另外货栈还接待外地客商。货栈经营各项业务，有的有合法牌照，有的没有合法牌照，天津银钱业称这些行商为内局老客，派有专职业务员下内局揽存款和做放款。山西帮货栈往来行商老客，主要经营皮毛、大枣、核桃、棉花、药材、花椒等土特产。老客到货栈落脚之后，如果急需用款，存货未出售之前，货栈可以凭老客存货为担保，借给一部分款项，一般约30% ～50% ，俟存货售出之后即行还清，货栈按约计高息，从中获利。货栈为老客服务，逐项收取佣金，存货售出之后，还要按收回货款总额再收佣金2% 。天津货栈业是城乡贸易不可或缺的纽带，尤其三北边远地的农牧民，将自己所产的土特产运到天津委托货栈出售，以换回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八）海杂货及其他行业山西帮在天津经营海杂货、南纸、红白糖、藤竹货、烟丝、烟叶以及绸缎、呢绒、五金、口碱、洋广货、棉布等。当时，山西帮商号在天津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和信誉，其中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如宫南大街秀升锅店经营的阳泉铁锅，北门外中和烟铺经营的甘肃兰州青黄烟丝，至今传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