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情感态度的地域关系

人类学认为，站在当事人和事发地的角度看问题，这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属于主位视角；反之，观察问题的视角就属于客位视角。实际上，这里就涉及到观察者的空间位置问题。前面论述中，我们曾经就根据空间位置的地域关系，以滇缅抗战的发生地为基点，将文献生产者的地域关系类型分为本地作者、外地作者和国外作者。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类似于当局者的本地作者真的就对滇缅抗战比较迷糊吗？类似于旁观者的外地作者和国外作者真的就对滇缅抗战比较清楚吗？这种不同地域类型的文献生产者对滇缅抗战所持的情感价值取向和主观思想态度是否真的差距很大呢？他们是否真的就符合人类学视野下的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的认识规律呢？为此，我们将对这三种地域关系类型的文献生产者进行情感态度的梳理与分析。

从观察的立足点来看，历史亲历者一般都应该属于本地作者。他们曾经亲自抵达过滇缅抗战的发生地，滇缅抗战给他们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终生难忘。因此，滇缅抗战情结必然使他们站在肯定滇缅抗战的角度考虑问题。作为历史当事人，作者孙克刚在《缅甸荡寇志》中的《初版作者自序》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军在缅甸的战斗，是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28]所以，在行文中，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孙克刚自然会忍不住为英雄的爱国主义唱赞歌：“我们固不必为死者讴歌什么死有重于泰山，但我们必须要表扬这种民族的正气，齐将军在英美盟友众目共睹下从容就义，使他们认识了中国军人的崇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将来会由这些人的口中笔下，将中华民族光彩的故事，传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令人讴歌赞颂，使齐将军之血所灌溉的民族之花，在地球上发荣滋长，给人们留下永恒的纪念和崇高的景仰，我们要拿他这种磅礴万古的浩气，来竖起振顽立懦的基石。”^[29]其次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作者，他们长期耳濡目染，深受滇缅抗战的遗迹遗址和感人故事熏陶，对滇缅抗战的情感态度更为深沉和浓烈。腾冲农民作家段培东是这样阐释他在土洞中坚持写作“抗战三部曲”的：“不！我有的是民族正气和无穷的愤怒！我的出生地——腾冲城上的家，是被日本侵略军拆去修碉堡了，我乡下的家——一间草房，也被日寇一发山炮炸平。我现在的家是我们共产党土改时分给我的，所以，我在土洞中写作，既有对我们国家、社会、共产党的热爱，也有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30]长期致力于军旅写作的著名作家彭荆风也对滇缅抗战时期未能修筑成功的“滇缅铁路”予以祭奠：“夕阳影里，河水呜咽，似乎仍在诉说‘滇缅铁路’这一‘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历史。我深情四顾颇为黯然。这体现了云南边地几十万人民和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爱国情怀和创造力的伟大壮举，就这样湮没了，过去怎么没有广为人知？……这也是一条能激励我们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的血肉筑成的长城呀！我们不能忘记它！”^[31]由此可见，我们的本地作者对滇缅抗战倾注了更多的炽热情感，洋溢着更多的爱乡之情，迸发出更多的爱国情怀。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他们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滇缅抗战的无比崇敬之情！

从地域关系来看，外地作者不仅有中国远征军的后裔，还有爱好滇缅抗战历史的的业余作者和专职调查采访滇缅抗战的媒体记者。这些外地作者对滇缅抗战的人和事同样满怀深情，同样无比崇敬为国捐躯的英烈。作为戴安澜将军的女儿，作者戴澄东借贵阳出版的《中央日报》评述了自己的父亲：“与其说这本小册子是为了戴将军，不如说是为了四万万五千同胞，更不如说是为了全人类；与其说是为了表彰忠烈，悼念一个军人成仁的壮举，不如说是为了淬厉抗战精神，记写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一首史诗。因为这次出征异域的正义之师，是救己救人，援助盟军，求取世界和平的，是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行动，是历史上的创举！”^[32]作为收藏和研究抗战文物的业余爱好者，军旅作家余戈在阐释写作微观战史《1944：腾冲之围》时说道：“昔日远征军将士浴血奋战完成了他们的项目，以最大的努力予以准确记述是后辈人的项目；因了那段付出数万生命与鲜血的惨痛成本，笔者的项目必须与他们的项目大致相称，否则良心难安。”“笔者努力的目标，也就自然定位于尽可能还原、再现历史，以‘精密’为追求来做一个可信度较高的叙事文本。”^[33]作为90后新生代实力作家，媒体记者周渝仍在难能可贵地坚守着滇缅抗战那片调查的田野：“战争的亲历者一天天在减少，那段国家记忆也在随着他们的离去在逐渐消失，当最后一个见证者离去时，抗日战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就真正的闭幕了，能在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最后一幕里陪伴当年的主角们走完最后一程，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荣幸。红日渐西沉，一个朝暮的松山之行也将结束。我们向着雕塑群前石碑上‘中国远征军’这五个深蓝色的大字恭敬严肃地敬礼，之后转身离去。”^[34]这些外地作者虽然与滇缅抗战发生地并没有血肉联系，但是，由于他们同样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后代，所以，他们仍然能够触摸到革命先烈的激情与精神，仍然能够感受到那场壮怀激烈的正义战争，仍然能够在自己的笔端流淌出执着而深沉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www.xing528.com)

