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的传播类型是从文献文本的公开传播过程和流通形态来审视滇缅抗战文献的一种基本类型。根据文本的公开性,我们把滇缅抗战文献文本分为原始资料、公开资料和公开出版物三种传播类型。根据文本装订的流通形态,每一种传播类型又都可以分为文章和图书。原始资料是指没有国家出版授权、不能进入出版发行市场的纸质文本,包括内部文章和内部图书。内部文章一般是指发表在没有新闻出版公开刊号、只有印刷准印证号的内部期刊上的单篇文章,如《隆阳、施甸境内的抗日驻军遗址》《论滇西缅北反攻战的战略配合》《战火中的滇缅公路》等。内部期刊一般都要求在封底标注“免费资料”或“免费交流”字样,如《保山史志》《临沧民族研究》《高黎贡》等。内部图书是指没有新闻出版公开书号、只有印刷准印证号的整本印刷纸质文本,如《保山名胜》《碧血千秋——滇缅抗战百人名录》《影子:滇西抗战老兵们》等。公开资料和公开出版物是指经过国家出版授权、能够进入出版发行市场的纸质文本,它们都包括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单篇文章和整本图书这两种流通形态。
从传播过程的公开性来看,原始资料是只面向单位和组织内部进行的内部群体传播物;公开资料是在第一次内部群体传播之后,为了提升单位和组织的良好形象再进行的公开传播物;出版物是指面向社会大众进行的公开传播物。在这三种传播类型中,出版物和公开资料最好识别,主要看是否有公开书号和刊号。如果具有公开书号,那么,它就是公开出版物,如《魔迹:日军第18师团作战档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如果具有公开刊号,那么,它就是公开刊物,如《云南档案》《文史参考》《贵阳文史》等。最难识别的是公开资料,它是一种过渡形式,具有两次传播过程,而重点是第一次传播过程。因此,我们在统计登录公开资料的时候,我们的分类编码原则是:第一是著作权识别。如果文本作者的署名是单位署名,那么,这样的公开出版物一般被视作资料,如《滇军抗战密电集》《日军侵华罪证实录:云南部分》《滇西抗战第一枪——纪念滇西抗战胜利60周年文史集》等。这种资料以文史资料选辑和档案资料为主,各级档案馆、史志委、方志办和政协是这类资料的主要作者。第二是活动识别。活动识别主要针对文集(包括会议论文集、专题文史集和文集)类型。一般来说,会议论文集都是单位或组织举办学术研讨会、作品讨论会、纪念座谈会等某次会议的产物和成果。专题文史集和文集一般是在某个重要历史时间节点,为了纪念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组织征集文章,最后汇集成册公开印刷出版。因此,即便是这三种类型的文本署名为个人,我们也把这种公开出版物看作是资料,从里面析出的文章也被看作是资料。如《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天地正气,血肉丰碑——保山隆阳抗战史料》《铁血丰碑:滇缅抗战史料》《隆阳抗战文史集》等。第三是工作回顾。这种类型主要有年鉴和个人文集。年鉴主要是对本单位、本行业和本地区一年来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汇总所有年度资料,公开印刷出版,以资历史借鉴,如《中国出版年鉴2012》《云南经济年鉴2012》《保山年鉴2013》。个人文集一般都是作者为了完成单位和组织的工作需要而撰写的文章,或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公开印刷出版,用以展示研究成果,提升业务形象,如《文史纵横》《保山文史纵横》《滇西抗战史证》等。从这两种类型的公开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章都被看做是资料。第四是地方志。地方志一般是由乡镇党委和乡镇人民政府等地方各级党政组织或其他机构搜集整理编写的反映本地方历史文化发展全貌的资料汇集。如果地方志公开印刷出版的话,我们也会把它看作是资料。经过这种分类编码处理,我们获得了各种具体的登录编码数据。
表2-33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编码数据统计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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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数量统计显示,公开出版物数量最多,共有1579篇(部),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77.25%。其次是公开资料,共有322篇(部),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15.75%。最后是原始资料,共有143篇(部),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7%。
表2-34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一级关系数据统计表
图2-37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文本数量统计示意图
图2-38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文献占比示意图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再进行二级细分,各自区分为文章和图书。那么,在原始资料中,文章资料有90篇,占全部原始资料的62.94%,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4.4%;图书资料有53部,占全部原始资料的37.06%,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2.59%。在公开资料中,资料文章有205篇,占全部公开资料的63.66%,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10.03%;资料图书有117部,占全部公开资料的36.34%,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5.72%。在公开出版物中,公开文章有1390篇,占全部公开出版物的88.03%,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68.01%;公开图书有189部,占全部公开出版物的11.97%,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9.25%。
