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的年世真相揭秘：《史记》和《纪年》的差异原因

在《孟子》中，梁惠王对孟子有这样一席话：“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这些话，读《孟子》的人没有一个不读得烂熟的，如果对这些话要追根究底，那就有许多问题发生了。所谓“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就是《史记》所载魏惠王三十年太子申战死马陵的一役；至于“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当指魏纳西河上郡于秦的事；“南辱于楚”，当指楚柱国昭阳破魏于襄陵的事。可是照《史记》说来，魏纳上郡于秦，楚破魏襄陵，已是魏襄王的事了。魏惠王怎么会把身后的事，说给孟子听呢？如果《孟子》这书不错，那定是太史公弄错了。

幸而在晋朝，魏安釐王的坟墓里出土了许多竹简，其中有一种是魏国的史书，就是《竹书纪年》，从这本《竹书纪年》可以校正不少《史记》的错误（《竹书纪年》原本已佚，今本出于后人伪作）。《史记·魏世家》说：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而《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却是“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魏惠王卒”（见杜预《左传后序》引），《世本》又说：“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见《魏世家》索隐引），并没有哀王一代。原来魏惠王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是改元又称一年，又十六年才死的，事实上根本没有哀王这一代，《史记》误把惠王改元后的年世当作襄王的年世，又误把襄王、哀王分为二人。这样根据《纪年》来说，《孟子》中梁惠王的话也就讲得通，所以自从《纪年》这书出土以后，许多学者都根据《纪年》来校正《史记》的错误了。其实《史记》的错误，从《史记》本身也可见到。《史记·赵世家》说：“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这年据《史记》是魏襄王十年，而魏襄王名嗣（《魏世家》索隐引《世本》可证）。如果这年是魏襄王十年，太子就不该是嗣，这年朝赵的太子是嗣，分明襄王这时还是太子，率太子嗣朝赵的当然是梁惠王不是魏襄王，《赵世家》这年中的梁襄王定是梁惠王之误，《史记》误把梁惠王后元的年世当作梁襄王的年世，从《赵世家》也可明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纪年》的真确性来。

照许多学者的考据，认为只要根据《纪年》来校正《史记》梁惠王的年世，把《史记》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史记》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简单。如果我们把《纪年》和《史记》两书所记载的魏惠王的事对比起来，便会感到两书所记的年代还是不能相合，不是相差两年，便是相差一年，这是什么原因呢？《史记》和《纪年》所载魏惠王的事相差一年的有四件事：

（一） “惠王三年齐败我观”（《魏世家》）。“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我，围观，观降”（《水经注·河水》引《纪年》）。

（二） “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魏世家》、《六国年表》同）。“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皆在十四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

（三） “（惠王）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魏世家》、《六国年表》同）。“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梁于桂陵”（《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引王劭引《纪年》）。

（四） “（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鞅”（《魏世家》、《秦本纪》、《楚世家》都说这年封鞅于商）。“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水经注·浊漳水》引《纪年》，《商君列传》索隐引《纪年》略同）。

《史记》和《纪年》所载魏惠王的事相差两年的有三件事：

（五） “（惠王）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魏世家》）。“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水经注·淮水》引《纪年》）。

（六） “（惠王）三十年……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魏世家》、《六国年表》同）。“（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朌败梁于马陵”（《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劭引《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魏世家》、《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

（七） “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魏世家》）。“（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魏世家》索隐引《纪年》）。(www.xing528.com)

以上《史记》与《纪年》所载梁惠王事，相差一年的有五事，相差两年的有两事，年代完全相合的一事也没有，不是够奇怪的么？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对于相差一年，曾有所解释，认为《史记》所据的是《秦记》，用的是“周正”，《纪年》用的是“夏正”，因为这些事发生在夏历的仲冬或季冬，由周正计算已是次年的一月、二月了，所以两书会有一年的相差。可是这个解说我们不敢相信，何以《纪年》上所载梁惠王的事都巧在仲冬、季冬发生的呢？何以《纪年》和《史记》所载梁惠王的事没一事年代不相差的呢？

《史记·魏世家》说：“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秦本纪》也说：惠文君四年“齐、魏为王”。《史记》既误把惠王改元当作襄王元年，可知这年的惠王是由于齐魏互尊王号的缘故，正同秦惠文君因称王而改元一样。《纪年》说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没有称王后逾年改元，正同田和的称侯改元一样，那末梁惠王未改元年前实只三十五年，并没有三十六年，只因太史公把“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误作了“梁惠王三十六年卒”，于是《史记》梁惠王的年世就多出了一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纪年》与《史记》所记梁惠王的事所以会相差一年，就是因为《史记》把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呵！至于相差两年的都是战事，大概战事连绵两年，决胜在次年，《史记》所根据的是《秦记》，《秦记》本是秦史，对于魏国战争只记胜负，所以都记在次年了。

