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地域关系分析

滇缅抗战文献生产主体的地域关系类型是指从空间的角度观察和审视文献生产者与意义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得出的生产主体类型。生产主体的地域关系就是指以意义文本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发生地为坐标点，来比较文献生产者所在单位的地点与历史事件发生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而形成的一种地域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不同决定了文献生产者的陌生社会和熟人社会的区别。没有距离，就会司空见惯，也就会见怪不怪。如果文献生产者与历史事件发生地没有距离，那么，作为身处历史事件发生地的文献生产者就是一个熟悉人，属于熟人社会的生活者。熟悉人由于见怪不怪，对当地的历史事件很难产生历史的美感，因而也难发现历史之美。与之相反的是，距离产生美。如果文献生产者与历史事件发生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那么，对于历史事件发生地来说，身处于历史事件发生地之外的他就有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属于陌生社会的观察者。由于陌生人对陌生地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震惊”效应，因而会对陌生地的历史事件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和兴趣感，会因空间距离而把陌生地的历史事件看作是文化奇观，也会因空间距离“增强文化奇观在视觉和心灵上的震撼效果”。^[8]所以，基于空间地域关系的文献生产者在滇缅抗战的文献生产上就会显示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地域空间的行政区划关系，我们把文献生产者分为本地作者、外地作者和国外作者。

滇缅抗战文献的本地作者是指与滇缅抗战发生地没有行政区划空间距离的文献生产者类型。在行政区划层级上，中国一般通行的分类法是四级制，即中国把国土领域内的行政区分为省级、市级、县级和乡级这四个层级。那么，本地和外地究竟怎么区分？它们各属于哪一个层级呢？这要根据战争发生的区域空间范围来确定。滇缅抗战是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国外包括印度和缅甸，国内则主要是指云南省。在云南省范围内，涉及红河州、西双版纳州的抗战一般叫做滇南战役，涉及普洱市、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怒江州、大理州、楚雄州的抗战一般叫做滇西抗战。不过，滇西抗战的前沿阵地或者说核心战区主要集中在怒江流域，重要战役都是在怒江沿线，如腾冲战役、高黎贡山战役、怒江渡江战役、惠通桥战役、松山战役、龙陵战役、遮放战役等。因此，根据滇缅抗战发生地的覆盖范围，以省级行政区划——云南省作为滇缅抗战的发生地，这是滇缅抗战空间距离坐标点的不二选择。基于这样的理解，本地就是指云南省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理空间，本地人就是指曾经在云南参加过战争的历史当事人和生活工作在云南省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云南人。

本地作者是指在云南省的地理空间上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本地人作为建构滇缅抗战文献意义文本的文献生产者的生产主体类型。本地作者以本地主位视角来看待滇缅抗战，曾经或者说现在就生活工作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区，具有亲临战场遗址遗迹进行田野调查的便利条件，具有热爱本地历史文化的浓厚情感，能够容易掌握第一手调查考古材料。根据与战役战场的空间距离关系，我们又可以把本地作者分为亲历作者、地方作者和省内作者。亲历作者是指曾经参加过滇缅抗战的具有中国国籍的历史当事人。从滇缅抗战开始发生起，他们就开始聚集在滇西抗战前线，然后是在战场冲锋陷阵，历时约八年。有的历史当事人可能全程参加，有的历史当事人可能是中途参加，有的历史当事人是先参加后来就离开了。历史当事人作为文献生产者是最有价值的作者群体，但是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作者群体并不多，能够拿起笔写下他们的“三亲”历史的亲历作者非常有限，就是能够“述而不作”配合口述史写作的作者群体也是10万远征军群体中的凤毛麟角。文献生产比较活跃的亲历作者一般主要都是战地记者，如《印缅远征画史》和《缅甸荡寇志》的作者孙克刚、《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的作者戴广德、《军用密码发出的缅北战讯》的作者吕德润等；非战地记者的作者主要以《军碑1942》的作者王楚英，《缅北之战》的作者黄仁宇，《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的作者丁涤勋、王伯惠等最为活跃。地方作者是指生活工作在核心战区的云南本地作者，主要包括保山和德宏州的本地作者。由于重要战役都发生在保山市区域内，所以，在地方作者的群体中，保山市的作者最多，主要有段培东、段品钊、张月和、刘正龙、杨忠实、周勇、段晓波、陶金龙、左金龙、刘志声、马力生、张竹邦、苏泽锦、王华沙、赵天福、耿德铭、陈祖樑、李枝彩、蒋国安、穆英杰、沙必璐、李义钦、肖正伟、顾建中、杨升义、李根志、唐定国等地方作家和文史专家群体，何光文、雷娟利、魏国彬等地方高校学者群体。地方作者比较活跃的有《剑扫烽烟》《松山大战》和《怒水洪波》的作者段培东，《盟军劲旅》《史迪威公路》和《天无绝路——中国抗战外援线演义》等的作者张月和，高黎贡山影视文学三部曲的作者段品钊等。省内作者主要是指生活工作在非核心战区的云南籍本地作者。虽然在意义内涵上省内作者包含属于云南籍的地方作者，但是，我们这里的省内作者是特指排除了地方作者之后的云南籍作者。比较活跃的省内作者主要有云南大学二战专家徐康明，其代表作有《飞越“驼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略空运》《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选集》《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等；云南民族大学地方史学者谢本书，其代表作有《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民国元老李根源》《腾冲史话》等；云南著名军旅作家彭荆风，代表作有《滇缅铁路祭》《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孤城落日》等。

