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和《墨经》是我少年、青年时代重点研究的对象,因为我认为,《墨子》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第一家有系统的学术著作,此中《墨经》(即《墨子·经上篇》)是各派墨家所“俱诵”的经典著作,有许多精彩内容值得我们作深入钻研。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所争论的,主要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只有墨家和名家争论的是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墨经》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学术著作,系统地分析了哲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包括“认识论”、“德行论”、“心理论”、“刑政论”、“宇宙论”、“名理论”、“方法论”。此中“宇宙论”讲得特别详细,讲到了宇宙的意义、宇宙的终极、宇宙的结构以及物质世界的形成。
《墨经》对于宇宙和物质世界的形成,作出了具体的分析,他们把空间称为“宇”,时间称为“久”,“久”就是“宙”。如果一件实物所处区域的边际前,再也不容一线之地,这就是个别区域的空间穷尽之处,整个空间也是如此。如果个别实物所处的空间中,始终保持一个静止固定状态,就没有时间性可言,整个时间也是如此。他们已经认识到时间和物质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脱离了物质运动,就没有时间性可言。《墨经》说:“穷,或(域)不容尺”;“尽,俱止动”,就是这样的见解。
《墨经》不仅认为“久”(宙)是物质运动形成的,而且对运动的过程作了分析,认为物质运动共有六种方式,“化”是本质未变而外表已变,“损”是有部分物质从整体上分离出去,“益”是有外来物质附加到原有物体上,“儇”(环)是整个物体循环旋转,“库”是指一个空间领域内物体有了更换,“动”是指一件物体所处空间移动。这样把物质运动归结为六种运动方式,是和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分析相类似的。
特别要指出的,《墨经》认为万物的构成,是由物质粒子经过五种不同组合方式而形成:(1) “有间”是一种有空隙的组合。(2) “盈”是物质粒子相混合的组合,这种组合很重要,例如“石”就是由“坚”的特性物质粒子和“白”的特性物质粒子相“盈”(混合)而成,所以《墨经》说:“坚白不相外也。”(3) “撄”是物质相互接叠的组合。(4) “仳”是物质不规则的组合。(5) “次”是有秩序的组合。《墨经》认为五种组合方式中,“盈”的组合方式最为重要,举出了“石”由“坚”、“白”两种物质粒子相“盈”而组成作为例子。这是《墨经》的重要主张,名家对此是反对的,认为“石”中“坚”和“白”两种物质粒子是不相“盈”而相“离”的,于是引起了“盈坚白”和“离坚白”的辩论。
《墨经》认为万物是由一种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经过上述五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形成,这和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约前460—前370)的分析相类似。《经下篇》说:“非半,弗则不动,说在端。”《墨经》把这种微小的物质粒子称为“端”,“非半”是说这种物质粒子不是由两个半部所构成,有它不可以再分割的特性,不可能再分割。“弗”是说不可以再分割,“不动”是说不可能再变动。《经上篇》在叙述五种不同组合方式之前,解释“端”的性质说:“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经说上篇》解释说:“是无同也。”“体之无序”,我解释为“既无长广”,“更无次序可言”。我解释“是无同也”为“与无相同”,现在看来是不妥当的。梁启超《墨经校释》把“同”字校改为“间”,“无间”是说不能再分割,这是比较确当的。还有我在此书中说:“《墨经》论万物之组合,多由乎物德之相撄相盈”,这样把物质粒子称为“物德”,是不确切的。
我这部解释《墨经》的著作,初版是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在重庆出的,封面上作者姓名又误作“杨霓”,再版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出的,印数不多,因而史学界许多朋友根本不知道我曾著有这样一部书。
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墨经》作出新校释,成为一时风尚,除了早期张惠言《墨子经说解》,还有张煊《墨子经说新解》(《国故》第二期)、叶瀚《墨经诂义》、张之锐《新考正墨经注》、梁启超《墨经校释》、胡朴安《墨子经说浅释》(《国学汇编》第二集)、邓高镜《墨经新释》、顾实《墨子辩经讲疏》、钱穆《墨辩探源》(《东方杂志》二十卷八期)、伍非百《墨辩解故》、张纯一《墨学分科》、范耕研《墨辩疏证》、鲁大东《墨辩新注》等。(www.xing528.com)
这时大多数学者没有把《墨经》看作有组织、有系统的著作,常常不顾全篇结构和上下文义,对单独字句作出种种新的校释,从而争奇斗胜。正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说:“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释,几若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为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长叹息者也。”(《学衡》第七十四期,《金明馆丛稿第二编》第247到248页)这是当时学术界的一种病态。
我认为,《墨经》全篇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著作,必须认清其体例和结构,依据上下文义和体例,用墨家学说以及相互辩论的名家学说作比较,从而认真做好校勘而作出解释。我从1929年春天到1930年春天,把《经上篇》和《经说上篇》妥为编排,作了有系统的解释,称为《墨经义疏》。卷首有《通说》一卷,为了征求学术界的意见,《通说》曾发表于《制言半月刊》第七册,这是由老同学沈延国转送去的,他是章太炎的学生。后来为了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书名改为《墨经哲学》,我请老师蒋维乔先生写了序文,送到重庆正中书局出版的,因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蒋先生有个学生正在正中书局当编辑。令人遗憾的是,出版时我没有看到,封面上所印的作者误作“杨霓”,好在蒋维乔序文中没有错,因此近人著作引用此书有不错的,也有错作“霓”的。
1986年南京大学教师杨俊光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墨经研究的一个卓越成果——杨宽先生〈墨经哲学〉读后》一文,承蒙称许我这部书优于前人以至同时代人之处有三:一是视《墨经》为一有系统的著作,二是视《墨经》为墨学要旨之所在,三是具体确定了《墨经》在当时思想斗争即“名墨相訾”中的地位。所谓“名墨相訾”,是名家对《墨子·经上篇》的驳诘,《经下篇》是墨家对名家的反驳。与此同时,承蒙还指出我书中批评诸家“妄以科学相穿凿”,说“方圆平直诸章非几何学界说”,这并不正确。因为《墨经》中确实有几何学、力学和光学的解说。
这部解释《墨经》的著作,我称为《墨经哲学》,因为《墨经》从头到尾,讲的全是墨家的哲学思想体系,此中“宇宙论”对物质世界的分析,十分重要,是别的诸子书上所不见的。现在我把这本著作重新刊布,敬请批评指教。
杨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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