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诅楚文》诠释巫术，揭示古代神秘秘术

承蒙马昌仪教授寄来主编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读了之后，感到很是亲切，如同见到了许多久别的老友。这不仅反映了这门学科发展壮大的历程，而且具有继往开来的推动作用。又承蒙来函告知，1995年4月间将在台北举行这门学科的研讨会，两岸这方面的学者将在此热烈地共同商讨，这将是这门学科蓬勃发展的开端，我感到很高兴。我久已不写这方面文章，因为高兴，就把久已想要写的一个问题写出来请大家指教。

当我开始执笔起草时，不由得想起了往事。1947年7月中旬，郭沫若正在看《闻一多全集》中《伏羲考》的校样，看到文中提及我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到上海市博物馆来向我们借阅《古史辨》第七册。接着，我和童书业一起回访他，他拿出刚脱稿的《秦〈诅楚文〉考释》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了之后，就感到需要进一步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眼光来加以分析。当时我因为恢复博物馆的工作很忙，只写成了一篇短文，题为《读秦〈诅楚文〉之后》，发表在上海市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第五十九期上（见于当年11月发行的上海《中央日报》副刊），因为文章很短，言不尽意，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很想写出来请大家指教。

秦《诅楚文》石刻共三块，刻有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克剂楚师”的文章，文词相同，只是所祈求之神，有巫咸、大沈厥湫、亚驼的不同。这是北宋嘉祐（1056—1063）、治平（1064—1067）年间，先后在三个地方发现的。

（一） 《告巫咸文》石刻，据说嘉祐年间出土于凤翔（今属陕西）的开元寺，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四岁的苏轼得来移到知府的便厅，热情地赋诗为之说明，接着年过半百的欧阳修作了文字考释，随后许多著名的文人学士纷纷为之题咏、著录、注释和考证，一时轰动了文化界。苏轼认为开元寺所在是秦祈年宫的故址，因而有此石出土，其实不确^[1]。后来宋徽宗把此石收归御府。

（二） 《告大沈厥湫文》石刻，据说治平年间农民在朝那湫旁耕田掘得，朝那湫在今甘肃平凉西北，就是战国、秦、汉间的湫渊所在。熙宁元年（1068年）蔡挺到平凉出任渭州知州，得来移到了官廨。后五年蔡挺升任枢密副使，后又因病调任到南京（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的御史台，他把这块石刻带到了南京住宅。七十年后一场大火，幸未烧毁，绍兴八年（1138年）被宋州知州李伯祥移到官廨。

（三） 《告亚驼文》石刻，据元周伯琦《诅楚文音释》说：“出于洛，亦蔡氏（即蔡挺）得之，后藏洛阳刘忱家。”董逌《广川书跋》引王存说：“亚驼即是滹（呼）沱。”但呼沱水是赵和中山的河流，何以此石在洛阳出土？郭沫若根据这点，并认为文中“驼”字所从的“马”，写法不古，断言这是伪作。还以为南宋的《绛帖》和《汝帖》，只收巫咸、厥湫而不及亚驼，大概早已认为赝品。所谓亚驼即呼沱只是一种猜测，洛阳在当时并非秦地，怎么可能出土秦石刻？出土地点既不详，蔡挺得了仍旧留给别人，没有同《告大沈厥湫文》石刻一起带到南京，看来蔡挺早已看出不是真品。

总的看来，《告巫咸文》和《告大沈厥湫文》的来历确凿，但不可能同是嘉祐、治平十年间出土的，大概早就先后出土，因未有人识得而加以重视。这时由于金石学的兴起，文人学士的爱好文物以及官府的开始重视，因而得以发现、著录和考释。据说《告巫咸文》石刻共326字，有34字模糊不可辨认，可能就因为出土后没有很好保藏而发生的。

经过宋金战争之后，这三块石刻都不知下落，原拓本也不见。南宋出版的《绛帖》和《汝帖》所收巫咸、厥湫两石，已是拼凑而成的重摹翻刻，而且《汝帖》更有些删节。元代至正己亥（1359年）周伯琦刊印的所谓元至正中吴刊本，也是一种摹刻的拓本。1934年容庚把《绛帖》本和《汝帖》本收入《古石刻拾零》，并作了综合的考释。此后十年吴公望又影印元至正中吴刊本，郑振铎把它编入《中国历史参考图谱》。1947年郭沫若又据以作《考释》，先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学术》杂志上，后又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现在我把容庚考释《告大沈厥湫文》的结果抄录于下，并附注有郭沫若的不同考释：

