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探微：《老子》斗争策略的哲理

近人对《老子》的看法很分歧。有人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既不像《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那样阐明战略战术，也没有像《尉缭子》那样谈论用兵的政策法令。但无可否认，《老子》又确实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手段，而且成为一种哲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认为，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

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老子》讲究斗争策略的哲理，是春秋后期旧贵族中有识之士不断总结他们在斗争中失败教训的产物。

春秋时代，正是贵族统治逐步瓦解的时期。贵族的各级政权正在一层一层地倒塌，越是高级的政权越是先倒塌。天子的威权先丧失，接着诸侯的政权也瓦解，后来许多富强的卿大夫又陆续失败。当时政治斗争总的发展趋势是，新兴势力逐渐战胜贵族的旧势力而取得政权。到春秋末年，社会的变革越来越显著，也越来越快。当时有识之士已清楚地察觉到“人”的地位的迅速变化。据说晋国的执政赵简子（即赵鞅）相信当时流行的“生物突变说”，认为各种生物“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大夫窦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像范氏、中行氏那样由于“不恤庶艰，欲擅晋国”，在斗争中失败出奔，他们的子孙“将耕于齐”，“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国语·晋语九》）。当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而死在外边的时候，赵简子为此请教史墨，史墨在对答中，说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的结果，而且认为这个变化符合于事物变化的规律。他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样把政权转移、君臣易位看作合乎规律的变化，正是当时社会历史发生剧烈变化的反映。

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不论新旧两派势力，为了争取胜利和防止失败，都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手段。新兴势力往往着重于总结斗争中胜利的经验，讲究争取进一步胜利的策略和手段；而守旧势力常常注意于总结斗争中失败的教训，讲究防止失败的策略和手段。旧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通过总结过去某些旧贵族失败的教训，作出当时某些贵族将要失败的预言。春秋史料如《左传》、《国语》等书，常常称赞他们，记录其猜中的预言。一些有识之士把他们总结出来的教训和所作预言，加以理论化，就逐渐成为一种讲究斗争策略和手段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老子》讲究斗争的哲理的渊源。

春秋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贵族在斗争中越是高位的越是容易很快倒塌。公元前574年（鲁成公十七年）柯陵之会，周的单襄公看到晋国君臣态度傲慢，就对鲁成公说：“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当之乎！”理由是：“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国语·周语下》）就是说，像晋历公和三郤（郤锜、郤犨、郤至）那样傲慢，越是居于高位，越是会很快跌倒，犹如越是厚味越是会有剧毒一样。

他们又指出，贵族中功勋越多，服者越众，如果“无德”，越是“伐智而多力”（自夸智力和功力），越会加速伤亡。公元前575年（鲁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国上军之将栾武子要出战，而下军之将范文子出来反对，认为“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如果晋国战胜楚郑两国，晋厉公“将伐智而多力”，将要加重赋敛，夺取诸大夫的田邑用来赏给宠幸的妇人，“其产害将大”。栾武子不听，出战大胜。后来晋厉公果然这样做，结果晋厉公被杀死。《国语·晋语六》对这事作出总结说：“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

他们还指出，贵族中越是强的越是会加速灭亡。公元前541年楚国令尹（最高官职）公子围宴请晋卿赵武，令尹在宴会上“赋《大明》之首章”，《大明》是《诗经》中《大雅》之一篇，首章是歌颂周文王的。赵武根据这点，回来对叔向说：“今令尹自以为王矣。”叔向答道：“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赵武问：“何故？”叔向答道：“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左传》昭公元年）这是说，强以克弱，如果不义，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加速灭亡。