表2-35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二级关系数据统计表
图2-39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二级文本数量统计示意图
图2-40 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类型的二级文献占比示意图
根据文献传播过程的流通形态来看,传播类型包括出版文本、资料文本和档案文本。相对于传播学,它们的俗称又可以分别叫做大众媒介、内部资料和档案史料。相对于上述根据文本公开性的分类,大众媒介文本大致对应于公开资料和公开出版物,内部资料大致对应于原始资料。实际上,这里有一个中间环节,年鉴文章和文史资料选辑里的文章在传统观念里就经常被忽视。在文章被搜集到年鉴和文史资料选辑里之前,其在传播过程中几乎不传播,只有被年鉴和选辑收入之后才会被考查和发挥作用,就有点类似于地方志。而且,有的时候,年鉴和文史资料选辑是内部出版物,有时候又是公开出版物。从单篇文章来看,它就是内部资料;从公开出版物的角度来看,它又是公开资料。这一特征经常让我们迷糊。所以,怎么处理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传播类型的分类编码和数据登录统计的棘手问题。在数据统计过程中,我们就因为这个问题导致数据错误和混乱。为此,我们把公开资料全部看作资料文本,把涉及档案的公开出版物和公开资料全部看作大众文本,但是文献文本的内涵意义上涉及的档案单列统计数据,不作为流通文本来统计数据。
出版文本就是经过国家出版授权能够进入出版发行市场的公开出版物。在文献传播过程中,出版文本主要涉及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期刊和报纸。期刊和报纸的分类编码比较简单,只有具有公开刊号,发表在刊物和报纸上的文章才有可能进入传播视野,才有可能被收录,单篇文章是不可能被传播的。比较难的是图书,无论是公开出版物还是内部图书,只要是厚本装订形态的纸质文本,它们就有可能被传播,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为此,我们的分类编码原则是:第一是出版社识别。文献封面和原始数据标注了出版社名称的,它们毫无疑义是公开出版物,如《丛林之虎》《中国远征军》《魔迹:日军第18师团作战档案》等;如果没有出版社名称的话,那么,这样的图书被视作内部资料,如《保山名胜》《碧血千秋——滇缅抗战百人名录》《影子:滇西抗战老兵们》。第二是集体署名识别。这主要是针对公开出版物当中的内部资料转化形态。尽管是公开出版物,但是,如果在著作权署名上,这类厚本纸质文本都是单位集体署名,那么,我们把这种公开出版物看作是内部资料,如《潞江乡志》《滇军抗战密电集》《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等。第三是体裁类型识别。如果在公开出版物的书名上包含“资料”“史料”“选辑”等字样,我们一般也把它们看作是内部资料,如《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天地正气,血肉丰碑——保山隆阳抗战史料》《铁血丰碑:滇缅抗战史料》《隆阳抗战文史集》等。经过这种分类编码与数据登录处理,我们获得了出版文本数量统计的编码数据。
表2-36 滇缅抗战文献出版文本的编码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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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数据统计显示,滇缅抗战文献出版文本总计1579篇(部)。其中,期刊文章数量最多,共有1199篇,占全部出版文本的75.93%,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58.66%。其次是报纸文章,共有191篇,占全部出版文本的12.10%,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9.34%。最后是图书,共有189部,占全部出版文本的11.97%,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9.25%。
表2-37 滇缅抗战文献出版文本的关系数据统计表
图2-41 滇缅抗战文献出版文本的数量统计示意图
图2-42 滇缅抗战文献出版文本的类型占比示意图
图2-43 滇缅抗战文献出版文本的文献占比示意图
根据文本的公开性,资料文本主要包括原始资料和公开资料。再进行第二级细分,又包括内部文章、内部图书、资料文章和资料图书。按照资料的生产单位,资料文本又分为单位资料、组织资料和民间资料。在资料文本的分类编码和数据登录统计上,我们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著作权署名原则。这一原则主要针对图书。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公开资料,只要图书上的署名为单位署名[7],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资料文本看作是单位资料,如《滇军抗战密电集》《滇西抗日战争历史资料续辑》《中共保山地区党史大事记(1925.01—1990.12)》等。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公开资料,只要图书上的署名为组织署名[8],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资料文本看作是组织资料,如《德宏州文史资料专辑(第十一辑):滇西抗战论文集》《保山市文史资料选辑》《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如果单位和组织同时出现,以第一署名作者为决定依据,如《一个日俘的回忆——腾越玉碎记》等;如果同时出现的单位和组织涉及到国外作者,那么,以国内作者为决定依据,如《中华民国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等。