又秦嗣王（“又”读作“有”），敢用吉玉宣璧（“宣”读作“瑄”），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显大沈厥湫（“不”读作“丕”；“愍”，郭沫若作“”，谓通“檄”），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辠”同“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缪力同心（“是”读作“寔”；“缪”郭沫若作“僇”，通“戮”），两邦以壹（“以”，郭沫若作“若”），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枼万子孙母相为不利（“枼”同“世”），亲卬大沈厥湫而质焉（“卬”同“仰”）。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失甚乱（“失”通“佚”，郭沫若作“”，谓是“夸”之异文），宣奓竞从（“奓”通“侈”，“从”通“纵”），变输盟制（“输”通“渝”，郭沫若“制”作“”，谓古“约”字），内之则虐不姑（“”通“暴”，“姑”通“辜”，《绛帖》本亦作“辜”），刑戮孕妇，幽刺戚（“”通“亲”，郭沫若作“幽彧”，谓“彧”同“馘”），拘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椟棺之中（“者”通“诸”），外之则改厥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光列威神（“列”通“烈”），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倍”通“背”），者侯之兵以临加我（“”通“率”，“者”通“诸”），欲伐我社稷，伐烕我百姓（“烕”同“滅”），求蔑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之祠、圭玉、羲牲（“”同“法”，通“废”；“”读作“血”；“羲”读作“牺”），逑取边城新及、长、（“逑”读作“求”，郭沫若作“述”，谓通“遂”；“”通“吾”），不敢曰可（“”同“吾”，“可”读作“何”），今又悉兴其众，张矜怒（郭沫若“矜”作“矝”，“”作“意”，读作“部”，又读“怒”作“弩”），饰甲底兵（“饰”通“饬”，“底”通“砥”），奋士盛师，以偪边競（“偪”通“逼”，“”通“吾”，“競”通“境”），将欲复其速（“”通“凶”；“速”同“迹”，郭沫若“速”作“逑”，谓通“求”），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输栈舆（“”同“鞹”，郭沫若作“”），礼使介老（郭沫若“使”作“傁”，同“叟”），将之自救也（《绛帖》本“也”作“殹”），亦应受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几灵德赐，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倍”通“背”），著者石章（“者”通“诸”），以盟大神之威神。

我在这里对容、郭两氏不同的文字考释，不作评论，惟其中“逑取吾边城新及、长、”一句，因关系较大，必须作出论断。我认为此句第一字，容庚据《绛帖》本识为“逑”字，读作“求”，是正确的。郭沫若据元至正中吴刊本识作“述”字，读作“遂”，是不确的。因为“求取”是说楚王正在谋求攻取这些城邑。若作“遂取”，就说是已经取得这些城邑。根据有关史料来看，当以“求取”为是。因为这些城邑原为楚地，这时已为秦占有而成为秦的边邑，楚正谋收复这些失地，结果大败而丢失更多土地。

我们首先要谈的是，秦王为什么不在新都咸阳举行这个神前诅楚的祭礼，而要到旧都雍（今陕西凤翔）举行？因为这是商鞅变法所造成的新格局，祭祀天神的神祠仍留在雍。

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政治、文化中保留旧的传统是较多的。商鞅在初步变法之后，所以要迁都咸阳而作进一步的改革，是为了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而谋求扩大改革的成果。因此他对咸阳的建设作了新的规划，把所有官署迁到了新都，仍然把宗庙和祭祀上帝以及鬼神的神祠留在旧都雍。从殷周以来，所有都城，包括别都在内，都是建有宗庙的，所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因为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举行宗族内部礼仪的地方，而且其庙堂具有礼堂的性质，许多政治上的重要典礼如即位、朝聘、策命等等，都要在宗庙举行。到战国时代，经过变法改革以后，政治上许多大典移到朝廷上举行，但是君主宗族中的礼仪以及祭祀天神的典礼，仍然要到旧都雍去举行，这到秦王政时还是如此。例如秦王政九年四月，嬴政年二十二，按照秦礼要举行冠礼然后才能亲自执政，因而必须到雍，住在祈年宫（“祈”一作“蕲”），先是举行“郊见上帝”之礼，然后到宗庙举行冠礼。正因为如此，秦王要举行在天神之前咒诅楚王的祭礼，必须要在雍举行。

