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的灭越是战国时代东南地区的一件大事，据《史记·越世家》是在楚威王时。据说：“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照此说来，楚的灭越在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破齐于徐州之前。清代学者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越世家补并辨》，认为《越世家》此说错误，断言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我们认为黄以周的考证是正确的。
《战国策》的《楚策三》记载五国伐秦之役，杜赫对楚将昭阳劝说：“东有越累，北无晋，而交未定于齐、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这是楚怀王十一年的事，离楚威王七年已有十五年光景，楚还有越累。《水经注·河水》引《古本竹书纪年》：“魏惠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这些舟、箭和犀角、象齿，正是越国的特产，这时已是楚怀王十七年，越把大批“水战”需要的物资和特产支援魏国和楚、齐作战。《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四年“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这年已是楚怀王十八年，越和韩、魏、齐、楚等大国同样地派遣使者去道贺秦新王即位。《战国策》的《齐策五》记载有人游说齐闵王，讲到“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宋的用兵略取泗上十二诸侯地，正与赵连年攻取中山同时，都是乘秦、楚战韩、魏不休的时机；越的对外用兵，其事迹不详，亦当与宋对外用兵同时，正当楚怀王中期以后。由此可见，楚的灭越，当在楚怀王中期以后。
其实我们就《史记·越世家》所载楚灭越的经过，齐王使人游说越王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楚灭越当在楚怀王中期以后。《越世家》载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
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以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指韩、魏）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于得晋者何也？
越王曰：
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
从这一席齐使者和越王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楚灭越以前的国际斗争的情势，齐秦正各谋侵楚，而韩魏正为齐或秦所利用，而越也想利用魏韩来牵制楚国。这样齐、秦、楚三国鼎立而争夺的局势，绝不是楚威王那时的情况。当楚威王时，是魏、齐、楚三国争夺的局面，秦要取得魏河西、上郡以后，声势才见强盛，等到秦惠文君称王以后，才开始出现秦、齐、楚三国鼎立而争衡的局势，于是有所谓合纵连横的斗争，那已是楚怀王时的事了。
《史记·越世家》接着又载齐使者和越王第二次的对话。齐使者曰：
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
越王曰：“奈何？”（齐使者）曰：
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仇、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越世家》继续载：“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这是秦、楚二国首次发生大决战之前的情况。当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即楚怀王十六年），秦在中原已占有两个重要的进攻基地，一是函谷关东北的曲沃，一是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成为秦伸向中原的两个矛头，秦相张仪正推展其“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策略，首当其冲的是楚，楚因而派遣柱国景翠统率大军驻屯于鲁、齐、南阳，同时又派遣“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正当这个爆发中原大战的前夕，越王无彊要兴师伐齐，由于齐使者的游说越王，劝越王乘楚倾其全力派出大军图谋攻秦的时机，“释齐而伐楚”，结果楚认为越是心腹之患，经过多年的策划和进攻，把越灭亡了。这是楚怀王的事，《越世家》所说楚威王兴兵伐灭越国、杀越王无彊，“楚威王”当是楚怀王之误。
景翠是楚怀王所任命的上柱国，景翠或作景座，“座”、“翠”是一声之转，因而通用。《史记·六国年表》记载韩宣惠王二十一年“我助秦攻楚，围景座”，当楚怀王十七年。《韩世家》集解引徐广的话，引《竹书纪年》记载这年“楚景翠围雍氏”。《战国策·东周策》又载秦攻宜阳，赵累对周君说：“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不如背秦援宜阳。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宝事公；公中（仲）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宝。”这是楚怀王二十二年的事。(www.xing528.com)
《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二十六年下，记载昭雎对楚怀王说：
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
《索隐》谓“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当是二十年事。又徐广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归武遂，则此必二十年、二十一年事乎？”《古史》系在二十二年，《大事记》系在二十三年，此言“韩已得武遂于秦”，分明是二十三年的事。下文接着记二十四年的事，必在二十三年无疑。