第二是体裁类别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内部资料,常见于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公开资料,学位论文和年鉴文章一般都被视作为单位资料,如《太平洋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英外交》《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塑造保山崭新形象》《滇西抗日战争大型纪实展》等;会议论文、文史集和文史资料选辑文章一般都被视作组织资料,如《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我在保山油站当站员》《保山“五四”被炸》等;个人文集中析出的文章和资料主要来源于民间的地方志,一般被视作民间资料,如《潞江乡志》《关于滇西抗战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图书年鉴2000》[9]等。第三是单位归属原则。这一原则主要针对有没有署名的情况。如果资料文本有个人署名,那么根据作者身份判断资料归属性质;如果没有作者署名,那么,则根据题目内容体现出来的写作目的或图书的编辑目的判断单位归属性质。无论有署名还是没有署名,政府档案文书和代表组织的讲话稿一般归属于组织资料,如《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告滇西父老书》《知识青年从军歌》等;面向大众社会的新闻报道一般归属于单位,如《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作者身份不明或高校学者的作品,一般归属于民间资料,如《云南经济年鉴201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第二辑:史迪威资料》《西南古籍研究》。
表2-38 滇缅抗战文献资料文本的编码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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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数据统计显示,滇缅抗战文献资料文本总计444篇(部)。单位资料数量最多,共有279篇(部),占全部资料文本的62.84%,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13.65%。其次是组织资料,共有135篇(部),占全部资料文本的30.41%,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6.60%。最后是民间资料,共有30篇(部),占全部资料文本的6.75%,占所有滇缅抗战文献的1.47%。
表2-39 滇缅抗战文献资料文本的关系数据统计表
图2-44 滇缅抗战文献资料文本的数量统计示意图
档案文本是指档案本身不能进入公开的出版发行流通领域的一种文本传播形态。档案文本属于特殊的非纸质档案史料,它的传播流通形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传播。它不像出版文本和资料文本那样是作为具体的文献文本进行主动流通传播的,而是作为一种被动的流通传播形态完成文本意义的文献传播的,是在文本处于静态展示的情况下由读者和观众的主动参观和申请查阅来完成的。既然和出版文本和资料文本不一样,那么在分类编码和登录统计上,档案文本的分类编码和登录统计规则也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和出版文本和资料文本一样作为文献来并列统计,只能是把文献作为依据来挖掘其中所包含的档案,根据文献提到的档案形态单独统计档案,或者是根据实物档案单独统计涉及档案的文献。
图2-45 滇缅抗战文献资料文本的类型占比示意图
图2-46 滇缅抗战文献资料文本的类型占比示意图
根据档案的具体物化形态,档案文本可以分为实物档案、文书档案和音像档案。在档案文本的分类编码与数据登录上,我们主要坚持以下几个数据统计原则:第一,可移动的实物和历史图片被当作实物档案,不可移动的遗迹遗址不被视作档案,如《一枚烟标见证“中国远征军”》《二战美军怎么看中国——驻华美军的〈中国指导手册〉》《收藏军服只为见证历史》等。第二,在利用历史图片(照片)开展历史叙事的文献中,无论是否提到具体的图片名称或张数,文献所包含的历史图片都以一个整体被视作档案,如《松山战役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图说滇西抗战》《美国通信兵镜头下的中缅印战场》等。第三,在与滇缅抗战相关的各种展览中,不论是否提到具体的文物、历史图片及其名称和张数,我们都理所当然地把展览看作是利用文物和历史图片的文献传播活动,其中内含的文物和历史图片也以一个整体被看作是实物档案,如《滇西抗日战争大型纪实展》《举办滇西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唤醒城市的记忆“等你,在1945——纪念滇西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彩色图片展”即将开展》等。第四,在利用历史图片或当下新闻图片叙事或汇集成册的厚本纸质文献中,无论使用多少张历史图片,我们一般都把这种文献所包含的所有历史图片当作一个整体看成是实物档案,这主要是针对图书,如《太平洋战争写真史:胡康河谷·云南的作战》《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滇缅筑路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走滇缅路,激扬爱国情”大型公益活动纪念画册》等。第五,日记、文电等档案的文稿内容直接披露刊发在《云南档案》《档案春秋》《档案时空》等专业期刊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把文献提到的日记、文电等具体文本看作是文书档案,如《1942年中国银行缅境撤退回忆录》《曾虚白工作日记》《蒋介石、宋子文、俞飞鹏等为滇缅公路相关事宜往来函电》等。第六,研究阐述档案文本的文献如果是刊登在《西南古籍研究》《兰台世界》《四川档案》等文献、档案研究的专业刊物上,那么,这样的文献所提及的文本对象也被看作是文书档案,如《从民国档案看抗战末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缅甸荡寇志〉作者之谜》《尹明德与〈宣慰日记〉》等。