《诅楚文》是秦惠文王时期的作品。秦惠文王正是个很迷信鬼神的君主，他曾经因为听信史定“饰鬼以人”的话，“罪杀不辜”，引起“君臣扰乱，国几大危”，《吕氏春秋》为此评论说：“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吕氏春秋·去宥篇》高诱注：“史定，秦史。”这件事，《史记》不载，因为《秦记》讳言。《吕氏春秋》是秦国作品，所言可信。史定当是秦之太史，太史除起草文书、记载史实、掌管图籍外，兼管天文历法以及祭祀鬼神和宗庙的事，因而能够“饰鬼以人，罪杀不辜”。正因为秦惠王相信“饰鬼以人”，他会在秦楚大战前，使宗祝在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胜利。

宗祝为什么不在上帝前咒诅楚王而要在巫咸前咒诅呢？因为宗祝这个官职具有巫师的性质，巫咸正是巫师的祖师，而且是巫师崇拜的大神。

“宗祝”这个官，职掌祈告祖宗以及鬼神的事。春秋时代晋、齐、卫等国都设有“祝宗”，“祝宗”该与“宗祝”相同。例如晋国范文子和齐国昭子祈求早死，都“使祝宗祈死”（《左传》成公十七年、昭公二十五年）。卫献公出亡到国外，也“使祝宗告亡”（《左传》襄公十四年）。古人把“祝”和“巫”看成相同性质，《说文》说：“巫，祝也。”古人常以“祝巫”连称，例如《史记·滑稽列传》附记的河伯娶妇故事，就说主其事的是“祝巫”。“宗祝”应是群祝之长，也就是群巫之长。他们以巫咸作为祖师。《说文》在“巫”字下说：“古者巫咸初为巫”，确是有来历的。《书·序》说：“伊陟相大戊，……伊陟赞于巫咸，作咸四篇。”《史记·殷本纪》也说：“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功，作《咸艾》、作《大戊》”。巫咸为辅助商王大戊的大臣并有著作，是古代巫师中地位最尊的。《山海经》以巫咸居于群巫的首位，《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又说：“大荒中有山名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说：“昆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可知群巫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有天梯性质的山可以升降上下，能够往来人间和天堂，沟通天人之间，因而能使上帝做到人们所要祈求的事情；另一个特点，是他们能采得百药来替人们治病，还操有不死之药。《说文》“医”字下说：“古者巫彭初作医”，巫就是医的起源，古时常以巫医连称，如《逸周书·大聚篇》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诅楚文》之所以祈求巫咸大神，就是要巫咸上通天帝，使“诅”的巫术能够灵验。《诅楚文》所载巫咸的“巫”字，沿袭着甲骨文、金文的传统，写作“”，与后世巫字从“工”中夹着两个“人”字的写法不同。郭沫若在《殷契粹编》中考释甲骨文，就是依据《诅楚文》来考定这个字的，曾说：“《诅楚文》中巫字如是作古形，可确证。”“巫”字这样写法，该是巫师们从商代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

我们继续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宗祝要到湫渊，在大沈厥湫这个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战争胜利呢？因为湫渊是秦的四大名川之一，此中水神叫大沈厥湫，也是当时秦的巫师所崇拜和祈求的重要对象。

巫咸是各地巫师共同崇拜的祖师和大神，同时各地巫师还有因地而异的崇拜大神。大沈厥湫就是秦巫所崇拜而祈求的水神。《史记·封禅书》载：自华（即华山）以西，四大名川，即河水、汉水、湫渊和江水，分别有祠，“湫渊，祠朝那”。《集解》引苏林说：“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正义》引《括地志》说：“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湫谷水源出宁州安定县。”《索隐》又说：“即龙之所处也。”原来湫渊被看作生态特殊的神灵的湖泊，大沈厥湫就是潜居在渊中的一条龙。因此湫渊虽然不过方四十里，在祭祀的礼制上，湫渊与黄河、长江、汉水并列而合称为四大名川，超过附近的渭水和泾水。直到汉代初期还是如此，汉文帝十三年因连年丰收，要增加神祠的祭品来谢神，还是以“河、湫、汉水”并列，“加玉各二”（见《史记·封禅书》）。这该与秦巫的崇拜大沈厥湫有关吧！秦的这个水神称为大沈厥湫，犹如晋有水神叫做实沈。《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有疾，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子产解释说：实沈是高辛氏的季子，迁于大夏。大夏也是水泽之名，《淮南子·坠形训》说西北方之泽叫大夏。古人祭祀水神常以玉石沉于水中，实沈与大沈厥湫之名当即由此而来。古人认为水灾由于水神作祟，因而崇祀水神，巫师因而有主持河伯娶妇的风俗。不但魏文侯时邺地有祝巫为河伯娶妇的事，秦国也有此风俗。《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灵公八年（前417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索隐》说：“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也该如魏的邺地一样是由祝巫主持君主妻河的。可见秦的宗祝在巫咸神前咒诅楚王的同时，又在大沈厥湫神前咒诅楚王，是沿袭秦巫崇祀这个水神的习俗的。