他们更指出，贵族越是积聚财富多的越是会很快灭亡。例如楚国令尹子文不愿多积财富，他说：“民多旷（空虚）者，而我取富焉，是勤（劳）民以自封（厚）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他之所以把“逃富”看作“逃死”，因为搜刮财富，“勤民以自封”，会导致很快死亡。后来令尹子常讲究“蓄货聚马”，大夫鬥且就把他与令尹子文作对比，指出：“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国语·楚语下》）又如晋国韩宣子“忧贫”，叔向却向他祝贺，认为贫“可以免于难”，富就“宜及于难”；并且举出过去栾氏、郤氏由于“骄泰奢侈”、“恃其富宠”而灭亡，作为例证（《国语·晋语八》）。又如卫国史（即史鱼）见到卫灵公“贪”而公叔文子“富”，就说公叔文子“必祸”；后来又说公叔文子能执臣礼，还可“免于难”，“戌（公孙戌，公叔文子之子）也骄，其亡乎！富而不骄者鲜，……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等到公叔文子去世，公孙戌继承，卫灵公果然“以其富也”，把他驱逐（《左传》定公十三年）。从上述三个例子可以看到，当时贵族之所以会因积聚财富而加速灭亡，或则由于加重剥削，激起人民的反抗；或则由于掠夺别人，加深贵族之间的冲突；或则由于财富太多，引起贪婪贵族的侵吞。

当时有识之士从一连串贵族失败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盛极必衰”是事物变化的必然规律。当吴王夫差不顾越国是“心腹之疾”而北上伐齐的时候，伍子胥就出来劝谏。吴王不但不听劝谏，反而赐剑给伍子胥，命他自杀。伍子胥将死时说：“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样把“盈必毁”看作“天之道”，就是把“盛极必衰”看作自然变化规律。这种看法是与《老子》一致的。

既然盛极必衰是自然变化规律，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呢？在他们看来，富要招致灭亡，只有贫才“可以免于难”；地位高上会很快跌倒，只有地位卑下才能保持不倒；功多要招致伤亡，只有功成身退才能保全不败；强盛要转向衰败，只有柔弱才能保持不亡。春秋后期甚至已有人提出委曲求全的斗争策略。公元前595年楚围宋，次年宋向晋告急，晋景公要出兵救宋，大夫伯宗劝谏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汙，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左传》宣公十五年）这里认为当敌人强大的时候，国君需要采用暂时“含垢”（忍辱）的办法来应付，符合于自然变化规律。这种看法后来就为《老子》所继承而加以发挥。《老子》说：“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七十八章）既然称为“圣人云”，分明这种见解是继承前人的。《老子》又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二十二章）既然称为“古之所谓”，当然是继承古人的。

既然盛极必衰是自然变化规律，既然越是富强的越是会加速灭亡，那么，如何运用这一规律，创造加速敌人灭亡的条件，就成为取胜敌人的一种重要策略了。当春秋战国之际，晋国知伯向魏桓子强索土地的时候，魏桓子不肯给，而任章劝他给，理由是：“君予之地，知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氏之命不长矣。《周书》曰：欲将败之，必姑辅之；欲将取之，必姑与之。”魏桓子按此行事，后来知伯又向赵氏强索土地，向赵进攻，结果知伯被赵、魏、韩三家所灭亡（《战国策·魏策一》、《韩非子·说林上》）。这种欲败先辅、欲取先与的斗争策略，就是为了加速敌人的灭亡。既然说这种策略出于《周书》，该在知伯被灭亡以前，早就有人提出了。还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行论篇》引《诗》说：“必欲毁之，必重累之；必欲踣之，必高举之。”所引这些诗句，和《战国策》、《韩非子》所引《周书》的意思是差不多的。这种看法，后来又为《老子》所继承而加以发挥。例如《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姑）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不但和前面引用的《周书》和《诗》，思想内容相同，甚至文体句法也一致。说明《老子》一书采用韵文来阐明这种讲究斗争的哲理，也是有所继承的。

《老子》的斗争哲理，是在春秋后期有识之士总结贵族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有着一系列保守的特点。