第七,直接利用档案文本影印、直录汇集编辑或改写而成的文献,不论具体是何种形态的档案文本,其依据的所有档案都被视作是一个文书档案文本,如《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魔迹:日军第18师团作战档案》《血捍滇缅路——〈新华日报〉滇缅战区报道汇编(1942—1945)》等。第八,除了文献已经具体注明为音像资料之外,没有明说记录媒介的影视文学作品也被逻辑地推理为必定具有这样一个影像媒介,因而也被看作具有音像档案,如《中国远征军》《地狱究竟有几层》等。第九,根据文献题目,能够明确判断同一档案文本被多次提到或出现,那么,以第一次提到或出现时的档案文本作为登记依据,后面再出现则不再登录数据,如《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一辑):中美同盟的建立和史迪威使华》《我的团长我的团》《曾虚白工作日记》等。根据这样的分类编码和数据登录规则,我们统计完成了以实有档案为落脚点的档案文本编码数据统计表。
表2-40 滇缅抗战文献档案文本的编码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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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物档案管理的角度,滇缅抗战文献的媒介类型包括可移动媒介文本和不可移动媒介文本。可移动媒介文本包括实物史料、图像资料和音像资料。不可移动媒介文本包括遗址和遗迹。因此,这里的档案类型与媒介类型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大致说来,实物档案和媒介类型的实物史料和图像资料具有对应关系,但是,实物档案的实物不包括媒介类型里面的遗迹遗址,是遗物、图片和绘画作品等可移动媒介文本的总和。文书档案在媒介类型中没有对应的类别。音像档案一一对应于媒介类型的图像资料。因此,我们将滇缅抗战文献流通形态的档案文本(136件)与物质形态的媒介类型(169件)进行比较,得出的比率叫做媒介占比率,以揭示媒介实物的收藏规模和档案转化程度。
滇缅抗战文献档案文本的编码数据统计显示,以图片为代表的实物档案文本数量最多,约有65件,占全部档案文本的47.79%,占所有可移动媒介文本的38.46%;其次是文书档案,约有49件,占全部档案文本的36.03%,占所有可移动媒介文本的28.99%;再次是音像档案,约有22件,占全部档案文本的16.18%,占所有可移动媒介文本的13.01%。
表2-41 滇缅抗战文献档案文本的关系数据统计表
滇缅抗战文献的传播类型虽然分为出版文本、资料文本和档案文本,但是,真正被收录到《滇西抗战文献》书目数据中的文本并不包括档案文本。因此,现在根据《滇西抗战文献》书目数据梳理出来的档案文本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滇缅抗战文献。那么,基于不同的流通形态,滇缅抗战文献就还可以分为文字文献文本和实物档案文本。文字文献文本又包括出版文本和资料文本。上述编码数据统计显示,滇缅抗战文字文献文本共有2044篇(部),实物档案文本约有136件(个),流通形态的滇缅抗战文献约有2180个。其中,出版文本占所有流通形态的滇缅抗战文献的73.39%,资料文本占所有流通形态的滇缅抗战文献的20.37%,档案文本占所有流通形态的滇缅抗战文献的6.24%。
图2-47 滇缅抗战文献档案文本的文本数量示意图
图2-48 滇缅抗战文献档案文本的类型占比示意图
图2-49 滇缅抗战文献档案文本的媒介占比示意图
表2-42 滇缅抗战文献文本的关系数据统计表
图2-50 滇缅抗战文献文本的文本数量示意图
图2-51 滇缅抗战文献文本的类型占比示意图
总之,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和编码原则,滇缅抗战文献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如果依据文本的公开性,滇缅抗战文献的传播类型就有原始资料、公开资料和公开出版物之分。如果依据文本的流通性,滇缅抗战文献的传播类型就有出版文本、资料文本和档案文本之分。传播类型的公开性分类统计主要揭示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的公开程度和公开渠道,传播类型的流通性分类统计主要揭示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的文献流通状态和实物文献转化程度。分类统计显示,公开出版物和出版文本是滇缅抗战文献传播的主阵地。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3]传播文献学是以传播学理论揭示文献生产传播规律的一门学科。
[4]张汝伦:《意义的探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5]吴琼、魏国彬:《历史文献学视野下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版,第3期,第91页。
[6]魏国彬:《滇西抗战文献》,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单位一般包括档案馆、纪念馆、方志办、史志委(含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研究所、年鉴编辑部(含理事会)、年鉴社、通鉴编辑委员会等这类不可再分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业务机构。
[8]组织一般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各级政协、各级群团组织等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成员单位的集合体。
[9]年鉴一般由年鉴社、年鉴编辑部、年鉴理事会等单位或临时性机构组织编写,个人很少采用这种工具书形式。对年度工作,个人一般采用年度报告的形式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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