“盟”与“诅”，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和卿大夫之间在战争中，常用来相互合作和彼此约束的政治手段。诅就是咒诅，《说文》说：“诅，也。”“”就是“咒”的异文。当时“诅”有两种，一种是对内的，常是先结“盟”而后加“诅”，如《左传》记载鲁的三桓多次先结盟，再“诅”于五父六衢。这是在神前立誓发咒，遵守盟约，而请神今后处罚不守盟约的。另一种“诅”是对外或对敌的，就是对罪犯或敌人加以咒诅和谴责，请神加以惩罚甚至加以毁灭。如《左传》定公五年十月阳虎“大诅，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齐”，就是在神前咒诅此二人而加以驱逐。秦《诅楚文》是秦楚将大战前，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克剂楚师”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时宋国也流行着天神前咒诅敌国君主的祭礼，而且在祭礼上使用了咒诅的巫术。他们雕刻或铸造敌国君主的人像，写上敌国君主的名字，一面在神前念着咒诅的言词，一面有人射击敌国君主的人像。如同过去彝族流行的风俗，在对敌战斗前，用草人写上敌人的名字，一面念咒语，一面射击草人。我们看到有下列二条史料，足以证明这点。《战国策·燕策二》第一章记载苏代约燕王的话，其中讲到：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而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战国策·燕策二》第十一章又记苏子谓齐王曰：

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匽，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而王不伐，王名终不成。

以上两段话，所谈宋王“为木人”或“铸诸侯之像”，“射其面”和“弹其鼻”，同样是指一种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因为是在天神或地神面前，对作为敌国君主的木人或铸像射或弹的，被诬蔑为“射天笞地”。所谓“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匽”，是说把诸侯的人像放在天神或地神像的前面，靠边如同侍者一样立在隐蔽之处，然后伸展其手臂，让人“弹其鼻”或“射其面”。

关于宋王的“射天笞地”，还有《吕氏春秋·过理篇》的记载：

宋王筑为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说，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高诱注以为“”当作“”，“帝”当作“台”，解释说：“言康王筑为台，革囊之大者为鸱夷，盛血于台上，高悬之以象天，著甲胄，自下射之，血流堕地，与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这个解释有很大的错误。当时射的是作为敌国君主的木人或铸像，所谓“著甲胄”，是指作为敌国君主的木人或铸像著着甲胄。所谓“鸱夷血”，就是用大皮囊盛着血。《史记·宋世家》说：“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所说“盛血以韦囊”就是《吕氏春秋》所谓“鸱夷血”。盛血的皮囊是挂在著有甲胄的敌国君主的人像上，因此射中皮囊，血就下流，象征着射死了敌国君主，因而宋王左右观看的人都欢呼：“王之贤过汤、武矣”，室中、堂上、堂下的观众都高呼万岁了，甚至门外庭中也呼应了。这就是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的精彩表演。

这种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看来已有长久的历史。《史记·殷本纪》说：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卬”同“仰”），命曰射天。

这个记载也误解这种巫术为“射天”，但从此可知，这种巫术商代已有，可能与做过商王大戊大臣的巫咸有关。宋国原是商的后裔，因而这种风俗一直沿用到战国时代。秦嬴姓，出于东夷，与殷商同为东方民族，因而同样有这种咒诅敌国君主的祭礼。