《老子》如同春秋后期一些有识之士一样，把世界上事物的普遍变化规律称为“天之道”或“道”。它对世界上事物之间普遍存在对立的矛盾，认识得比较广泛，比较深刻。在五千言中，到处可以看到它列举的各式各样的矛盾的对立面。同时它又认识到，各种事物在矛盾中经常向它的反面运动转化，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规律。所以它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这种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正因为事物经常向它的反面转化，高上的可以变为卑下的，卑下的也可以变为高上的；刚强的可以变为柔弱的，柔弱的也可以变为刚强的，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就可制定防止失败、争取胜利的斗争策略。

然而无可否认，《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缺陷。它把事物的运动变化看作不是上升前进的，而是循环反复的过程，因而它制定的斗争策略，把柔弱的、卑下的一面看作根本的一面，认为只有站在这根本的一面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原来刚强的到了饱和点就会转向衰弱，归于失败；而原来柔弱的可以坚持斗争，逐渐增强，反而能够取得胜利。《老子》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五十二章）能观察细微的就是“明”，能坚守柔弱的就是“强”。它认为，坚守柔弱就是运用自然变化规律来取得胜利的方法，因此说：“弱者，道之用。”（四十章）它又在两处说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五十五章）事物壮大会走向衰老，如果不懂这点，就是违反自然变化规律，即所谓“不道”，“不道”就要加速它的灭亡。

《老子》十分突出“柔弱胜刚强”的观点。它用事物的变化加以论证，例如说：“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又如说：“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兢。”（七十六章）再如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先。”（七十八章）它得出结论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就是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战胜和控制天下最坚强的东西。它主张在斗争中经常保持柔弱的地位，如果自恃刚强，太露锋芒，就不免要失败。它说：“揣而锐之，不能常保。”（九章）它还教诫自己不要逞强，曾说：“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四十二章）

《老子》在斗争中还主张采用退守、委曲的策略，认为这样做符合“柔弱胜刚强”的原则。它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二十二章）又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七十八章）为什么暂受委曲不但可以做“社稷主”，还可以成为“天下王”呢？它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二十八章）。居于卑下的屈辱的地位，反而可以像谿谷那样成为天下归向的处所。《老子》还认为暂时把自己放在卑下的屈辱的地位，把敌人放在高上的荣显的地位，有利于加速敌人的灭亡。因为这样可以助长敌人的骄气，容易加速敌人由盛而衰的转化，从而加速敌人的灭亡。它说：“将欲歙之，必固（姑）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三十六章）这样把欲收姑放、欲弱姑强、欲废姑兴、欲取姑与的策略，称为“微明”（微妙而明智），足见它十分推崇这种策略可以取胜的作用。

许多人认为《老子》辩证法思想的主要缺点，在于把对立面的转化看作无条件的，人们的主观努力不起什么作用。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春秋后期有识之士已经看到骄傲、不义、蓄聚不厌等等是转向失败和伤亡的条件，《老子》特别强调这点，认为主观努力应该放在防止产生失败和伤亡的条件方面。它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正因为这样，《老子》把防止产生转向失败和伤亡的条件，作为主要的斗争策略。它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夸功），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三十章）它又说：“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二十二章）；“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三十三章）；“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二章）。所以必须这样做，都是为了防止产生由胜转败的条件。《老子》还认为“功遂（成）身退，天之道也”（九章）。因为居功将要失败，所以功成身退是合于“天之道”的，此乃自然变化规律。(www.xing528.com)

正由于《老子》把盛极必衰看作自然变化的必然规律，因而十分注意防止产生由盛而衰的转化条件。它说：“得此道者，不欲盈。”（十五章）因为求得充盈满足，将要招致失败。它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三十九章），因为“甚”、“泰”、“奢”是由盛转衰的条件，必须一律除去。它认为，只是消极地讲究“去甚、去泰、去奢”还不够，还要积极地把“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作为三件法宝。它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做到“慈”才能保持勇敢，做到“俭”，才能保持宽裕，做到“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成为天下“神器”之长。所谓“慈”，是指作战中爱惜人力物力的美德，只有爱惜人力物力，才能保持勇敢的战斗力。所以它又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六十七章）