外地作者是指与滇缅抗战历史发生地存在一定行政区划空间距离的生产过滇缅抗战文献的非云南籍作者的生产主体类型。外地作者以他者客位视角审视和反思滇缅抗战历史，有的可能亲临过滇缅抗战历史发生地，有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云南。他们研究滇缅抗战，关注中缅印战场，或者因为对战争历史的业余爱好，或者是因为被远征军精神所感动，或者因为是远征军将士的后代。根据文献生产者与滇缅抗战的历史关系，外地作者可以分为后裔作者、媒体作者和业余作者。后裔作者是指文献生产者与滇缅抗战的历史当事人存在后裔关系的外地作者类型。这类外地作者的文献生产动机主要是通过“采访调查自己亲人所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证明亲历者的历史贡献，从而为亲人赢得历史认可。”^[9]后裔作者当以名将后裔最受关注，如卫立煌将军的儿子卫道然写有《卫立煌将军》和《中国远征军（1943—1945）》、刘放吾将军的儿子刘伟民写有《刘放吾将军与仁安羌大捷》，戴安澜将军的儿子戴覆东、戴澄东写有《澜涛平息倭患清——缅怀父亲戴安澜将军战死缅甸六十周年》等。其次是后裔作家群体，这类外地作者有以《大国之魂》《父亲的1942》《流浪金三角》等长篇小说出名的著名作家邓贤，有以《老兵口述抗战》三部曲、《丛林之虎》等滇缅抗战口述史出名的畅销书作家李幺傻，有以《魔迹：日军第18师团作战档案》《国家记忆》而崭露头角的作家父子晏伟权、晏欢等。媒体作者是指出于媒体报道的工作需要采访报道滇缅抗战历史当事人及其纪念活动的外地作者类型。这类文献生产者的文献生产动机主要是媒体的工作报道任务。这类作者可能因为涉足滇缅抗战历史报道进而长期关注之，最后成为滇缅抗战研究专家。例如，以微观战史出名的余戈就是一家军队杂志的编辑，他就是因为2004年9月15日到松山战场采访过夜的经历让他萌动了要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的念头。^[10]《瞭望东方周刊》调查记者孙春龙就因为采访报道远征军抗战老兵而走上“老兵回家”公益活动之道，出版有《中印边境真相》《异域1945》等滇缅抗战纪实报道作品。^[11]90后媒体作者周渝曾经也是一家文史杂志社的编辑，就因为杂志社策划的“纪念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活动而走上了寻访报道抗战老兵的道路，从而撰写出了《卫国岁月：国民革命军抗战老兵将士寻访录》。^[12]业余作者就是指没有特殊的文献生产动机而只能以业余爱好来解释他们研究关注滇缅抗战历史的外地作者类型。这类外地作者类型杂、范围广，不像后裔作者和媒体作者那样具有鲜明的动机特征。业余作者既有高校专家学者，如写有学术专著《重启史迪威公路的多视角分析——以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为切入点》的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史学教授韩继伟，写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写有《慰安妇研究》《血泪慰安妇》《日军性奴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等；也有文史专家和作家，如写有《滇缅军魂》《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远征颂》的档案专家王晓华，编著有口述史专著《中国远征军》的台湾问题专家李立，写有《最后的记忆——抗战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口讲述》的口述史作家方军等。总之，外地作者跨越历史长河，各自以自己的独特视角抢救与挖掘滇缅抗战史料，采访报道与深入研究滇缅抗战历史当事人，成为滇缅抗战文献生产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国外作者是指不具有中国国籍的生产过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主体类型。国外作者就是指外国人，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英国这三个曾经参加过中缅印战争的国家。美国参加中缅印战争有三支比较突出的部队：第一支是飞虎队，这是对美国参战空军的俗称，1941年8月组建之时它的正式名称最初叫“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1942年7月解散之后归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这支部队又和美国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联合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1943年3月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同年10月又与中国航空第一、第三、第五大队合编组成中美空军联合大队，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陈纳德将军。^[13]第二支部队是联络参谋部队，宋希濂在他的的回忆录里将之称作“联络参谋组”，^[14]有的文章又把这支部队叫做“中国远征军美国军事顾问团”。中国远征军美国联络参谋部队声名并不佳，倒是其中一支记录战场影像的特殊部队——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为中国人所熟知。^[15]第三支部队是美国作战部队，这支部队包括美军第5307支队（加拉哈德）和梅里尔准将领导的中美混合突击旅团。中美混合突击旅团包括肯利生上校领导的第一支队和查尔斯·牛顿·亨特上校领导的第二支队。^[16]美军5307支队又被称作梅里尔突击队或梅里尔劫掠者，是一只善于丛林作战的特种部队。美国的这三支部队以美国通信兵第164照相连的文献生产能力最为突出，拍摄了2.3万张^[17]有关滇缅抗战的战争图片，为我们后人整理挖掘滇缅抗战历史提供了可见可信的图像档案资料。在当时，中国的摄影照相机还没有普及，中国人自己拍摄照片的机会微乎其微，因而美国通信兵的照片就显得弥足珍贵。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以图片为依据的滇缅抗战史料绝大多数都是采用美国通信兵的拍摄照片。文献生产能力比较突出的美国作者其次就是美国部队将士，他们的文本形态以亲历记性质的回忆录为典型代表，包括写有《史迪威日记》的史迪威将军，写有《随史迪威走出缅甸》的史迪威将军的助手弗兰克·多恩准将，写有《加拉哈德》的中美混合突击旅团第二支队队长查尔斯·牛顿·亨特上校，编著《飞虎的咆哮》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杰夫瑞·B.格林，写有《缅甸医生》和《缅甸医生归来》的戈登·西格雷夫等。还有一类美国作者就是自由学者，代表人物有写有《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的美国报刊撰稿人多诺万·韦伯斯特，写有《飞越“驼峰”——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的美国历史学者威廉·凯宁，写有《史迪威出使中国》《史迪威的指挥问题》与《中缅战区的最后岁月》的中缅印战区官方陆军史撰稿者查尔斯·罗曼努斯和赖利·桑德兰，写有《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等。(www.xing528.com)

