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的历史关系类型情感态度分析

根据前面对历史关系类型的分析论述，文献生产者可以分为历史当事人、历史报道者和历史关注者。这些文献生产者的情感态度用数据统计的方式几乎很难表达清楚，我们只能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样本分析和案例研究，通过罗列这些文献生产者的观点来探寻他们的情感态度。一般来说，描述情感态度价值取向词汇的感情色彩主要有褒扬、中性和贬斥，描述主观思想态度取向词汇的感情色彩主要有肯定、中性和否定，这和语言学上的褒义词、中性词和贬义词有点类似。从滇缅抗战文献中提炼文献生产者的情感态度，这本身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们力求以文献生产者的表达内容为基本依据，对文献生产者的情感态度进行初步和粗略的判断，以便于我们把握不同身份的文献生产者对滇缅抗战持有的情感态度。

历史亲历者是历史当事人类型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作为“三亲”当事人，他们对于滇缅抗战的情感态度最典型，对滇缅抗战的历史评价也最有发言权。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历史亲历者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以史迪威事件为例来看看不同的历史亲历者的情感态度。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副司令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就对史迪威极度不满，用词贬义色彩明显：“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尤其是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2]杜聿明认为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使中国远征军完全听任亚历山大的指使；并派出他的亲信深入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3]杜聿明甚至还将第一次远征的失败责任也归罪于史迪威，认为史迪威曾经于1942年7月间草拟的“反攻缅甸计划”是“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败的‘遮羞布’”。^[4]对史迪威持不满态度的历史亲历者还有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郑洞国虽然没有大量使用贬义词，但是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贬义色彩：“史迪威到中国来，一方面是代表美国政府监督美援的运用，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打算。他以‘中国通’自命，想利用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装备，在远东创造他的英雄事业。”^[5]同是历史亲历者的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他对史迪威的情感态度就要中性很多。宋希濂描述道：“另一次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和他都在昆明，他约我去谈谈。首先他向我了解滇西战场的一般情况，接着就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说了许多批评的意见，政府机关腐败无能，行政效率很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痛苦等等。”^[6]

除了指挥官群体的亲历者之外，抗战老兵也是历史亲历者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老兵大多都是满腔热血、希望保家卫国的战士。抗战老兵袁学姜老先生曾经在他88岁生日之际感触抒怀，写下怀旧长联以自省，其中有“志壮凌云，投笔从戎，背井离亲，天外飞鹏，为国献身忠烈学”^[7]之句。抗战老兵张子文也描述了自己为保家卫国而参军的心态：“当时我24岁，一心想着消灭日军，保家卫国，工作非常主动积极，受到军部多次表扬。”^[8]抗战老兵卢彩文在大理滇西干训团学习结束返回家乡之时，他的心情和想法很能代表那个时候作为历史亲历者的抗战老兵的情感态度：“见到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我的热血沸腾，我的心情激荡。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下定决心，不论什么艰难困苦、坎坷阻碍，我也要克服，为报家乡仇，为雪民族恨，虽死无憾。”^[9]由此可见，历史亲历者的情感态度主要体现为保家卫国，对于参加这场滇缅抗战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历史见证者也是历史当事人。这类历史见证者中首先有战地记者，他们对滇缅抗战的情感态度我们也可以梳理一二。战地记者曹聚仁在梳理抗战史、描述缅甸防御战之时认为：“所以缅甸之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有着最重大的意义。”^[10]而且，在描述滇缅抗战胜利即将到来之际时，这位战地记者的笔端流露出喜悦的心情：“抗战后期，我军战斗实力增强，以远征军在缅北的战绩为最好的证明”，“我们的远征军，终于一寸一寸地光复了缅甸的失土。”^[11]战地记者萧乾是第一个关注滇缅抗战的人。他在通讯报道《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认为：“那些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的两千五百万民工为‘历史的原料’。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才是抗日战争的脊梁骨，历史的栋梁。”^[12]战地记者吕德润对于滇缅抗战的情感态度更为深沉：“不幸的是，时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仍然有一些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分子，竭力为日本侵略罪行辩护，力图抹杀他们的罪恶行径，刻意掩饰他们在缅北战场节节败退，狼狈逃命而受到的报应。看来他们还妄图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滴认识到，光荣属于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们，靠掠夺和屠杀而获得是可耻的，即便用武力抢占，迟早终须偿还，历史的教训应该牢记。如果我写的这些关于战场的实况报道，能使读者对侵略战争的罪行及其报应能有所触动，对当年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从而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能有所回味，这也是我编辑本书的期望。”^[13]这些战地记者不仅充分认识到滇缅抗战的伟大意义，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且还告诉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事业。

