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探微：再论梁惠王的年世》

我在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梁惠王的年世》，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论证梁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改元后有十六年，前后在位共五十一年，《史记》把惠王改元后的十六年误作梁襄王的年世，又误以惠王三十六年卒，因此《史记》梁惠王的纪元也误上一年了。我们只要把《纪年》和《史记》所记魏武侯、魏惠王的事对比起来，作一个细密的校证，便可明证我这一说法的。如今钱宾四（穆）先生在《文史》第十期上有《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一文，对拙说表示异议，因而再作此文来和钱先生商讨。

钱先生说：“《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梁襄王十六年，前后共五十二年，荀勖引和峤说，所引《纪年》，惠王前三十五年，改元后十七年，亦前后五十二年，杜预《左传后序》引《纪年》，惠王前三十六年，后十六年，亦前后五十二年，三占从二，则荀、和之说宜不如杜，然三说有其大同，则此事前后共五十二年是也。”

钱先生这样的考证，实在是不能成立的。杜预《左传后序》说：“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王卒”，分明《纪年》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这三十六年也就是改元后的元年，除了这年计算，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改元前既只三十五年，加上改元后十六年，当然只五十一年了，怎能说杜预也说前后五十二年呢？《魏世家》集解：“荀勖曰：和峤云：……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索隐》也说：“《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下，《索隐》说：“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这都足证《史记》把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了“三十六年卒”。雷学淇认为梁惠王在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很对；又以为改元后有十七年，那就错了。钱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根据“齐魏相王”的年代来驳斥雷学淇改元后有十七年之说，很对。《集解》和《索隐》的“十七年”本是“十六年”之误，杜预《左传后序》所说也可证明。钱先生认为梁惠王改元前有三十六年，这就错了。如果梁惠王改元前有三十六年，为什么各家所引《纪年》没有说魏惠王在三十七年改元的呢？钱先生解释说：“因惠成王会徐州已在三十六年仲冬之后，及归国改元称王，其制定于今年之岁底，而实称元年则为明年之岁首也。荀勖、和峤诸人，殆见《竹书》原本，有在三十六年记称王改元之文，故率以此年为惠成王元年。”（见《先秦诸子系年》）这样把改元一事说成为两年的事，认为改元前其制已定于上年年底，用来勉强弥缝其说，是不是《纪年》曾把定制和实称，分明载于两年，而荀勖诸人糊涂地根据了定制的年份算作实称的年份呢？还是《纪年》只载了定制的年份，漏载了实称的年份呢？如果是荀勖诸人的糊涂，为什么荀勖、和峤、司马贞等人都会同样地糊涂呢？如果是《纪年》漏载了实称的年份，为什么《索隐》引惠王改元后的年数的确是从周显王三十五年起算，正和《史记》魏惠王的年数相合，只有十六年呢？这个弥缝的说法，事实上是没法弥缝得起来的。

钱先生又说：“洵如杨君之说，则魏文侯年亦必谓史表仍递次误前一年而可，今若定魏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惠王称王改元前三十五年，前后共一百十一年，杨君岂能一一证成史表之凡属其时魏事均误上一年，此诚至不易持之说也。”事实上，《史记》魏惠王未改元前误多了一年，魏文侯、魏武侯的年世自然也都错误了。关于《史记》魏武侯的卒年应移后一年，我在《论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已有明确的论证。关于魏文侯的事迹，《史记》和《纪年》佚文虽没有可以比证的资料，但也还有踪迹可寻。《水经注·河水》说：“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郃阳”，陈逢衡、郝懿行都认为这条是根据《纪年》来说的。考《魏世家》说：“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六国年表》同。据《史记》，文侯十七年当周威烈王十八年，为什么《水经注》会说是周威烈王十七年呢？我们不能就说这《水经注》有误文，还怕是郦道元所见《纪年》这事在文侯十六年（和《史记》本有一年之差）。据《史记》改用周的正朔来推算，就说在周威烈王的十七年了。这个推断，我们还只能算是个旁证。《晋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十八年”，雷学淇《纪年义证》定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都认为《索隐》“十八”即“六”字之误，是很对的。只是钱先生定魏文侯元年在晋敬公六年就错了。文侯既在晋敬公六年“初立”，其元年定在晋敬公七年，从此下推，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惠王改元前三十五年，正和惠王改元的年代相密接。在这一百十一年中，我们把《史记》和《纪年》所载的魏事相参证，没有一点不和拙说若合符节，简直找不出一个反证来，该不是“至不易持之说”吧！