《老子》虽然不是一部兵书，但也选用兵家之言来阐明它的斗争哲学。例如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六十九章）这是主张在战争中不采取攻势而采取守势，不贸然前进一寸而宁可后退一尺。因为轻敌要造成大祸，会使我丧失一切；兵力相当的两军对阵，受委屈而充满悲愤的一方必然取得胜利，这就是所谓“哀兵必胜”。它还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六十八章）这里把“不武”（不耀武扬威）、“不怒”（不轻举妄动）、“不与”（不对阵硬拼）和甘居人下，看作将帅必须具备的“不争之德”，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产生失败的条件。

有人看到《老子》多次称赞“不争”的好处，认为它着重讲对立面的转化，不着重讲对立面的斗争，忽视了斗争在对立面转化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老子》称赞的“不争”，并不是放弃斗争和逃避斗争，而是要在斗争中讲究“不争之德”。它教人们向水的“不争之德”学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八章）水善于辅助万物的生长而有“不争之德”，但是水是无坚不破的。有了“不争之德”，就可以防止产生失败的条件，立于不败之地，从而稳得胜利。所以它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七十三章）具有“不争之德”，就可以达到善于取胜的效果，这是自然变化的规律。《老子》强调“不争”，正是为了使得任何人不能与他相争。所以它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

关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老子》反对当时大国吞并和征服小国的行动，而主张“大者宜为下”。它常常以江海作为比喻来加以说明。例如说：“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六十六章）它主张“大国者下流”，以江河的下流自居，成为小国归向的目标。大国自居于小国之下，就可争取小国的归向；小国自居于大国之下，就可以归向大国，这样“两者各得其欲，大者宜为下”（六十一章）。

《老子》反对大国通过兼并战争而“得天下”。它说，“兵者不祥之器”，“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三十一章）。它主张以“无事”的办法来“取天下”。它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所谓“无事”，也就是“无为”。它认为用“无为”的办法才能争取天下的归向，用“为之”、“执之”的办法是得不到天下的。它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二十九章）它把“天下”看作“神器”，是不可以用“有为”的办法来争取的，也是不可以用“执之”的办法来掌握的；用“有为”的办法去争取将要失败，用“执之”的办法去掌握将要丢失。

总的说来，《老子》的斗争哲学虽然有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具有保守的特点，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但又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当时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它是我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讲究斗争策略的理论著作，它提出的盛极必衰的规律，哀兵必胜的原则，它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它的欲收姑放、欲废姑兴、欲取姑与的斗争手段，对此后的政治斗争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代各个学派中，受《老子》思想影响最大的，除了道家以外，要数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假托黄帝为他们的始祖，并利用《老子》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他们的著作久已失传，长期不明真相。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两种帛书《老子》，写在《老子》帛书乙本卷首有《经法》、《十大经》等四种黄老著作，提供了我们研究黄老学派的重要资料。

黄老学派和《老子》不同，他们是新兴的一个学派，因而他们的政治主张根本不同于《老子》。他们的政治目标，在于防止国家的“危”、“削”、“破”、“亡”，而达到国家的“安”、“强”、“霸”、“王”。“王”是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要建成统一的王朝。他们主张用“德”（赏赐）来奖励人民，争取“尽民之力”；同时要求“节民力以使”，“节赋敛，毋夺民时”（《经法·君正》），反对农忙季节征发徭役，认为“夏起大土功”就是“绝理”，“天诛必至”（《经法·亡论》）。他们还主张选练军队，争取“胜强敌”而完成统一；同时要求注意到战争的正义与否，重视对待敌国人民的政策，讨伐对象必须“当罪当亡”，反对灭亡人家的国家，“利其资财，妻其子女”（《经法·国次》）；更反对“大杀服民，僇（戮）降人”，认为如果这样做，“祸皆反自及也”（《经法·亡论》）。他们也强调法治，主张“精公无私而赏罚信”，“罪杀不赦”（《经法·君正》）；同时又要求赏罚得当，反对“妄杀杀贤”，“杀无罪”（《经法·亡论》）。