历史见证者还包括在历史现场但又不是战斗人员的后勤人员，如翻译官、护士、医生、未参战的学生兵等。和抗战老兵一样，这些历史见证者也是满怀爱国主义情感的。中国远征军装甲部队战车营保养连翻译钱林保在给他的恋人解释他参军的动机与目的时是这样说的：“首先，说句漂亮话，我们是为国家服务，负着建设中华民国新军的使命，同时也直接担任着抗战反攻的任务。”“但我们听到上前线时，很少有人迟疑过，这虽然说是带着些青年的浪漫气氛，但是，也应该是属于严肃的一面。”^[14]中国远征军唯一一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新22师野战医院女护士刘桂英也描述了她参加远征军时的心情：“我至今仍然会哼唱那首《中国远征军战歌》：‘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当年，我和战友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抵达中缅边境的。”^[15]总之，作为后勤人员的历史当事人都拥有爱国主义情怀，都具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这种保家卫国的精神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www.xing528.com)

历史听闻者是历史当事人的第三种类型。相对于历史亲历者和历史见证者，他们也同样具有历史见证的作用。他们的所见所闻同样也能够看出普通大众对滇缅抗战这场正义战争的情感态度。作为历史当事人，许多的普通老百姓看到了日军的罪恶与残暴。尼姑张静贞在回忆滇缅抗战时期日军轰炸保山城的悲惨情景时说道：“被炸那天，我在寺内端着盆去掏咸菜，忽然听到太保山后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因为县政府没有发出隐蔽的警报，我还以为是美国盟军派来的助战飞机，心里非常高兴，欢快地奔到院外翘首仰望，兴奋地数着：1架、2架、3架……刚数到26架时，爆炸声就从小北门方向响起，顿时，只见墙倒尘飞，烟雾腾腾，哭声不绝。3个男子赶着匹骡子急急忙忙地向上山的方向奔走，正遇敌机投下1枚炸弹，把3人的腿都炸断了，3个人趴在路上哭喊滚叫，骡子被炸得残缺不全倒在路旁。”^[16]作为历史当事人，他们同样看到了反攻抗日的凛然正气。中学生梅有辉因战争停课之后跑到昆明，看到了昆明当时抗日应征的景象：“昆明学生和一些爱国团体，纷纷倡议支援前线，龙陵、潞西旅省爱国志士和学生不忍家乡沦亡，惨遭侵华日军残酷蹂躏，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卫国保家。”^[17]作为历史当事人，他们还看到了民众的奉献。昌宁民工段国理在回忆复修滇缅公路保山老营至瓦窑段时描述了民工们开山凿崖的艰难：“原先修筑时，并未将挡道石岩炸除，仅就岩旁坡坎上砌石以为路面，常有坍塌凹陷险情发生，车辆过此须异常小心。此次复修必须排除挡道石岩，但又不能采取爆破办法，要全凭民工以钻锤凿洞撬毁，达到车辆畅通无虑为适度。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民工们是用血汗硬拼了十数昼夜，连吃饭都不下工地才完成了此段任务。”^[18]总之，普通老百姓的所见所闻也是历史见证，他们的情感态度代表着人民的基本立场，这就是对国家的爱，对敌人的恨。

