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明器中有所谓“四神”的，究竟是怎样的四个神像。唐宪宗元和元年条流：
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以前明器并用瓦木为之，四神不得过一尺，人物等不得过七寸，……庶人明器一十五事。（《唐会要》卷三八）
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丧葬事，三品以上……明器并用木为之，不得过一百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五寸，人物等不得过一尺，……五品以上……明器不得过七十事，数内四神不得过一尺二寸，余人物不得过八寸，……九品以上……明器不得过五十事，四神不得过一尺，余人物不得过七寸，……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其明器任以瓦木为之，不得过二十五事，四神、十二时并在内，每事不得过七寸，……（《唐会要》卷三八）
从这里，可以知道唐代的明器在一天天地奢侈，件数在增加，尺寸也在加大。而其中最主要的明器要算是“四神”，它的尺寸比其他人物要高，它的高度和其他人物的高度，往往是三与二之比。在这些条流中，并没有把“四神”交代得清楚，该是当时人所习知的东西，只是他们把“四神”往往与“十二时”连称，可知它和“十二支神象”是差不多的东西。
现在出土的唐代明器很多，究竟所谓“四神”是怎样的东西呢！日人滨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八《唐代人物泥象之种类》上说：“男俑中，和衣冠文官式显然对立的，有甲胄武装式一类，形体多比较大，头戴鍪，身被甲，肩胸著披膊，胸前两肋分缔有纽条，穿裤，又著腰甲胫当等物，其制与我奈良朝雕刻之四天王仁王之类、洛阳龙门大佛的像侍、斯坦因在和阗发现的多闻天、敦煌千佛洞的仁王等，同出一轨，而这等装甲介士像，在庙中为仁王四天王，在墓中即是守护者。这等像脚都踏鬼，罗福（Laufer）称它为阎魔或死神，唐制中的所谓‘四神’，当即指此。这等泥象的埋入墓中，印度思想的如何与中国民俗相融合，从这里可以察见。”滨田氏在《法隆寺金堂之四天王像》一文中（见《东洋美术》创刊号及《东洋美术史研究》），也有同样的见解。我国郑德坤先生《中国明器》一书也全部接受了这个主张，都认为唐代明器中的“四神”，即是四天王的化身，也就是唐代武俑中脚踏兽类或鬼怪的。可是据我们的考察，滨田氏这个说法，实在是错误的。
（一） 佛教中四天王的像，都脚踏鬼怪。例如日本法隆寺的四天王，所踏的鬼怪，头都作鬼怪之状，身体匍伏而两手撑起，面貌虽然鬼怪，都不脱人形；龙门奉天寺的四天王，所踏的鬼也作人形。这类唐代的武士俑，固然也有踏鬼的，例如厦门大学藏有一武士俑，右脚踏鬼头，左脚踏鬼腹，鬼四肢朝天，作挣扎状，俑头戴凤盔，额顶及左右并有翼状装饰，全副甲胄，面目凶猛，两手作抵御状（见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所藏《中国明器图谱》一一四图）。但这类俑并不多见，大多数的都脚踏牛样的动物，牛四足伏地，俑左足踏牛背，右足踏牛头，全副甲胄，脚着战靴，左手插腰，右手高举，上海市博物馆和燕京大学、厦门大学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等都藏有这类明器。这类俑如果即是“四神”，出土时该有四件形式相类而姿态各别的，今日我们所见的以踏牛样的一种为最多，形式姿态完全相同，而且所踏的明明是一种动物，而不是鬼怪，与四天王像是绝对不同的。
（二） 《唐会要》所载条流中，常把“四神”与“十二时”连称。“十二时”既即十二支神，十二支的应用，在我国历史悠久，怎能说“四神”是由印度传入的呢？从唐代的明器制度中，简直找不出有佛教思想渗入的成分，何以独有“四神”是佛教中的神像呢？
由于这两点，我们认为滨田氏的说法，实在是不能成立的。(www.xing528.com)
唐代明器中的“四神”，既不是四天王的化身，那么该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该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礼记·曲礼》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可知古代行军的时候，军旗上往往画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孙星衍、庄逵吉校定本）
崔豹《古今注》说：“苍龙阙上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可知汉代的宫阙上也往往画有苍龙、白虎、玄武，及有朱雀装饰着。《汉书·董贤传》说：“董贤自杀伏辜，死后父恭不悔过，乃复以砂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可知汉代棺上也往往画苍龙、白虎等物。西康芦山发现汉代石棺，前和刻铭：“故上计史王晖伯昭以建安十六，岁在辛卯，九月下旬卒，其十七年六月甲戌葬，呜呼哀哉。”两墙浮雕，左苍龙，右白虎，后和浮雕玄武，墓门浮雕朱雀。足见汉代棺上确有雕刻或画有四灵的。
