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的情感态度分析

产权关系是我们审视滇缅抗战文献生产的另一种重要因素。采用这种视角审视滇缅抗战文献，将有助于考察政治因素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影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文献生产者的这种类型分析也有助于弄清楚政治因素是否会影响文献生产者的积极性及其内容与观点的表达。而且，在知识产权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考察产权关系类型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按照集成度的大小和范围，产权关系类型的文献生产者可以分为个人作者、单位作者和组织作者。个人作者、单位作者和组织作者在情感价值取向和主观思想态度上是否有别于历史关系类型和地域关系类型的文献生产者？其情感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虽然不是通过简单的梳理和分析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还是想努力摸清楚产权关系类型的文献生产者是否具有共同的情感态度和特征。

无论是独立作者、合作作者还是群体作者，在文章的写作中，他们都是以一个口吻说话，以统一的观点和主张来标明他们的情感态度，很少出现作者之间产生相互矛盾的现象。因为在知识产权的归属规律上，个人作者中的第一作者永远都具有法定的优先权。在个人作者中，比较突出的是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个人作者和作为历史当事人后裔的个人作者。作为亲历者的个人作者，他们对于情感态度的表露可能受到自己心理预期的左右。如果是不准备公开发表，那么他的情感态度的流露就显得更本真，更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类文献以日记为主。史迪威的日记在情感态度上就具有这种特点。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丘吉尔操纵了罗斯福。”^[43]“回来后发现蒋介石一如寻常——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44]“我们在请求这些畜生看在上帝的份上提供1200辆破卡车运他们自己的该死军队，我们在那边准备好22000人。”^[45]像这样的话，在公开场合史迪威是不可能表露出来的。如果是必须公开的文章，作为亲历者的个人作者和后裔者的个人作者，他们可能就会说有利于自己或其亲人朋友的历史功绩的话，为自己或其亲人朋友的成绩做有利的说明。抗战刚刚胜利，孙克刚就写作出版了《缅甸荡寇志》，为自己的亲叔叔孙立人将军树碑立传：“在温早，要不是孙将军判断得正确和处置得快，那不但一一二团无法解围，敌人并且很可能利用公路，使用机械化部队，把一一二团一下攻溃，然后跟踪追击师的主力，战局前途，便将不堪设想……新三十八师的命运，便将不可想像。然而每次都因孙将军的处置得当，指挥若定，终能化险为夷，恰到好处。无怪乎当时新三十八师的许多官兵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师长是和诸葛亮一样的能谋会算呢！’”^[46]周良沛在这本书的编后记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当我们能够看到昔日的远征路，正是今日的一条文化通道时，自然也认识到这本书所存在的意义。可惜，此书是作者抗战胜利之后，又是孙立人将军从国际战场下来，接受广州、香港的日军受降时写的，但孙立人在国民党以‘黄浦’为主流的党军派系中，又是受排挤的，这对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难免有些不愉快；作者是将军的侄儿，此书应有他为叔父之不平而作的因素。”^[47]具有树碑立传心态的个人作者应该是大多数，这也符合历史纪传体的本意。不过为自己或亲人朋友辩解的个人作者也不少见，杜聿明、张轸等国民党远征军将领的回忆录就具有这种倾向。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一文中检讨“中国远征将领的失职”时就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中国远征军的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根本无敌人，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他把军队的‘生地’（占领梅苗、棠吉门户，依据汤彭山脉为根据地与敌作持久战）变为‘死地’（向乔克巴当扯乱军队主力，又失守棠吉），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选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48]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将军也借回忆录客观分析了五点“作战失败的原因”，其中就有这样的辩驳：“动员第六十六军入缅为的是参加平满纳会战，平满纳会战不久放弃了，又决定曼德勒会战，而曼德勒会战又放弃了。全局无作战决心，分部处处被动，致被敌各个击破。我入缅只带两个师，孙师归杜聿明指挥，刘师只有三个团，由腊戍经梅苗至曼德勒三百余里，重点都归刘师防守。我实际只掌握刘师两个营的兵力。”^[49]从建构主义哲学来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根据当代人的认识和需要建构出来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不可知的，真正还原客观的历史是难之又难。基于这样的认识，个人作者的这些复杂情感态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单位作者和个人作者不一样，单位作者一般是借助个人作者的文章或历史档案来表达单位作者的意图，体现一个单位对特定历史的认识和情感态度。单位作者主要借助搜集整理历史档案来纪录还原历史，实现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或文化意图。单位作者的这种意图一般是通过前言、序言、编辑说明、后记等著作的组成部分来予以揭示的。根据单位性质的不同，单位作者包括党政单位、文史单位和科研单位。作为单位作者，党政单位进行文献生产一般是由某个党政单位牵头，聚集一大批人员组成编辑团队，共同完成搜集整理与编撰任务。一般来说，党政单位主要是借助文献来宣传地方形象。例如，腾冲县县长杨正晓在给《腾冲老照片》这部文献写的序言《影像腾冲》中就提到了《腾冲老照片》的编辑意图：“现在，《腾冲老照片》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宣传腾冲文化的一件好事情。”^[50]文史单位一般是以自己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中央档案馆在《档案中的中国抗战》就体现了这种纪念意图：“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国家档案局选取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中国抗日战争一些代表性战役、战斗的部分档案，以重现当年中国人民那可歌可泣、浴血奋战的历史壮举。”^[51]云南省档案馆就在《滇军抗战密电集》的《编辑说明》里指出自己的编辑意图：“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们谨编此书，以志纪念。”^[52]作为单位作者，科研单位通常立足于集体力量做比较重大的文献生产事项，以研究团队的形式完成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情感态度也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所编的《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三）：中缅印战场》的《序言：影像·战争·人》中就表明了他们的情感态度：“我们希望透过这批‘海外稀见’影像，呈现给读者不常见到的另一个抗日战争。相信这些影像的整理出版，将有助于与研究者从国际化的视角，多维、立体地还原日本的侵华历史。”^[53]“我们希望通过影像，让人们牢记战争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54]不过，上述所有文献均不是专属于滇缅抗战的文献，滇缅抗战的内容只是作为总体内容的一部分。总之，单位作者的情感态度以纪念与铭记为主要意图，文献内容的正文一般难以反映单位作者的情感态度。

