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主体历史关系类型

如前所述，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主体就是文献传播过程中建构意义文本的写作者。所以，生产主体与文献文本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社会关系。根据文献文化系统的结构层次，文献文本有基于视觉结构的媒介文本、基于意义结构的意义文本和基于整体结构的传播文本三种类型。其中，文献文本的核心是意义文本。与此对应，生产主体与文献文本的关系也主要体现为与媒介文本的媒介关系、与意义文本的意义关系、与传播文本的传播关系。在生产主体的这三种关系中，只有意义关系才能够体现真正意义上的文献生产者，其他两种关系则主要体现文献加工者。正是因为这种理解，我们将主要聚焦文献生产者与意义文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根据时空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文献生产主体，那么，文献生产者与意义文本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时间意义上的与意义文本构成的历史关系、空间意义上的与意义文本构成的地域关系以及无时空意义的与意义文本构成的单位关系。

生产主体的历史关系类型是指从时间的角度观察和审视文献生产者与意义文本之间的关系而得出的生产主体类型。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文献生产者与意义文本之间会构成不同的历史关系。文献生产者作为意义文本的主角出现，意义文本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文献生产者曾经参加过或经历过的真实历史，意义文本的故事情节就是文献生产者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那么，这样的文献生产者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当事人。由历史当事人回忆写作的“三亲”史料是最能够真实反映历史事件本来面貌的文献，因而也是最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7]对于滇缅抗战文献来说，参加过滇缅抗战的人属于历史亲历者，如卫立煌、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刘放吾、王楚英等指挥官群体，丁涤勋、王伯惠、尤广才、鲍直才等抗战老兵群体。这些历史当事人写的滇缅抗战文献就属于“三亲”史料，如王楚英的《扈从蒋介石视察曼德勒》、丁涤勋和王伯惠等编的《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尤广才和李箐的《远征军特务连长忆滇缅战役》等。没有亲自参加滇缅抗战的具体战斗但是却亲自目睹了战役经过的人属于历史见证者，如作为当时孙立人部队军方随军记者的孙克刚、作为重庆《大公报》驻印度缅甸特派战地记者的吕德润、时任中国远征军通译员的著名九叶派诗人杜运燮、时任《大公报》记者的萧乾等战场新闻记者群体，时任远征军随军翻译左和金、瑞丽雷允机场翻译的周光祚、时任20集团军分监部军需官的罗滨湘、滇缅公路土木工程专家徐以枋、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谭伯英等非战斗人员群体。文献有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戴广德的《我们怎样打进缅甸——随孙立人将军远征缅甸纪实》和吕德润的《军用密码发出的缅北战讯》等。滇缅抗战时期没有参加过滇缅抗战，只是目睹过中国远征军和听闻过抗战故事的人属于历史听闻者，这类群体一般属于普通老百姓，如郑达的《战斗在国门内外——杂忆演剧五队在滇缅的活动》、杨春禄的《保山“五四”被炸》、刘学曾的《忆戴安澜将军及其二00师在板桥》等。历史当事人的存在期限一般不长，约为一个世纪。在有限的存在期限内，与时间赛跑，挖掘历史当事人的“三亲”史实，这是建构历史最重要的文献生产任务。

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文献生产者不仅可以作为人物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意义文本之中，也可以作为采访报道者的身份出现在意义文本之中，还可以不出现在意义文本之中。意义文本所反映的意义世界不再全部是历史当事人的历史世界，而是由被采访对象所陈述的历史世界和采访对象采访经历的现实世界所构成。意义文本的故事情节是一个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交织的符号化历史。作为非历史当事人，以自身的采访报道来寻访、挖掘与反映真实历史的文献生产者就是历史报道者。按照文献生产者与意义文本所反映的主体事实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报道者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客体回忆者，这种文献生产者虽然不是历史当事人，但是，却与历史当事人具有父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一般以亲情回忆的方式记叙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当事人的情况，述说自己与历史当事人的交往故事，文本体裁形态多为回忆纪实或文史散文，如远征军将领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写的《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写的《沈从文的从武朋友》、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第38师医务女兵方寿纯的外侄女毛菊元写的《我的姨妈方寿纯》等。一种是采访记录者，这种文献生产者有的以第一人称口述史写法记录整理历史当事人的“三亲”历史，有的以新闻报道者身份采访报道历史当事人的当前生活和回顾历史当事人的战争岁月，文本体裁形态一般为口述实录和寻访报道，如黄耀武和朱洪海的《我们的青春在缅甸》、郭海飞和彭俊林的《王权裕：穿越野人山的远征兵》、周渝的《抗战老兵谷克达：弱冠系虏请长缨》等。一种是新闻报道者，这类文献生产者以当代新闻记者为主体，主要关注滇缅抗战主体历史的纪念活动和历史关注者，文本内容虽然涉及主体历史，但是，立足点却是主体历史的后续纪念活动和历史关注者，文本体裁形态一般以新闻报道为典型代表，如《张丽影的中国远征军情结》《铁血悲情七十载，抗日英灵今得还——中国远征军六百将士忠魂遗骸归来记》《民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剪影》等。总之，历史报道者群体通过对主体历史的采访报道而成为后续纪念活动的历史见证者，成为挖掘主体历史的历史记录者，成为建构主体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从历史关系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种滇缅抗战文献的生产主体，我们也应该予以重视，这就是历史关注者。这类文献生产者一般长期关注滇缅抗战历史，他们以收藏滇缅抗战文物、实地考察滇缅抗战遗址、长期研究滇缅抗战历史为己任，一般是滇缅抗战研究历史专家，有丰硕的成果支撑自己的文献生产活动。根据支撑成果的性质，历史关注者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文物收藏者，他们以收藏滇缅抗战文物为自己的关注兴趣点，持续不断长期坚持，最鲜明的成果就是收藏有较多的滇缅抗战文物，如成立了滇缅抗战博物馆的腾冲滇缅抗战文物收藏家段生馗、捐赠飞虎队文物的美籍华裔收藏家陈灿培等；一种是田野调查者，这类历史关注者以田野调查为建构意义文本的主要手段，注重实地考察采访和文物考古，讲究实地踏勘历史现场，注重长期积累，如翻译过《飞越驼峰——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的云南滇缅抗战研究专家戈叔亚，出版过《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的微观战史研究专家余戈，长期埋头美国国家档案馆、翻印复制滇缅抗战档案而形成档案专著《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的抗战研究档案专家章冬磬，长期亲临战场遗址遗迹测量调查而形成考古专著《实证滇西抗战》的保山文物考古专家李枝彩等；一种是理论研究者，这类历史关注者既不收藏文物，也不以实地田野调查见长，不注重第一手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而是注重组织纪念滇缅抗战历史的学术活动，积极组织开展滇缅抗战纪念活动，讲究梳理档案史料的历史逻辑关系，讲究借助档案史料来研究思考滇缅抗战历史，挖掘档案史料的内涵意义，以系统全面的论述来反映自己对滇缅抗战的认识和主张，以虚构想象的叙事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滇缅抗战的态度和主张的人士，如创作有滇缅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大国之魂》的著名作家邓贤、长期关注滇缅抗战细菌战的保山文史专家并出版有《江山作证》的陈祖樑、以滇西抗战为研究方向并出版有《滇西抗战史论》的高校学者何光文等。正是因为有这些历史关注者的艰辛努力，滇缅抗战才会从历史的后台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他们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成为中日在历史观上博弈的有力武器。(www.xing528.com)

表3－5　滇缅抗战文献生产主体的历史关系类型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