作为中缅印战争的敌对参与方，日本作者也为滇缅抗战文献做出了对立视角的贡献。日本作者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亲自参加过滇缅抗战的作者，以亲历回忆录为文本形态，如参加过腾冲战役写有《一个日俘的回忆——腾越玉碎记》的日本士兵吉野孝公，写有《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域的鬼》的《每日新闻》从军记者品野实，参加过松山战役写有《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的日军士兵太田毅等；一类是单位作者，这类作者以馆藏档案为资源整理生产文献，文献的署名为单位集体署名，文本形态以档案资料汇编为主，最有代表性的集体作者有编纂《日本防卫厅研修所战史部战史丛书》的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辑《缅甸攻略作战》的朝云新闻社战史室等；一类是业余作者，这类作者出于业余爱好，以搜集整理为主要手段，以档案为文本形态，编辑加工生产珍贵史料文献，如整理编辑《镇安街守备队：百十三联队战斗详报》的日军113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士兵二ツ木留治，编著《太平洋战争写真史》的森山康平，长期关注搜集慰安妇档案资料并编著有《战场上的“慰安妇”》的西野留美子等。

在中印缅战场，英国军队是仅次于中国远征军人数规模的作战部队。但是，其战争声誉并不佳，仁安羌大捷就可见其能力如何。驻扎于缅甸的英国部队叫英缅军，总司令为亚历山大，隶属于印度总司令韦维尔指挥。英缅军下辖英缅军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和英国装甲车第七旅。^[18]英缅军第一师师长为斯利姆少将（继任者斯高特少将），英印军第十七师师长是斯迈思少将。^[19]英国作者主要就体现为英国部队的高层指挥官，文本形态为亲历性质的回忆录。文献生产比较突出的有写有回忆录《反败为胜》的英缅军第一师师长斯利姆少将，写有《疯狂战斗》和《怀着希望的囚徒》的英军钦迪特远程突击队第77旅旅长卡尔弗特，写有《超越钦敦江》和《绿色的原野》的英军钦迪特远程突击队第16旅旅长弗格森准将等。另外一种英国作者就是没有亲历滇缅抗战，出于业余兴趣的历史学者，文本形态为学术史论为主，代表性作者主要有写有《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的牛津大学新生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拉纳·米特，写有官方传记《最高司令官韦维尔》和《韦维尔：学者和军人》的历史学者约翰·康奈尔，写有《蒙巴顿传》的英国外交官菲利普·齐格勒等。

表3－6　滇缅抗战文献生产主体的地域关系类型

总之，地域距离并不能隔离文献生产者与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空间关系，很多文献生产者为了完成文献生产的写作任务，都曾经千里迢迢亲临事件发生现场，考察遗址遗迹，感受历史现场的文化信息冲击力，深化自己的深刻理解，捕捉自己的创作灵感。无论是哪一种地域关系类型的生产主体，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文本记录历史，建构历史，从而更好地认识和诠释历史，指导社会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