黄老学派所以在完成统一过程中主张采用这些节约民力、限止过分伤害人民的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总结战国中期若干政权在合纵、连横战争中失败教训的产物。当战国前中期，魏、齐、楚等国之所以逐渐由盛转衰，逐步在战争中失败，原因不外乎过分奴役人民，过分加重剥削，过分损耗人力和物力，过分滥用刑罚伤害本国人民；同时在战争中又过分掠夺和伤害邻国人民，甚至大量杀害俘虏。因此这些政权，既遭到本国人民的反抗（如庄蹻起义），又遇到敌国人民的对抗（如齐宣王攻破燕国之后，“燕人畔”）。黄老学派总结了这些政权失败的教训，主张推行上述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目的在于使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便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从而达到战胜强敌和完成统一的目的。后来西汉初期所推行的黄老学派“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战国时代黄老学派这种缓和阶级矛盾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黄老学派既然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不同，提出了与《老子》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也制定了和《老子》根本不同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因而对于《老子》原来阐释它的政策和策略的哲学理论，也就不能不有所改造和发展。

黄老学派和《老子》一样，认为盛极必衰是自然变化的规律，事物发展到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他们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经法·四度》）他们也和《老子》一样，认为事物向它的反面转化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但是他们所提出转化条件和《老子》不同。《老子》所讲转向失败和灭亡的条件，着重于人的主观欲望方面，如“骄”、“不知足”、“欲得”、逞强、夸功、奢侈等等；而黄老学派所讲转向失败和灭亡的条件，则着重于行动的客观效果方面，认为事物向它的反面转化，是由于行动的“过极失当”。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客观上有个自然的“度”，人们的行动符合于“度”，就是符合于“天道”，这就叫做“天当”。他们还认为每种事物的功能作用，客观上有个自然的极限，这叫做“天极”。因此“圣人”的行动，必须“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就是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超越客观规律。如果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超过“天极”和“天当”，就是“过极失当”。“过极失当，天将降殃”，就是说，将要受到违反客观规律的惩罚。他们把过度使用民力，作为“五逆”之一，认为这会迫使人民“流之四方”，造成国家危亡（《经法·国次》）。他们还说：“使民毋人埶，举事毋阳察（蔡），力地毋阴敝。阴敝者土芒（荒），阳察者夺光，人埶者（纵）兵。”（《十大经·观》）就是说，役使民众不要太疲劳，举办大事不要使得天的“阳”有所损伤，尽力于土地不要使地的“阴”有所破坏；地的“阴”破坏就会使土地荒芜，天的“阳”损伤就会夺去阳光，民众太疲劳，遇到战争就会丢掉武器不干。总之，超过客观规律所可能达到的限度行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走向它的反面。

黄老学派十分重视客观的自然规律。他们说：“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经法·国次》）当人的能力强大到能够克服某方面自然界困难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过分冒进，要谨慎地防止违反客观规律行事；当自然界力量在某方面反而胜过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退缩不前，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努力行进。他们还说：“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经法·论约》）所谓“天常”，就是《荀子·天论篇》所说的“天行有常”。这是说，“不节民力”的行动，违反客观规律，不可能得到成功。

黄老学派所讲的斗争哲理显然比《老子》进步。《老子》讲究保守，主张在防止失败的基础上争取胜利；而黄老学派则重视进取，主张在争取胜利的同时要防止失败。黄老学派所讲的客观规律也显然比《老子》进步。《老子》论证它所提出的规律，只是用水、江海、草木等等东西来比附；黄老学派论证他们所提出的规律，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这是当时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反映。例如，他们说在农业生产中过分使用土地的肥力来增加产量，就会使土地的肥力衰败，即所谓“阴敝”^[1]，“阴敝”将要造成减产，使土地荒芜。这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原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1] 战国时代用阴阳学说解释农业生产，例如《吕氏春秋·辩土》说：“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取水分和肥分，“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吸取阳光。《吕氏春秋·任地》说：“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所说“阴土”，是指地下有水分和肥分的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