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著《原名法阴阳道德》，刊《清华学报》十一卷二期，以为名家之学，出于讼师，其说似矣，然犹未审也。名家者流，盖出于法律家乎？
《吕览·离谓篇》曰：“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辨也。”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荀子·宥坐篇》亦云：“子产诛邓析、史付。”是邓析固为一讼师，以变乱法律而为子产所诛也。然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卒，定公九年“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是邓析非子产所杀，且为制作刑法之人，而非变乱法律者也。《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诒子产书曰：“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争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昭公二十九年，晋人铸刑鼎，仲尼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盖春秋战国之间，列国已多进用士民，抑制贵族，法律既公布于民人，民人生杀之权，遂不得由贵族之喜怒而定，民人亦得据法律以争之，贵族之尊严权势乃为之大损，故叔向、孔子以为弗可也。邓析之竹刑，殆较子产之刑书与晋之刑鼎为详备，已非鼎之所能铭，于是不得不著之于竹简。法律愈详备，贵族之权势愈减削，故邓析制作竹刑，终不免为贵族所忌害，亦犹吴起、商鞅之变法而终不得其死。此等变法人物，虽获咎于贵族而不得其死，然大势所趋，主政者犹不得不取其法而用之，此所以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欤？名家之魁首，除邓析外，尚有惠施。惠施位至相国，当更非讼师之流亚也。《吕览·淫辞篇》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是惠施亦一法律家也。法律之公布，减削贵族之权势，甚有利于民人，故民人皆善之。《爱类篇》又云：“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盖惠施所习，为法律之学，法律本所以去尊者，故仲尼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邓析、惠施本为法律家而世谓之辩者或名家者，何也？盖法律所以明是非，审治乱。欲明是非，欲审治乱，必待明辨而后可。《墨子·小取篇》曰：“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荀子·正名篇》亦曰：“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又曰：“辨说也者，不异名实以喻动静之道也。”是法律之订定，贵乎能明辨，而明辨是非异同，又贵乎正名实。法律家之所以名为“名家”者，职此故欤？《战国策·赵策》：“客有难者，今臣有患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已。”白马非马本名家言，而又名之为刑名家者，盖刑名即形名。《韩非子·主道篇》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是韩非亦以正名为政治之工具，名为实宾，实为名主，名初由形而生，既生则又与形为二，按形固可求名，循名亦可责实。《扬权篇》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盖君既操其名而责之，臣必效其形以合之。形名参同，事乃可治。”是参同形名，固战国政治家、法律家所主之说也。
名家初以定法律而审名实，其末流遂为讼师而乱名实，乃至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专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故《韩非子·问辩篇》云：“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坚白无厚”本名家之词，《韩非》谓名家之词彰而宪令之法息者，必名家末流尝有为讼师如《吕览》所述邓析然者。邓析初不必为讼师，《吕览》云然者，殆《吕览》作者以名家末流之行为附会之耳。(www.xing528.com)
名家所定之法律及讼词，今多不传于世。诸子书所称引者，无非坚白异同有厚无厚之辨，其说多与《墨经》相背驰。《墨经》曰：“宇，弥异所也。”而惠施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墨经》曰：“穷或有（域囿）前不容尺也。”而惠施曰：“南方无穷而有穷。”《墨经》曰：“平，同高也。”而惠施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墨经》曰：“中，同长也。”而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墨经》曰：“圜，一中同长也。”而惠施曰：“规不可以为圆。”《墨经》曰：“方，柱隅四讙也。”而惠施曰：“矩不方。”《墨经》于同异，界说甚明。而惠施曰：“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墨经》曰：“始；当时也。止，以已久也。”而惠施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日适越而昔来。秦齐袭。”《墨经》曰：“坚白不相外也。”而《公孙龙》有“离坚白”之辩。《墨经》曰：“厚有所大也。”而惠施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盖以《墨经》之文，界说严明，有类法律条文，名家乃以其辩难法律之方术施之于《墨经》，以相攻击耳。名家之辩辞，颇似希腊诡辩家之诡辩。诡辩家周游各地，崇尚口辩，所以攻击当时之探讨宇宙论者。而名家亦然。亦所以辩难当时论及宇宙之墨家。章行严作《名墨訾应考》，以为此墨家驳难名家，实宾主颠倒也。冯友兰谓坚白无厚之辩，乃法律条文咬文嚼字之解释，说亦未是。坚白无厚之辩，与法律条文何涉？
《汉书·艺文志》谓名家者流，出于礼官。其说虽不尽然，实亦有至理。吕师诚之云：盖礼主差别，差别必论其由，深求差别之由，是为名家之学。督责之术，必求名实之相符，故名法二家，关系殊密也（见《先秦史》）。案法家实即政治家，名家本为法律家，关系固至密切，古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仪本大夫所行之法则，而刑法乃为管理庶人之法则。法则之规定，必待明辨，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荀子·正名篇》亦云：“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礼仪既为贵族本身事，故本有较明确之规定，而于管理庶人之刑法，原多随贵族之喜怒而定，初甚疏略，及乎春秋战国之世，贵族解体，士民勃兴，列国之治法大变，刑法乃亦相率制作而公布，于是政治家、法律家乃应运而起。法家、名家之学，盖皆有其时代之背景也。
（原载《群雅》第二集第二卷，1941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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