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的可视化统计分析:最新研究成果

在我们看来，中国历史是由许多个地方历史构成的，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地方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如果要想全面了解与认识中国的重大历史，我们就必须立足于地方区域来研究挖掘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淮海战役不仅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同时也是山东鲁西南地区、河南豫东南地区、江苏苏北地区、安徽皖北地区的地方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只有分别弄清楚了淮海战役在山东鲁西南地区、河南豫东南地区、江苏苏北地区、安徽皖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才可以说全面掌握和认识了淮海战役。在一定意义上，地方史是国家史，国家史也是地方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地方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构建中国历史的一种具体努力，也是国家构建国家认同意识非常需要的历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地方史在历史研究当中的边缘地位和国家研究机构远离地方历史场域，所以，地方史研究实际上是与国家构建国家认同意识所要求的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为此，地方高校应该立足于国家战略需要与地方资源优势，深入挖掘与研究地方历史，努力推出一批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历史研究成果来。

滇缅抗战就是这样的地方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滇缅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西南正面战场。云南省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傅仕敏先生就认为，滇缅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关键一战，打破了法西斯轴心国会师中东的战略企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4]。二战研究专家徐康明先生也认为，滇缅抗战“有力地配合了东南亚盟军收复缅甸，保卫了中国抗日战场的西南大后方，恢复和开辟了同盟国援华的战略通道”^[5]。美国东南亚历史学者威廉·凯宁就以“飞越驼峰——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为标题讲述了滇缅抗战当中援华最突出的飞虎队，认为美国在中印缅战区取得的非凡壮举“只有一项在战后仍然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那就是驼峰航运”^[6]。总之，滇缅抗战不仅是中国抗战实现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也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7]；不仅是云南保山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滇缅抗战，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保山的地方历史，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构建符合中日历史观博弈需要的中国历史。

滇缅抗战的史料学研究是指搜集整理滇缅抗战的历史遗迹遗物等史料档案，以支撑滇缅抗战历史研究的实证研究。这种研究以田野考古与调查为基本方法，以亲临历史发生现场为基本特征，以搜寻、探索与发现历史文物为基本目的，以搜集整理史料档案为研究手段。滇缅抗战史料学的研究结果有两种，一种是以可视化的历史文物呈现为基本追求，以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和视觉传播为史料学的表现形态，其经典代表就是腾冲市的滇西抗战纪念馆；一种是以可视化的图像呈现为基本追求，以学术著作的物证呈现和文字传播为史料学的表现形态，其经典代表就是李枝彩的《实证滇西抗战》。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突出了史料学追求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讲究与历史事件具有物证关系的第一手史料，是滇缅抗战研究当中可信程度最高的一种历史研究。特别是对滇缅抗战历史档案的搜集与整理，这是滇缅抗战研究揭示历史真相的基本途径。搜集来的滇缅抗战史料档案是滇缅抗战历史真相的第一物证，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和意义。在与日本的历史观博弈中，滇缅抗战历史档案有助于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揭开日本右翼掩饰历史真相的丑恶嘴脸，是党和国家宣扬正义、打击日本狡辩的第一手物证。因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周年之际，滇缅抗战的历史档案能够作为历史观博弈的反击武器发挥最大作用。(www.xing528.com)

滇缅抗战的史料学研究也是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滇缅抗战的历史档案不仅能够揭示敌人的罪恶，而且也能够展示国军将士的爱国精神。当我们亲临松山战场遗址，看到盘踞松山山顶的日本拉孟守备队的军事堡垒被炸毁的现场遗址时，就会禁不住为第八军顽强攻占松山的血战精神而动容；当我们行走在滇缅公路之上，看到滇缅公路盘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时，就会禁不住为用手开凿出千里抗日输血动脉的百姓而惊叹；当我们踏上保山立煌营（马王屯）军营遗址，看到国民军将士生活在掩映于松林翠竹之中的简易军营之时，就禁不住为赤胆忠心一心报国的爱国将士而激动。滇缅抗战史料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掘滇缅抗战现场遗迹，探索田野文物史料的内涵，揭示展露爱国精神的物证形态，让没有亲历滇缅抗战的后人亲临遗址时能够获得对滇缅抗战历史现场的真切体会和精神熏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因此，滇缅抗战的史料学研究不仅为发掘构建地方历史而需要，也为凭吊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以弘扬爱国精神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