在地理空间上距离最远的就是国外作者。能够关注和研究滇缅抗战的国外作者主要是与滇缅抗战有关的国家的作者，包括日本、美国和英国的作者。也许缅甸和印度也有相关的作者，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搜集到这些国度的文献。国外作者撰写的滇缅抗战文献主要又以亲历作者较多。根据敌友关系，国外作者又可以分为敌派作者和友好作者。敌派作者主要是日本作者，友好作者主要是美英两国的作者。参加松山战役的日本士兵品野实曾经写过一本《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他在吉野孝公的著作后记《梦碎腾越·帮助出版手记》里解释了他写作《异国的鬼》的动机：“写作战记，不好写成歌功颂德的东西，而笔者自己则要再次体验战争，处于安慰死者灵魂的角度说话。我所写的内容虽令人窝心，令人遗憾，但希望能让人明白丧失亲人者之痛苦的事实。这是为了不想再让战争重演的缘故。不谙世事的一代人，有的甚至对战争抱有兴趣。为了让这些人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我每年都对同一件事反复地讲。官兵们在苦难时所念叨的，都是关于骨肉亲人、爱妻和子女的事。”^[35]品野实在这篇文章中还告诉我们，吉野孝公之所以写作《梦碎腾越》的根本目的：“吉野君在最后与那些惨死的战友分别时，立下坚定的誓言：幸存者一定要将这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之事告知死者的亲属。吉野君恪守这个约定。三十余年来，每年都要一个不缺地将遗属们请来，为死者做法事，讲述那些他所记录下来的、最后的事情。”^[36]作为一名国外亲历作者，盟军的实际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代表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阐释了中美矛盾的根结所在：“3年来一直受到忽视、侮辱、欺骗、拖延、阻挠。在行动中直接对我的下属发号施令。撒谎控告我不执行命令和不合作。不断地企图对美国勒索。使用我们的空军。借我们的钱。拒绝向我们提供使用我们所运装备的人员。企图在宜昌和四川就把军火物资扣住，而让远征军和Z军得不到东西。”^[37]但是，普通的美国亲历者显然有别于史迪威的视角，他们更多关注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美国军人小弗雷德里克·F.施勒安就是用他手中的非专业相机记录下他关于滇缅抗战的战争记忆的：“从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的三年多时间，中美两国在驼峰飞行中共投入一千一百多架飞机，往来运送各种战略物资八十多万吨。同时，在1938年至1945年扩修、抢修云南驿机场期间，日本侵略军先后约十五次出动大批飞机偷袭轰炸云南驿机场及附近村庄，炸死炸伤数万民工及村民。仅1943年3月中旬的一天，日军飞机窜入祥云上空偷袭轰炸云南驿机场和附近村庄，炸死民工及村民两千八百多人，炸伤者不计其数，其残酷血腥惨景令人发指，是又一笔欠下中国人民的的血债。”^[38]作为非亲历作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多诺万·韦伯斯特关注更多的是发现与唤醒那场远离他们国度但是又与他们国家紧密相连的那场伟大战争：“我会在沿途必要的情况下徒步、搭车，或租用交通工具，但最重要地，我将寻找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人们，让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条最为漫长的战线所发生的壮丽故事——如今已为大多数人所淡忘——重新被注入血肉与灵魂。”^[39]具有同样感慨的非亲历作者还有英国学者拉纳·米特。他的观点虽然不是针对滇缅抗战这场特定战争的，但是，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具有国际意义的组成部分，滇缅抗战显然是被包含在拉纳·米特的视线之内的。他认为：“这段历史早在冷战初期就被抹杀了”^[40]，现在“是时候全面、完整地重新诠释这场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了”^[41]。他还指出：“早在20世纪早期，中国就已经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旨在说服世界它是‘负责任的大国’。它证明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提醒人们铭记那段历史——那些中国与其他进步国家并肩抗争法西斯的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最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42]从上面国外作者的引述话语来看，不论他们的观点有多少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这就是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永远要铭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