据《楚世家》昭雎所说，楚怀王“东取地于越”。据《战国策·楚策一》楚王问于范环章，记范环曰：“且王尝用召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湖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韩非子·内储说下》和《史记·甘茂列传》有相同的记载，只是范环，《韩非子》作“干象”，《甘茂列传》作“范蜎”。“干”、“范”是一声之转，“环”、“蜎”音同通用，“象”当为“彖”字之误，“彖”、“环”音同通用。《甘茂列传》记范蜎对楚王曰：“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韩非子》记干象对楚王曰：“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据《甘茂列传》，范蜎对楚王说这话，在甘茂由秦奔齐后。考甘茂由秦出奔在秦昭王二十三年，可知楚的灭越必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甘茂列传》所说“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就是灭越以后设郡于江东。
从上面所引的《韩非子》、《楚策》和《史记》，可知楚的灭越，是由于越国用了楚臣昭滑。昭滑的“昭”，《甘茂列传》作“召”，韩非子作“邵”，《楚策》作“卓”，《赵策》作“淖”，贾谊《新书》亦作“召”，都是同音通假，本字应作“昭”，“昭滑”也是楚怀王时代楚国屈、景、昭三大宗族中的重臣。《楚策四》有齐明说卓滑以伐秦章，据说齐明游说“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说也，唯卓滑弗受”。可见卓滑正是楚的当时执政者。《赵策三》齐破燕章，记载齐破燕，赵欲存之，由于乐毅向赵王的建议，使得楚魏憎恨齐国，“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这是燕王哙七年、齐宣王六年的事，正当楚怀王十五年。这时昭滑正为楚主持外交的大臣。据《韩非子》干象（即范蜎）对楚怀王所说，“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可知楚的攻灭越国不是一攻而灭，前后经历有五年。据《史记·越世家》齐使者劝越王伐楚的话，可知楚怀王十六年楚正发大军围攻曲沃，没有与越为难；次年楚在汉中，被秦打得大败，当然没有余力来攻灭越国。楚怀王一面迫使越国重用楚臣昭滑，一面又用武力向越进攻，该在楚怀王十八九年间事，到楚怀王二十三年前后攻灭越国，前后正是五年。
当楚怀王在位的中期，齐、楚的关系很友好，楚感到严重威胁的是秦国，尤其是楚被秦打得大败而失去汉中之后，楚图谋联合齐一起抗秦。等到楚怀王二十二年，秦武王去世，秦昭王即位，秦、楚的关系好转。这时秦昭王年纪还小，由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掌权，宣太后本是楚人，因此两国关系大为好转。秦昭王二年，秦曾到楚“迎妇”（见《史记·六国年表》），这是亲上加亲。秦昭王三年秦、楚又在黄棘会盟，秦又把过去侵楚得来的上庸归还给楚，这是秦、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楚在这个时候无后顾之忧，便得一举把越灭亡了。
（原载1946年9月27日上海《益世报》副刊《史苑》周刊第四期）
[补记] 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越人迁徙考》，第一节“楚威王灭越、越以此散辨”，据《韩非子·内储说下》、《史记·甘茂列传》和《战国策·楚策一》，否定楚威王灭越之说，确认楚怀王灭越。但是他别有新解，认为楚怀王所灭亡的越，是《越绝书》所说的麋王，“麋王而外，越地尚广”，并且认为到楚顷襄王和楚考烈王、楚幽王时越还存在，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才灭亡。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吴越春秋》的《句践伐吴外传》所载越王世系，无彊（强）子玉，玉子尊，尊子亲，自句践至于亲共历八主，“尊、亲失琅邪，为楚所灭”。《越绝书》的《记地传》所载越王世系，也是八主，只是“玉”误作“之侯”。两书都没有麋王其人。《吴越春秋》的《句践阴谋外传》讲到“弓”和“弩”的传授历史，据说“弓”由羿传于逢蒙，逢蒙传于楚琴氏，琴氏加制成“弩”，传之楚三侯，所谓句亶、鄂、越章（“越”字原脱），人号“麋侯、翼侯、魏侯”。据《楚世家》，楚的祖先熊渠伐取庸、杨粤（越）和鄂，分封三子为“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可知麋侯即越章王。蒙文通认为楚所灭的越，原是麋侯所居之地，“越以封其子弟，沿其旧名称麋王”，是毫无根据的。
蒙文通根据《战国策》的《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讲到“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认为“中山之灭在楚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可见“越国君王于楚怀、襄之世尚能穷兵黩武，是其国力犹不弱也”。其实所说“宋、越专用其兵”并不和“兼中山”绝对同时，只是年代相近的事，不能据此认为楚顷襄王时，宋越还在用兵作战。
蒙文通又根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当楚王欲伐越，杜子进谏，讲到“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而《荀子·议兵》又说“（楚人）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可知庄蹻之起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以后，因此欲伐越的楚王当为顷襄王。我们认为“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在楚怀王时，已有较长的时间。
蒙文通又根据《楚世家》所载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进说顷襄王，讲到“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断言“是当此之时，越之会稽尚未失也”。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弋射者以鸟比喻大小国家，说“故秦、魏、燕、赵者，
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邹）、费、郯、邳者，罗
也”。他列举大、中、小三等国家，独不见越国，可知越早已亡国。所说“南登望于越之会稽”，这个“越”是用作地区名称的。
（1998年3月2日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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