组织作者包括党政组织、群团组织和民间组织。组织作者一般以专题或专辑的形式搜集整理与编纂文献，或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主要意图，或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任务，或以缅怀历史不忘国耻为主要特点。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在《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的《出版说明》中写道：“为了全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概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并配合有关方面敌后抗战史料的出版，特将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文章，经过审慎的选择和核实，汇编成《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55]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在《云南抗战记忆·编后》中则表明了纪念的主题：“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我们编选了《云南抗战记忆》，以纪念抗战英烈和云南人民在抗战中的卓越贡献。”^[56]组织作者并不全部都是单一的党政组织，有时候党政组织会与民间组织联合，如中共庐江县委宣传部与庐江孙立人研究会联合策划的《抗日名将孙立人画传》；有时候群团组织会与民间组织联合，如四川省乐山市社科联与中国远征军后人及志愿者联谊会联合编印的内部资料《乐山抗日远征军老兵》。《抗日名将孙立人画传》编委会在前言后记中是这样阐述他们的情感态度的：“《抗日名将孙立人画传》（配光盘）的出版，有利于弘扬抗战精神，激励全县人民珍惜和平发展、投身到建设美丽庐江的伟大事业中！”^[57]“这是庐江抗日名将孙立人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策划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奉献给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份厚礼！”^[58]《乐山抗日远征军老兵》的作者魏奕雄是这样表达他的情感态度的：“出这本书是希望这些老兵能够得到尊重，得到社会的关怀，为老兵取得一些精神上的安慰。”^[59]总之，不管是什么组织作者，他们的主要意图或情感态度都基本相同，都坚持弘扬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原则，都以纪念和铭记历史为基本基调。