秦《诅楚文》指责楚王：“欲剗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求蔑废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或作巫咸）之祠、圭玉、牺牲。”郭沫若读“”为“血”，是正确的。所谓“血祠”就是“血祭”，《周礼·大宗伯》说：“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血祭有两种，或杀牲取血以祭，或杀人取血以祭。东夷流行杀人祭社的风俗。《春秋》载僖公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左传》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公羊传》说：“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传》也说：“用之者，叩其鼻以衅社也。”杜预以为次睢是水名，“此水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由此可见，上述的咒诅巫术，就是从东夷杀人祭社的风俗变化而来。他们把代表敌国君主的木人或铸像，在神前射击而使之流血，就是象征性地杀人取血来祭祀。所以要“射其面”而“弹其鼻”，就是要“叩其鼻以血社也”。秦巫所崇祀的大沈厥湫该与东夷所崇祀的次睢社神，是相同性质的。《诅楚文》上对大沈厥湫所用的“血祀”，就是这样象征性地杀死敌国君主而取血祭祀，而不是指杀牲祭祀，因为下文接着还有圭玉和牺牲。由于“血祠”的重要性，高于圭玉、牺牲，所以就列在圭玉、牺牲之上。(www.xing528.com)

根据《周礼·春官》的记载，有官名“诅祝”的，“作盟诅之载辞”。《诅楚文》当是秦宗祝邵鼛所作的“诅”的载辞，原来是在神前念读而与咒诅的巫术相配合的。文中极力把楚王咒诅成如同殷纣王一样的暴君，甚至把所有殷纣王残暴的罪恶强加到楚王的头上，《诅楚文》指责楚王：“内之则暴虐不辜，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无一不是经常被人们指责的纣的残暴罪行。如《墨子·明鬼下篇》说：殷王纣“播弃黎老（“黎”读作“耆”），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又如《吕氏春秋·过理篇》说：纣“刑鬼侯之女”，“杀梅伯”，“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诅楚文》所谓“暴虐不辜”，就是《墨子》所说“楚毒无罪”。《诅楚文》所谓“刑戮孕妇”，就是《墨子》所说“刳剔孕妇”。《诅楚文》所谓“幽刺亲戚”，就指杀比干而言，《史记·宋世家》说：“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诅楚文》所谓“拘圉其叔父”，就是《史记·殷本纪》所说箕子为纣所囚。箕子是纣的叔父^[2]。关于这点，苏轼早就看出，苏轼的诗就说：“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圉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苏轼又说：“凡数其罪，考其《世家》，亦无其实。”苏轼以为这是秦人欺骗鬼神，他的诗说：“岂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谩。”公子卬是魏将被商鞅骗来作为俘虏的，他以为社鬼同样是受骗。

苏轼说《诅楚文》祈求的是“社鬼”，是不错的，这是当时民间普遍的信仰。看来当时秦国君臣虔诚地信仰《墨子·明鬼下》所说“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所说的鬼神，主要是指宗庙的祖宗和丛社的鬼神，因此“赏必于祖而僇必于社”（“僇”同“戮”）。《墨子》以为作为圣王，必须选择适当地点，建设好宗庙和丛社，“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祝宗”。“祝宗”就是《诅楚文》的“宗祝”。当时各国都有大的丛社，《墨子》说：“燕之有祖（泽名），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诅楚文》所祈求的大沈厥湫，就是秦的大丛社湫渊之神。为什么要“僇必于社”？因为社神主管刑戮和“罚暴”。《墨子》曾列举鬼神“罚暴”的故事，其中包括商汤的战胜夏桀和周武王的战胜殷纣，都说是鬼神“罚暴”的结果。《墨子》这种说法就是传统的信仰。因此巫师奉命在举行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时，必须一面要如《吕氏春秋·过理篇》所说的，把自己的君主看得“贤于汤、武矣”，一面要把敌国君主咒诅得如殷纣一样的残暴。这篇宗祝奉秦惠文王之命而写作的《诅楚文》正是如此。

《诅楚文》主要是指责楚王违背了十八世的“诅盟”，一开始就说秦穆公和楚成王既通婚姻，又订了万世子孙毋相为不利的盟约，而且“亲仰大沈厥湫（或巫咸）而质焉”，“质”就是在神前作出守约的保证。其实在这以前，秦、楚两国关系疏远，既没有结“盟”而加“诅”，更不可能在这些秦的大神之前作“质”。接着又说楚王“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或作“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认为率诸侯之兵伐秦，是违背在巫咸等神之前订立的十八世的诅盟，随后又说：“欲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求蔑废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或作“巫咸”）之血祠、圭玉、牺牲，求取吾边城新及、长、。”最后的结语又说：“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认为这种名山大川的社神是参与掌管“诅盟”的，谁违背这些在社神前的“诅盟”，就得要严重地惩罚。例如《左传》记襄公十一年七月，七姓十二国同盟于亳，是在“司慎、司盟、名山、名川”这些神前订立盟约，载书最后就写着，凡是不守盟约的，“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队”同“坠”），踣其国家”。