我们说《史记》梁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有个很坚强的铁证，《史记·六国年表》说“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日蚀。”照《史记》的说法，这年已是梁惠王二年，可是《开元占经》卷一○一引《纪年》：“梁惠王元年昼晦”，“昼晦”即是日蚀，《六国年表》谓“秦厉共公三十四年日蚀昼晦”，“秦献公三年日蚀昼晦”，都把日蚀和昼晦连称，可为明证。查这年是公元前369年，西历4月11日13时9分，日有环食。《纪年》既说梁惠王元年昼晦，那末梁惠王元年必在这年可以无疑了。《史记》梁惠王纪元的误上一年，《史记》本书也有可证。《魏世家》说：“惠王元年……（韩）懿侯说（悦），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世家》的惠王元年当赵成侯五年，而《赵世家》却说：“成侯六年伐魏，败涿泽（《正义》：“涿音浊”），围魏惠王。”《六国年表》相同，都较《魏世家》迟一年，这是因为太史公既把魏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便在《魏世家》把浊泽之役移上一年，但在《赵世家》、《六国年表》依然没有移上，因此相互参差了。《魏世家》说：“惠王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韩世家》也说：“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而《六国年表》却记败赵在惠王元年，败韩在二年，为什么会如此分歧呢？事实上韩赵的败都在惠王元年，由于韩赵的不和而被魏所败，史公既把魏惠王纪元误上一年，这多出的一年也得有个安排，于是《魏世家》就把赵韩攻魏和魏败韩赵分为二年事，而《六国年表》又把败赵和败韩分为二年事，不免自相参差了。

还有《水经注·济水》引《纪年》说：“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桂阳”当是“桂陵”之误。《魏世家》索隐说：“《纪年》二十八年，与齐田朌战于马陵；上二年，魏败韩马陵；十八年，赵（当作“齐”）又败魏桂陵。桂陵与马陵异处。”《索隐》这段话，所说《纪年》二十八年“战于马陵”，因为《魏世家》记这事在三十年，所以特别引《纪年》来指出两书的相异。所说上二年、十八年云云，只是据《魏世家》上文用来说明桂陵是与马陵异处的。前人既误把《索隐》的“上二年”、“十八年”作为引《纪年》的文字，便认桂陵之役《史记》和《纪年》同在惠王十八年，而桂阳之役在十七年，事实上完全错误了（《纪年》以齐败魏桂陵在十七年，有《孙子列传》索隐所引可证）。《魏世家》说：“（惠王）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而《水经注·淮水》引《纪年》说：“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据《纪年》齐败魏桂陵在十七年，魏败齐襄陵在十八年，《史记》都误上了一年，齐虽在桂陵打了胜仗，毕竟在襄陵被打败，向魏求和，所以魏依然能够迫赵订城下之盟而称霸于当时，终于自称为王，大会诸侯于逢泽了。不然的话，齐既胜魏于桂陵，魏不能打败他，魏如何能够成霸业而作逢泽之会呢？

经过这样的论证，《史记》梁惠王的纪元误上了一年可以无疑了罢！《史记》梁惠王纪元既误上一年，是不是梁惠王连同魏武侯也误上一年呢？《史记·魏世家》记魏文侯有三十八年、武侯有十六年，而《索隐》引《纪年》却说：“魏文侯五十年，魏武侯二十一年”，可知《史记》魏文侯的年世短少了十二年。雷学淇、王国维都认《纪年》为是，都依据《史记》武侯的卒年，就《纪年》来向上推算文侯、武侯的年世，因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廿三年、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可是《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十四年。”考赵烈侯元年在周威烈王十八年（《赵世家》在烈侯之后误多武公一代），烈侯十四年应是周安王七年，为什么这和雷、王二氏的推定又相差一年呢？原来《史记》魏武侯的卒年，因为太史公误把魏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同样地移上了一年。雷、王二氏根据《史记》魏武侯误上了一年的卒年，来推《纪年》武侯的纪元，就不免要参差了。

如果说《史记》魏武侯的年世较《纪年》是短少了十年，那么《史记》和《纪年》魏武侯的事应该相差十年，可是我们对比的结果只是相差九年。《魏世家》载“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而《索隐》引《纪年》却作“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韩世家》载：“韩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而《索隐》引《纪年》却说：“魏武侯廿一年韩灭郑，韩哀侯入于郑。”都只相差九年。原来《史记》魏武侯的年世短少了十年，同时又因为魏惠王的年世多出了一年，因此《史记》和《纪年》魏武侯的事相差九年了。从此可见《史记》魏惠王的年世不但短少改元后的十六年，在未改元前又误多了一年。

《魏世家》索隐说：“《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集解》也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这都说魏惠王改元之后有十七年，这和杜预《左传后序》所说改元后十六年不同。《资治通鉴》从《后序》的说法，而《通鉴考异》及《通鉴纲目》又从《索隐》的说法。雷学淇根据《魏世家》、《孟尝君列传》索隐所引《纪年》，认为这和后世先下诏书、到明年改元的成例不同，惠王未改元前实为卅五年，这是很正确的，可是他又认为改元后有十七年，那是大误。雷氏没有明白《史记》梁惠王的纪元本已误上一年，一面要根据《纪年》来校《史记》，把梁惠王未改元前定为三十五年，一面又要迁就《史记》梁惠王的纪元，于是不得不把《史记》梁惠王的年世割下一年，认为梁惠王改元后有十七年了。

《史记》把梁惠王定为三十六年、梁襄王为十六年，所谓梁襄王十六年当是梁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梁惠王由于“齐魏相王”而改元，“齐魏相王”在周显王三十五年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说梁惠王后元有十七年，那梁惠王就必须在周显王三十四年就改元。我们把《史记》魏襄王的事和《纪年》所载梁惠王改元后的事，相互比勘，年份正相吻合。从《孟尝君列传》索隐所引《纪年》看来，《纪年》所载梁惠王改元后的年数，确是从周显王三十五年起算的。我们认为梁惠王元年当在周烈王七年，梁惠王三十六年即周显王三十五年因“齐魏相王”，改元又称一年。改元后十六年即周慎靓王二年而梁惠王卒，子襄王立。梁惠王在位前后合计共五十一年。

（原载1946年8月8日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