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抗战文献的可视化统计结果

滇缅抗战文献文本的视觉结构和意义结构都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审视文献文本的，是基于传播学的逻辑对文献文本的认识和理解。这两种文本结构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表现出来的文本形态，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文本结构是比较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文献学观点，较容易为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可。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文献文本的认识和理解需要更多的专业性和学术理性。因此，仅仅基于传播学来看待与审视文献文本，这是难以满足学术研究和现实工作需要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必须转换考察视角和学术逻辑，从文献生产传播过程的角度，将文献传播内容和文献传播媒介结合起来，整体分析研究滇缅抗战文献文本的问题。

如前所述，文献传播媒介和文献传播内容是把文献文本按照传播学分析的要求剥离开之后得到的理论结果，而不是文献文本在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文本形态。在日常的文献生产传播过程中，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这种被分离的文本视觉结构和文本意义结构的。而且，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根本找不到这种要么缺内容要么缺媒介的文献文本。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工作需要，将文献传播媒介和文献传播内容结合起来，将它们看成一个整体，看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文献文本。在现实生活与工作当中，我们常常会忽视掉物质载体，也常常会忽视掉符号和意义，而仅仅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的文本实体。因为在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管理中，在图书期刊的利用与推广中，我们可能不会突出文献文本的视觉结构和意义结构，而只是强调文本实体的生产之处，强调文本如何被找到。在这个时候，作为整体结构的文献传播媒介和文献传播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文本实体就成为能够满足学术研究和现实需要的对象。

作为文献收藏的专业机构，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等馆藏机构最关心的问题是文献文本被谁生产、怎么获得的问题。从一般情况来看，任何机构都会生产文献，不论是党政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区别只在于，谁生产的文献可以公开发行，谁生产的文献不能公开发行，谁生产的文献必须绝对保密；谁生产的文献是公开出版物，谁生产的文献是内部资料，谁生产的文献是官方档案。在文献的生产传播过程中，馆藏专业机构主要关心文献生产机构的文献生产情况，关心文献的印刷发行情况，以便针对不同的文献类型进行有的放矢的文献收藏工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献文本的整体结构主要体现为文献传播过程当中的流通形态，突出的是文献的公开性。根据生产单位的属性和文献的公开性，文本结构的整体形态可以分为公开出版物、内部资料和官方档案。公开出版物是经国家出版授权由专业机构印刷出版公开发行的文本，是可以进入出版发行市场进行流通的文本，是知识产权得到法律保护的文本。内部资料是未经国家出版授权，仅仅小批量印刷的文本，是不进入出版发行市场但可以小范围流通的文本，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文本。官方档案是指按照法定程序移交给专业馆藏机构的没有公开印刷出版的官方文件资料，是既不进入出版发行市场也不流通的文本。官方档案可以是经过加工整理的文件资料的汇集，也可以是未经加工整理的单份文件资料。官方档案经过解密或授权可以转化为能够流通的内部资料和公开出版物。内部资料一般是围绕一个主题搜集整理的资料汇集，经国家出版授权也可以转化为公开出版物。但是公开出版物不可以转化为内部资料和官方档案。从文献生产传播的角度来看，公开出版物一般纳入大众传播的流通范畴，内部资料一般纳入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流通范畴，官方档案一般纳入组织传播的流通范畴。总之，文献文本的流通形态是专业馆藏机构思考文献收藏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表2－4　滇缅抗战文献文本整体结构的流通形态(www.xing528.com)

续表

文化系统论告诉我们，处于文献生产传播过程当中的滇缅抗战文献文本，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文本系统，包括看得见的视觉结构、看不见的意义结构和流通传播的整体结构，是物质和符号构成的媒介实体，是媒介和意义构成的实体文本。总之，科学认识和理解文献文本的结构特征，正确把握文本结构的表现形态，这不仅对于我们做好滇缅抗战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有益，而且还将有助于强化我们滇缅抗战文献研究的学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