尽管秦《诅楚文》咒诅楚王违背十八世的诅盟，咒诅楚王犯有殷纣同样的残暴罪行，都是夸大不实之辞，但是此中所讲到的战争，都是确凿的事实，因为秦王使宗祝咒诅楚王，目的就是为了祈求在这场关系到秦楚两国兴衰的大战中，能够得到神灵的“德赐”，从而“克剂楚师”。

《诅楚文》所说楚王“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考释者都以为指楚怀王十一年即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楚世家》）的事。这是对的。文中又说楚王“求取吾边城新及、长、，吾不敢曰可（“可”读作“何”），今又悉兴其众”，容庚系此事于楚怀王十六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在秦相张仪入楚欺骗楚王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之后，楚怀王大怒而发兵击秦。从整个战争发展的形势来看，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当时张仪为秦相，正积极策划向中原地区开拓。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兵出函谷关，向东北攻取了魏的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同时秦兵已从武关向东，早已占有楚的商於之地。所谓商於之地，是商和於中两地的合称。这个商邑原名商密，原是秦楚间小国鄀的国都，在今河南淅川西南，楚成王时为楚取得，成为商县^[3]。於中也或称於，在今河南西峡县东，两地相近，合称为商於之地，此时已被秦占有，成为秦的边城。当时魏、韩两国因连年被秦打败，被迫接受张仪的“连横”策略，造成秦、魏、韩三国与楚、齐两国对峙的形势，于是秦所占有的曲沃和於中两地，成为秦从函谷关和武关向中原伸出的两个进攻的矛头，对楚国的威胁很大。楚国因此调集大军准备还击，一方面派柱国景翠统率大军驻屯于鲁、齐以及韩的南边，以便向韩进攻，并加强东部的防守。另一方面楚又派三大夫统率九军，向北进围曲沃和於中两城。这就是齐王使人游说越王所说：“楚之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见《越世家》^[4]）。不久，进围曲沃的楚军，因得到齐的支援，攻下了秦的曲沃，即《秦策二》第一章所说：“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楚全力进攻商於之地，并得到齐的支援，商於之地将失守，就使得秦从函谷关和武关伸出的两个矛头全部受挫，秦为此使张仪入楚，假意进献商於之地所谓六百里，以楚与齐绝交为交换条件，既要瓦解齐楚联盟，又作缓兵之计，以便秦调集大军，作好反击歼灭进犯的楚军的准备。等到楚与齐绝交，楚王不能得商於之地，于是大怒而再大兴兵向商於进攻。这时秦已作好准备，秦王使宗祝在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克剂楚师”，即在这个关键时刻。

《诅楚文》所说楚王“求取吾边城新及、长、”，就是指“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商於之地。《诅楚文》又说楚王“今又悉兴其众”，就是指楚王因张仪欺骗而大怒，大兴兵向商於之地进攻。考释者都说《诅楚文》的就是商於之於，很是正确。考释者以为新这个地名不可考，我认为，新是秦攻楚取得商县之后所改的新地名。秦惠文王常以新得之地，认为不合适的就改名。在这以前，秦惠文王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十一年又“更名少梁曰夏阳”，都见于《秦本纪》，因为阴晋有晋的国名，少梁有梁的国名，秦得到后认为不适合而更改。秦取得楚的商县，所以要改名，因为秦原已有地名商，即过去商鞅的封邑。既然《诅楚文》说“新及”是秦的边城，在当时秦的所有边城中，只有商、於常连称为商於之地，与此所谓“新及”相当，新之为商县的改名，当可论定。看来秦改商县为新，是有来历的。《水经注·丹水》说丹水县故城西南有密阳乡，为古商密之地。又说：“丹水东南流至县南，黄水北出芬山黄谷。”可见商密旁边有黄水出黄谷。古“黄”、“皇”音同通用，这样把商县改名新，就是以水名作为城名。这在古代是常见的通例。