历史报道者是历史关系类型的第二种文献生产者类型。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亲朋好友，这些历史报道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祖辈的呢？他们肯定父辈祖辈的战争经历和贡献，同样也希望社会能够重视与肯定滇缅抗战这段长期以来几近湮灭的历史。“我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从军学生中的一员。生在那样的年代，他们用行动践行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但这段异域从军的经历却从此成为他人生中永远的亮点。”^[19]为此，这位父亲的儿子就开始拿起笔创作《父亲的一九四二》：“我以父亲和他的战友为原型塑造了一群征战印缅的学生兵艺术形象。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部浓缩的印缅战争史，再现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我在父亲墓前献上的一束小小的鲜花，以寄托儿子永远的怀念和哀思。谨以此书，纪念所有为拯救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苦难而投身反法西斯战场的我的父辈，祈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20]当然，作为中国远征军后裔，罗伊、罗平、罗元、罗维对自己的父亲也怀有同样的肯定与敬佩之情：“腾冲光复后疮痍满目，残垣一片，百废待兴，重建家园需各类人才。师政治部副主任罗履仁以教育兴国为己任，征得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同意，创办腾冲大同职业学校，罗履仁任校长，自此脱离军队，致力于为腾冲建设培养人才。”^[21]南京《青春》杂志的编辑部主任衣丽丽同样也是希望自己祖辈的历史不容忘记：“我是上周五给你打电话的南京人，我的母亲是离休干部，居住成都。她的大哥参加了远征军，牺牲在缅甸。听说腾冲县政府征集远征军名单，回忆起自己的兄长，潸然泪下。她们姐弟三人非常感谢你们做的一切，为国殇的英灵留下了名字，让牺牲在异国的人回归故里。”^[22]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后裔，他们是缅怀先烈感恩先辈的最有动力的一个群体。一般来说，他们的情感态度就是，先辈的丰功伟绩不容抹杀，先辈的历史事迹应该永远铭记。

媒体记者和专业采访者也是历史报道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报道记录与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有什么区别呢？在“远征军老兵回乡省亲”系列报道中，媒体记者是这样表达他们的情感态度的：“在缅甸密支那的老兵告诉记者，密支那曾有中国远征军的墓地，但后来被缅甸毁掉。墓地被毁了，但看护墓地的老兵却不愿意走，因为当年孙立人留下他们看守墓地时曾嘱咐他们，等将来战争胜利，他们会来接这些守墓人以及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回家。战争是胜利了，但当年的立誓者自身难保。而那些痴守墓地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在临死之前，依然没有等到他的国家，他的首长，来接他们回家。……死者已去，生者依然彷徨。在缅甸，至今仅剩下十多位中国远征军老兵，有的，甚至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作为后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以尊重和慰藉。你所能做的，就是和我一起，帮助这些流落异域的中国远征军找家，并且接他们回家。”^[23]作为历史报道者，媒体记者也难以掩饰他们对滇缅抗战的肯定与赞扬：“这不仅是社会与民间给幸存的老人们的机会，更是幸存的老人们给国家与民族的机会。在这个宝贵的机会里，我们才得以通过他们的经历和记忆，了解并重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凝聚并激活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信心。”^[24]细细揣摩这些媒体记者的报道，我们会发现，他们和历史当事人不一样。历史当事人主要以阐发保家卫国为主要议题，而媒体记者更多地以客观的视角审视问题，与中国远征军后裔具有比较相似的情感态度。

历史关注者也属于文献生产者的历史关系类型。历史关注者包括抗战文物收藏者、田野调查者和理论研究者。作为滇缅抗战博物馆的馆长、抗战文物收藏家的段生馗在《我为什么收藏战争》一文中就对自己关注滇缅抗战做了比较深刻的阐释：“我要寻觅那把曾经连8岁儿童都不放过的军刀，肢解中国俘虏兵的锯子，披在魔鬼身上的‘兽皮’，太阳旗，把现今常人看来破烂、污物、秽货，统统仔细搜集起来，轻轻地抹去历史的尘埃，小心翼翼地谨慎收藏，于无声处听前人的泣诉、先烈的壮举。我用心呵护，认认真真建起一本历史的账目。这是一本集合着人类耻辱、心酸、残暴、血腥的发黄的账本。但这是我用心血写下的，今天就摆在你的面前，等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审核。”^[25]作为专业的田野调查者，抗战文史专家章东磬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对于滇缅抗战的认识的：“滇西战场，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就是这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续地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境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来重新拼完整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亲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槃与重生，把在那场民族浩劫中迸发出的伟大的民族人格留给后代子孙，引导今天的我们以父辈们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续的远途。”^[26]作为理论研究者，高校学者孙代兴对滇缅抗战是这样认识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积弱百年的民族绝处逢生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驱敌于国门之外，并在异国土地上打败侵略者，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同敌人血战到底、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展现了中国军队不畏强敌、决战必胜的英雄气概。”^[27]尽管历史关注者对滇缅抗战的关注焦点可能不同，有的关注敌人的罪恶，有的关注战士的灵魂，有的关注战场的价值，但是，缅怀弘扬先烈的爱国精神，肯定滇缅抗战的伟大作用，这无疑是他们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