为什么汉代的宫阙和坟墓棺材都要用这四灵来装饰呢？据《三辅黄图》说是因为这是“天之四灵”可以“以正四方”的关系。据《汉书·董贤传》说这是“四时之色”。据《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及《淮南子·时则训》等，春季是木德，属东方，青色，“其虫鳞”；夏季是火德，属南方，赤色，“其虫羽”；秋季是金德，属西方，白色，“其虫毛”；冬季是水德，属北方，黑色，“其虫介”。春季和东方，既然是青色，“其虫鳞”，而鳞虫以龙为长，所以神物是“苍龙”了；夏季和南方，既然是赤色，“其虫羽”，而羽虫以凤为长，所以神物是“朱雀”了；秋季和西方，既然是白色，“其虫毛”，而毛虫以虎为长，所以神物是“白虎”了；冬季和北方，既然是黑色，“其虫介”，而介虫以龟为长，所以神物是“玄武”了。总之，在古人的脑筋里，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春夏秋冬”“东南西北”“木火金水”等四季四方五行中神物，《论衡·验符篇》也说：“龙，东方之兽也。”《后汉书·王梁传》又说：“……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梁为大司空，封武疆侯。”《后汉书·冯衍传》载《显志赋》：“跃青龙于苍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
可见这等观念，在汉代是非常普遍的。《古明器图录》卷二著录有一汉灶，前有朱雀，后有玄武，两侧有龙虎。汉代铜镜背面的花纹，也往往有这四灵。铭文中也常常提到四灵，例如永平七年尚方兽带镜铭文中有“左龙右虎辟不详，朱鸟玄武顺阴阳”二句（日人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图版第四），青盖作镜也有这二句。李子作镜也有铭文作“左龙右虎扶两旁，朱鸟玄武引阴阳”。四灵纹规矩镜铭文有二句作“左龙右虎常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也或作“左龙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原来汉人用这四灵作装饰，是用来“主四彭”“辟不祥”和“顺阴阳”的。延熹九年兽首镜铭又说：“青龙白虎侍左右，买者长命宜子孙”（见同上书图版一一）。建安十年重列神兽镜铭又说：“朱鸟玄武，白虎青龙，君宜高官，仕至三公，子孙番昌”（同上书图版一七，建安元年镜、嘉禾四年镜并略同），原来汉人因为这四灵能“主四彭”“辟不祥”“顺阴阳”，所以有了可以“君宜高官，仕至三公，子孙番昌”。
这个习俗一直到唐宋时代也还流行，而且还流传到朝鲜一带（例如《唐六典》：“紫宸殿之北门曰玄武门，其内又有玄武观。”此外例证不多举了）。朝鲜开城曾出土一高丽时代的石棺，四侧刻有朱雀、玄武、苍龙、白虎（图见日人八木奘三郎《增补满洲考古学》第442页、448页），这和西康出土的汉代石棺雕有四灵的，不是同样的习俗么？
《唐会要》所载条流中，说到明器，往往把“四神”与“十二时”连称，“十二时”即是十二支神，是毫无疑问的，唐代明器中的十二支神，都兽首人身，唐代墓志上也往往刻有兽首人身的十二支神，《俑庐日札》说：“刘燕庭先生《海东金石苑》载新罗角干墓及挂陵十二神象，并绘十二神，兽首人身，手执兵器，盖十二时生肖也。二碑均无年月，以角干墓故，定为唐时所造。予案墓中刻十二时生肖，不但新罗为然，实唐代风气如此。予曩得唐名州司马姚君夫人陇西李氏墓志（大和五年），其盖中央刻‘大唐故夫’四篆字，四周亦刻人身兽首者十二辈，与《海东金石苑》所载之角干、挂陵两刻正同，知新罗盖仿唐俗也。唐高延福墓志之旁，亦刻十二生肖，但非人身耳。”此外张君墓志（《中国明器》图版二十四）也有兽首人身的十二支神雕刻着。朝鲜李王家所藏高丽石棺，四侧内部也雕有兽首人身的十二支神像（每侧雕三神像），据同时出土的墓志，知是高丽崔允仁的墓，允仁死在高丽毅宗正丰六年，当我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可知直到宋代，这个风气也还流传（见日人滨田耕作《十二神像雕刻之高丽石棺》，刊《东洋学报》一卷三号及《东洋美术史研究》）。古人的把十二支神像雕在墓志上或棺上，或制作十二支像的明器埋入墓中，目的都在“辟不祥”和“顺阴阳”，它的作用和汉代石棺上画上或雕上朱雀、玄武、苍龙、白虎是相同的。朱雀、玄武、苍龙、白虎等四灵所主宰的是四季和四方，十二支神所主宰的是十二月和十二辰，性质也很相类，那么唐代明器中的“四神十二时”，四神定是朱雀、玄武、苍龙、白虎了。
《明史·礼志》说：“明器公侯九十事，……初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乐工十六，执仪仗二十四，佐士六，女使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到明代的明器中，还曾一度应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那么唐代明器中的四神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可以无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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