这一战役，是秦楚之间的初次大战，关系到此后两国之兴衰，楚既“悉兴其众”，秦亦全力以赴，秦惠王因此要使宗祝在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克剂楚师”。当张仪欺骗楚王献所谓商於之地之后，楚王曾使一将军受地于秦，没有得地，这一将军当即屈匄。等到楚王因受骗大怒而大兴兵进攻商於之地，即由屈匄统率，秦派庶长魏章应战，早已作好包围进犯楚军之准备，因而当楚军攻入商於之地的东部，即陷入秦军的重围而大败，楚军被斩首8万，将军屈匄及裨将军逢侯丑等70多人被虏。《楚世家》说此役战于丹阳，《屈原列传》说“大破楚师于丹淅”，丹淅即是丹阳，即指丹水东北地区，即是商於之地的东部。接着秦将魏章乘胜南下进攻，取得楚的汉中郡。楚再发兵攻到秦的蓝田，又大败。同时秦又与魏向齐进攻，攻到濮水之上，取得大胜。从此秦就逐渐强大，楚就逐渐衰落而不断失去土地。

近年陈炜湛著有《诅楚文献疑》一文^[5]，认为《诅楚文》出于唐宋间好事之徒所伪作，又根据伪作刻石的，苏轼、欧阳修等人所见的石刻是伪作。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如果欧阳修等人如陈氏所说：“古文字学水平亦不甚高”，不能辨明真伪，有人伪作石刻预先埋在地下，再掘出呈献官府，因而苏轼等人受了骗，太不近情理了。《告巫咸文》石刻和《告大沈厥湫文》石刻，内容相同，只是祈求之神不同，分别在凤翔开元寺和朝那湫旁出土，难道说这是有人伪作两块石刻而分别埋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再分别掘出来欺骗官府吗？那么作伪者一定要和当地的人勾结起来才能这样做，是否开元寺的僧侣也参与作伪的事？是不是作伪者预先作过考证，得知秦人重视朝那的湫渊的祭祀，捏造出大沈厥湫这个神名，再伪作石刻而埋在那里的？苏轼和蔡挺都以地方长官去接收出土文物，如果两地呈献者同是伪作，接收者同是受骗，所有著名的文人学士作题咏、注释的，也都是受骗，怎么可能呢？陈氏又说作伪者是“以秦汉以来常见之碑刻篆文稍变其体书之，以示古朴”，也不可能。我前已经指出，《诅楚文》中的“巫”字写法是古体，和甲骨文、金文相同，当时甲骨文尚未出土，金文中这个“巫”字也未有人辨认出来，这是近代学者根据《诅楚文》辨认出来的。如果作伪者是依据篆文而稍变其体，能写得同甲骨文、金文一样么？

陈氏并没有提出《诅楚文》出于伪作的确实证据，所提四方面可疑，都不足以定为伪作。

（一） 陈氏谓文字可疑，《诅楚文》字体主要是小篆，不是战国文字。其实战国时代已有两种字体，铜器上所铸文字和石刻文字，属于工整一体，即为小篆之起源。铜器上的刻辞和应用器物上的文字以及竹简、帛书，属于草率一体，即为隶书之起源。秦代还是两种字体并用。《诅楚文》石刻属于工整一体，当然和小篆相近。我们今天所见的《诅楚文》，已非原石原拓，都出于拼凑和重摹翻刻，个别的字《绛帖》、《汝帖》和元至正刊本亦有不同写法，难免混入后来字体。陈氏说有些字的写法与小篆相近而见于秦汉器物上，正足以证明不是唐宋间人所伪作。

（二） 陈氏说情理可疑，以秦楚关系而论，楚无负于秦而秦常诈楚，理应楚诅秦而不该秦诅楚。苏轼早就说：“秦之不道，诸侯诅之，盖有不胜其罪者，楚不诅秦而秦反诅之。”其实战国时代，纵横家向来讲究合纵连横和计谋策划，诈骗也在计谋之中。相互咒诅之辞当然不讲是非曲直的。

（三） 陈氏说史实可疑。关于这方面苏轼也早已指出，苏轼以为这是欺骗鬼神，是“谩词”。郭沫若则以为并非谩词，“正足以补史之缺文”，“秦虽诈楚，楚怀王实是混蛋”。“他倒确实是具有暴君的资格的”。陈氏又以为楚怀王不是暴君混蛋，这是后世好事之徒所强加。我们认为这是巫师奉命咒诅之辞，是巫师把楚王咒诅为暴君的。

（四） 陈氏说词语可疑，风格袭自《左传》文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书”，有些词语是汉代以后才见使用的。《诅楚文》的风格与“吕相绝秦书”相类，前人早已指出，看来确有所因袭，《左传》之类讲春秋史的书，当时已成为君臣的政治读物。例如“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至于所举有些词是汉代以后才有的例子，如“刑戮孕妇”以为仿自伪《古文尚书·泰誓》的“刳剔孕妇”，其实早已见于《墨子·明鬼下》。又如“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以为直袭伪《古文尚书》，其实《国语·周语下》已有武王“布令于商，明显文德，底纣之多罪”。伪《古文尚书》是袭自先秦古书，早有定论。