至于钱先生批评我的论据，除了钱先生认为“暂无他证可以参定”，“暂无他证可资阐释”，“史文并不详”以外，现在分条加以论证：

（一） 《魏世家》说：“惠王三年齐败我观”，而《纪年》在二年。钱先生说：“惟参之《田齐世家》，则似以在惠王二年为近是，换言之，其事今表在周显王元年，而实际以在周烈王七年为近是，此乃史公自有错，不得以杨君之疑为释。”可是我们查《田齐世家》说：“起兵西击赵魏（旧误作卫）……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把得观和归长城认为同时事，正和《六国年表》同，当在周显王元年。《赵世家》说：“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赵成侯七年也正当周显王元年，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观这一役在周烈王七年呢？

（二） 《魏世家》说：“魏惠王卅一年秦用商君”，《秦本纪》、《楚世家》都说这年秦封商君，而《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很明显有一年的相差。钱先生批评说：“此处乃误读《魏世家》原文也。《魏世家》云：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是谓魏以惠王卅一年徙大梁，非谓秦于魏惠王三十一年封商君也，‘封’与‘用’字义有辨，而语气亦不当割截为说。”固然，“用”与“封”义不同，可是我前文曾用《秦本纪》、《楚世家》作证，怎能说我误读《魏世家》呢？《秦本纪》说：“孝公二十二年封鞅为列侯，号商君。”《楚世家》说：“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秦孝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三十年正当《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怎能说《史记》并没有说秦于魏惠王三十一年封商君呢？钱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于《商鞅考》，说秦孝公二十二年鞅封于商，分明是根据《史记》的，因不知魏惠王未改元前误多一年，在《通表》上又根据《纪年》，把封鞅的事填在秦孝公二十一年，相当于《史记》的魏惠王三十年，不是自相矛盾了吗？钱先生将何所适从呢？(www.xing528.com)

（三） 钱先生说：“此外杨君复就《史记》本书以求证，而实亦为误说者。如《史记·魏世家》惠王元年韩、赵合军败魏于浊泽，据《赵世家》应在赵成侯六年，即梁惠王之二年，遂疑《史记》对惠王事皆误上一年，不悟同时魏败赵于怀，《魏世家》在惠王二年，而《赵世家》在成侯五年（《年表》同），则岂不又误下一年欤？至惠王败韩马陵，则《魏世家》、《韩世家》、《六国年表》皆在惠王二年，此并不误，凡此皆同一时事，而或则误上一年，或则误下一年，或并不误，岂得以一意说之？”我们认为本来《史记》对这一役的记载非常参差不一，其所以参差不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史记》魏惠王的纪元误上了一年的缘故。这一役的起因，原是由于赵、韩想乘魏的内争而加以打击，结果因赵、韩的不和，反被击败。《魏世家》于惠王元年只说到赵、韩的不和，“韩以其少卒夜去”，二年才将韩、赵打败，但从《纪年》看来，赵在惠王元年已经败绩，从这一点也未尝不足以作为《史记》魏惠王纪元误多一年的旁证。

（四） 《纪年》载“昼晦”在梁惠王元年，《史记·六国年表》载日蚀在惠王二年，这是《史记》梁惠王纪元误上一年的明证，前文已举出这是公元前369年，西历4月11日13时9分确有日蚀，这种科学上的证据是应该重视的，而钱先生说：“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

（五） 《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十四年”，即是周安王七年，而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也同雷学淇、王国维一样确定魏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为什么钱先生既据《纪年》来校正《史记》，又和《索隐》所引《纪年》不相合呢？钱先生解释说：“《索隐》称武侯元年当赵烈侯十四年者，《纪年》魏史，以魏纪年，故他国仅书即位，不计年数，《索隐》此说乃自烈侯初立之岁数之，今以即位翌年改元，故为十三年也。”这又是弥缝的解说。

（六） 钱先生又说：“《韩世家》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而《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二十二年晋桓公邑哀侯于郑，一事分隶两年，此乃《纪年》详而《史记》略，窃谓哀侯入郑当魏武侯之二十一年，《史记·韩世家》特举晋桓公邑哀侯于郑之岁为韩正式都郑之岁。”这又是弥缝的解说。如果说《纪年》和《史记》的记载相差一年是由于《纪年》详而《史记》略，《纪年》因为“详”而把“一事分隶两年”，这是不可能的。战争可能连续两年，像韩哀侯入郑为君的事不可能分隶两年的。

总之，我们认为，《史记》和《纪年》所载魏武侯和魏惠王未改元以前的事，全都相差一年，而且没有一事的年代完全相合的，其所以会如此都相差一年，是由于《史记》把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了“三十六年卒”，因而《史记》梁惠王的纪元误上了一年，年数也误多了一年。

（原载1946年10月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第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