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国家确定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那么，1945年就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纪念起点。如果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考察起点，那么，滇缅抗战文献的时间跨度是78年；如果以《滇西抗战文献》搜集的时间范围为考察起点，那么滇缅抗战文献的时间跨度为75年。不论是以哪一个时间节点作为研究起点，历史纪念起点都被包括在内，因而滇缅抗战文献搜集的历史时间范围都可以分为滇缅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前三十年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这样四个时期。
表3－20 滇缅抗战文献的编码数据统计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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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抗战文献的编码数据统计显示，在每一个历史分期内，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产量差别很大，解放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献生产没有中断，每年都有文献生产；滇缅抗战时期和前三十年时期则中间有中断，没有持续生产滇缅抗战文献。在滇缅抗战的8年时期，1937年、1938年和1940年这三个年份的文献产量为0。在建国的29年时期，这一时期共有16个年份（包括1950年、1951年、1955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1年、1965年、1966年、1968年、1970年、1971年、1972年、1974年、1976年、1977年）没有生产滇缅抗战文献。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文献产量迥然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改革开放前的42年间，滇缅抗战文献总共才生产44部（篇），平均每年1部（篇）；而在改革开放后36年间，滇缅抗战文献总共生产2000篇（部），平均每年55.56篇（部），年均文献产量几乎是改革开放前的56倍。
表3－21 滇缅抗战文献的关系数据统计表
滇缅抗战文献的关系数据统计显示，滇缅抗战文献生产趋势呈现梯坡形，滇缅抗战、解放战争和前三十年这三个时期的文献生产基本上在年均约1部（篇）的低产量上缓慢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高速发展，文献产量逐步上升，从1979年的1部（篇）到2005年的最高峰244篇（部），然后回落到2014年的116篇（部）。在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分期占比上，滇缅抗战、解放战争和前三十年这三个时期总共才生产44部（篇），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2.15%；而改革开放时期生产的文献就达到2000篇（部），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97.85%。总之，滇缅抗战文献的数据统计显示，滇缅抗战的文献生产呈现出先低后高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体现为梯坡形的生产趋势。
图3－27 滇缅抗战文献生产趋势示意图
图3－28 滇缅抗战文献平均产量示意图
图3－29 滇缅抗战文献分期占比示意图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2]孔子：《论语·子路》，梦远书城http：／／www.my285.com／gdwx／bj／lunyu／13.htm。
[3]司马迁：《史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
[4]曹丕：《典论·论文》，梦远书城http：／／www.my285.com／sc／shilun／shihua／32.htm。(www.xing528.com)
[5]程靖：《如何提高论文投稿命中率》，《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6]柴静：《看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7]李朱全：《“三亲”史料的由来、特点及撰编》，《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8－121页。
[8]魏国彬：《少数民族电影学的理论建构》，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9]吴琼、魏国彬：《历史文献学视野下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91页。
[10]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45～646页。
[11]刘霞：《孙春龙：别人追逐梦想，我们追逐死亡》，网易网http：／／news.163.com／15／0915／07／B3HOJJCM00014AEE.html，2015－09－15.，
[12]周渝：《卫国岁月》，《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2日。
[13]卞修跃执行主编：《中缅印战场（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4]杜聿明、宋希濂等：《正面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15]宗河：《血色聚焦——美军通信兵镜头下的中国远征军》，《文史博览》，2012年，第11期，第5页。
[16]晏伟权、晏欢：《魔迹——日军第18师团作战档案》，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17]章东磬、晏欢、戈叔亚主编：《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页。
[18]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19]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远征印缅抗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20]［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21]群体作者除了包括三个人合作署名之外，还包括只署第一作者的姓名、其他作者用“等”来表达的署名情况。
[22]单位作者的合作署名情况主要看第一作者的属性，而不论参与署名的合作单位的属性。如果第一作者是党政单位，那么这篇文献的作者署名就归属于党政单位；如果第一作者是文史单位，那么，这篇文献的作者署名就归属于文史单位。
[23]组织作者的合作署名情况主要看第一作者的属性，而不论参与署名的组织作者的属性。如果第一作者是党政组织，那么这篇文献的作者署名就归属于党政组织；如果第一作者是群团组织，那么，这篇文献的作者署名就归属于群团组织。
[24]周勇：《西南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25]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26]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杜聿明、宋希濂等著：《正面战场·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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