陈氏所疑，大部分前人早就看到的，当时苏轼也多已指出，这是由于不理解《诅楚文》的性质及其特点。陈氏据此以为出于唐宋间人伪作，其实唐宋间文人限于他们的思想认识，是伪造不出这种特殊内容的文章的。我认为，北宋《诅楚文》石刻的发现、著录和考释，是当时金石学兴起的一个良好结果，值得我们赞赏的。

（原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汝帖》是南宋大观三年（1109年）敷阳王寀摹勒于汝州（今河南临汝）的丛帖，共十二卷。《诅楚文》收在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种》的末尾，因而末尾有“右三代金石文八种汝刻”一行。所刊《诅楚文》略有删节，共四页，凡十二行，每行十字或十一字，末行七字，共二百十三字。拓本26.2～26.5×14.3～14.8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绛帖》是南宋皇祐（1049—1053）、嘉祐（1056—1062）年间潘师旦摹勒于绛州（今山西新绛）的丛帖，共二十卷。所收《诅楚文》共六页，凡三十五行，每行十字，共三百四十八字。拓本26.4×15.2厘米。今选取前两页，采自容庚《古石刻拾零》。

汝帖本《诅楚文》第一页

汝帖本《诅楚文》第二页

汝帖本《诅楚文》第三页

汝帖本《诅楚文》第四页

绛帖本《诅楚文》第一页

绛帖本《诅楚文》第二页

[1] 苏轼谓：“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观下，今墓在开元寺之东南数十步，则寺岂祈年之故基耶？”考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观下之说，见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以及《秦本纪》集解所引《皇览》，此说不确。《水经注·渭水》已经加以驳斥。刘向说：“穆公葬无丘垄处。”可知秦穆公葬地并无冢墓。《汉书·地理志》称“祈年宫秦惠公起，橐泉宫孝公起”。《水经注》谓祈年宫盖惠公之故居，孝公又谓之橐泉宫，并谓：“子孙无由起宫于祖宗之坟陵，以是推之，知二证之非实也。”据考古调查与发掘结果，雍故城在今凤翔县城以南，雍水以北，宫殿遗址在故城中部偏西南地区，在今姚家岗、马家庄一带。秦祖先墓葬在故城西南，在今西村、南指挥村一带，可知秦穆公葬地不应在祈年宫下。苏轼因传说中之秦穆公冢墓在祈年宫下，以为开元寺即祈年宫之故基，并不确实。郭沫若据苏轼之说，以为《告巫咸文》一石出于开元寺，即是秦祈年宫所在，“祈年宫所祀者为巫咸神”。此说亦非。祈年宫是秦王行宫性质，秦王到雍，常居祈年宫，秦王行宫何故要祀巫咸神？何况开元寺并非祈年宫故基。据《史记·封禅书》，秦在雍除祭祀上帝之五畤外，尚有祭祀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等“百有余庙”，开元寺故址当为秦宗祝祭祀巫咸神之所在。

[2] 《史记·宋世家》说：“箕子者，纣亲戚也。”《索隐》云：“马融、王肃以箕子为纣之诸父。”《宋世家》称箕子与王子比干都是纣的亲戚。《孟子·告子上》称王子比干“以纣为兄之子”，则比干为纣之叔父，箕子亦当为纣之叔父。

[3] 商於之地，《史记·张仪列传》索隐引刘氏说：“商即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余里有古於城。”此以商即商鞅之封邑，在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於即於中，在今河南西峡县东，相距二百五十里以上，是错误的。《楚世家》集解说：“商於之地在今顺乡郡南乡（“南”当作“内”）、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水经注·丹水》亦说：“丹水径流两县（指内乡、丹水两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也。”这是正确的，商即楚之商县，原称商密，为鄀之国都，在河南淅川西南，与在今西峡县东之於中相邻，於中在商密东北，相距约六十里（参看拙作《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所附《楚国商县考》）。

[4] 《史记·越世家》记：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讲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所说楚威王是楚怀王之误。因为曲沃原为魏地，是魏襄王五年（前314年）为秦再次攻取的，见于《魏世家》。景翠是楚怀王时的柱国，他统兵作战在楚怀王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一段时间内（参看拙作《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

[5] 《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