审视回顾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者类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历史关系类型，还是地域关系类型，抑或是产权关系类型，他们的情感价值偏向和主观思想态度基本上都相同，这就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纪念和铭记历史。

【注释】

[1]吴琼、魏国彬：《历史文献学视野下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6年版，第6期，第91页。

[2]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杜聿明、宋希濂等：《正面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3]同上。

[4]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杜聿明、宋希濂等：《正面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5]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杜聿明、宋希濂等：《正面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68－69页。

[6]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杜聿明、宋希濂等著：《正面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7]袁梅芳、吕牧昀编著：《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台湾：红出版平台（青森文化），2015年版，第227页。

[8]张子文：《三年滇西抗战的回顾》，保山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溅血岁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9]李儒、张有统、卢彩文：《抗战老兵的战斗片断》，保山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溅血岁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10]曹聚仁：《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页。

[11]同上，第458页。

[12]萧乾：《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13]吕德润：《军用密码发出的缅北战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4]钱林保、高芳仪著：《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15]李立编著：《中国远征军：滇印缅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16]张静贞口述、姜兴荣整理：《“5·4”被炸给我带来的深重灾难》，保山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溅血岁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7]梅有辉口述、梅学达整理：《参加龙潞游击队的回忆片段》，保山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溅血岁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18]段国理口述、李映泉整理：《昌宁人民参加复修滇缅公路纪实》，保山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溅血岁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页。

[19]邓贤：《父亲的一九四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9页。

[20]同上。

[21]罗伊、罗平、罗元、罗维：《滇西反攻中的198师》，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云南抗战记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22]董宏侠：《魂兮归来——纪念远征牺牲的哥哥董宏林》，胡丽华主编：《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3]苏芮：《老兵回家！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将组回国寻亲团》，胡丽华主编：《寻找最后的远征军老兵》（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64页。

[24]张宇光、刘娜：《应得的荣誉》，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云南抗战记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25]段生馗：《我为什么收藏战争》，《创造》，2008年版，第6期，第39页。

[26]章东磬：《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7]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www.xing528.com)

[28]孙克刚等著：《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9]孙克刚等：《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30]段培东：《松山大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1]彭荆风：《滇缅铁路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32]戴澄东：《戴安澜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页。

[33]余戈：《1944：腾冲之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45页。

[34]周渝：《战殇：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口述实录》，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05页。

[35]［日］吉野孝公：《梦碎腾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

[36]同上，第124－125页。

[37]［美］史迪威著，林鸿译：《史迪威日记1941.12—1944.10》，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页。

[38]［美］小弗雷德里克·F·施勒安口述，李松编，刘苹图片翻译：《天堑通途——中缅印抗战生命线》，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页。

[39]［美］多诺万·韦伯斯特：《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40]［英］拉纳·米特著，蒋永强、陈逾前、陈心心译，聂洪萍审校：《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41]同上，第17－18页。

[42]同上，第19页。

[43]［美］史迪威著，林鸿译：《史迪威日记1941.12—1944.10》，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页。

[44]同上，第200页。

[45]［美］史迪威著，郝金茹译：《史迪威日记》，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46]孙克刚等：《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47]同上，第326页。

[48]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3页。

[49]张轸：《入缅抗日二十天》，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页。

[50]腾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编：《腾冲老照片》，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51]中央档案馆编：《档案中的中国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52]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内部资料，1995年版，第1页。

[53]卞修跃：《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三）：中缅印战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54]同上，第3页。

[55]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3页。

[56]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云南抗战记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57]李传玺、陈劲松编著：《抗日名将孙立人画传》，合肥：时代新媒体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58]同上，第161页。

[59]罗欣美、陈阳璐：《铭记历史，乐山抗日远征军事迹感动市民》，四川日报网http：／／region.scdaily.cn／gdbb／content／2014－06／29／content＿8169925.htm？node＝4790，2014－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