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探微》之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

1973年12月，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了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未标书名，共分二十七章，有一万一千多字。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为我们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的战争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是值得重视的。

对这部书作了初步研究后，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些佚文以讲苏秦、苏代、苏厉的言行为主，可能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的《苏子》；另一种认为把它看作《战国策》的前身比较恰当，因为西汉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所依据的就有《国策》、《短长》等多种册子。为了便于运用这些新发现史料进行科学研究，有必要对这部帛书进行分析，确定它的史料价值。

我们把这部帛书和《战国策》、《史记》作比较，其中有九章大体相同：

（1） 第十五章，与《战国策·魏策三》“秦败魏于华”章、《史记·穰侯列传》秦昭王三十二年记载相同（以下凡述及《战国策》和《史记》的，都只记篇名，书名从略）。

（2） 第十六章，与《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记载相同。

（3） 第十八章，与《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赵世家》孝成王元年记载相同。

（4） 第十九章，与《秦策三》“秦客卿造谓穰候”章相同。

（5） 第二十章，与《燕策一》“齐伐宋”章、《苏秦列传》所附苏代传相同。

（6） 第二十一章，与《赵策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章、《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记载相同。

（7） 第二十二章，与《田世家》湣王十二年记载相同。

（8） 第二十三章，与《楚策四》“虞卿谓春申君”章相同。

（9） 第二十四章，与《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章、《韩世家》宣惠王十六年记载相同。

上述九章中，有六章与《战国策》、《史记》相同，有两章与《战国策》相同，有一章与《史记》相同。还有第四章的中间一小段，与《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燕王”章的中段相同；第四章的首尾两段，与《燕策二》的同一章的首尾两段相同。第五章又和《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苏代谓燕昭王”章都有相似的地方。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确定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和《战国策》性质相同。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很盛，这是与当时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革有关的。自从战国初期中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之后，取消了贵族的“世官世禄”的特权，创立了一整套君主政权的官僚制度，以国君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系列官僚机构。这种官僚制度的优点，就是使得国君可以对相国、将军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吏随意选拔，随意任免，便于中央集权。因为这是个新创立的制度，还没有一套健全的实施办法，官吏的选拔和罢免，主要由国君亲自作出决定。在当时各国中央官僚机构中，相国或丞相这个官职居于首要地位，他帮助国君，统率百官，制定和推行对内对外政策。相国等重要官吏的调换，那时往往与变更对内对外政策有密切关系。因此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为了推行其路线政策，都要首先通过游说，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

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中，出现了合纵连横的复杂的斗争形势，纵横家在发动合纵连横的斗争中，更是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前人游说君王的书信和游说辞搜集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所以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在皇宫的书库里就发现有记录战国游说辞的各种不同的册子，有六种不同的名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有以国别分类的，也有杂乱无章的。所谓《国策》、《国事》，该是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所谓《事语》，该是按事实分类编排的；所谓《短长》、《长书》、《修书》，就是记载纵横家言的。《短长》，是指谋求胜利的策略的短长，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序》）。刘向以这类书中“有国别者八篇”为基础，把其他各种册子的资料按国别、年代加以补充，删去重复，编辑成了《战国策》三十三篇。因为这是根据不同来源的册子汇编而成，内容就比较复杂，还不免有重复的地方。

至于《战国策》，已经不是刘向所编的原本。刘向所编《战国策》，东汉高诱做过注解，但是流传到北宋时，已有散佚。在《崇文总目》中，三十三篇的《战国策》已缺十一篇，二十卷的《战国策》高诱注已缺十二卷。后来由曾巩访求某些士大夫的家藏本加以补充，才重新编成三十三篇，成为《战国策》。其中就有些是后人把《史记》中某些记载摘录补充进去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那个荆轲刺秦的故事，原来出于司马迁的手笔，是司马迁亲自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采访来的（《刺客列传》赞），却被补充进《战国策》了。《战国策》既有残缺，又很杂乱，因此这部同类性质的帛书的出土，很值得我们重视，既可以用来作比较研究，更可以补充《战国策》的不足。

当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战国史料的来源，除了他亲自实地调查采访所得以外，书本上的史料，主要有秦国史官记录的《秦记》，记载各国君王、卿大夫世系的《牒记》以及诸子书。但是，《秦记》只记每年大事，记录简单，而比较详细谈到战国历史的，只有像《国策》、《短长》一类讲“权变”的故事，所谓“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六国年表序》）。《史记》的本纪、世家所记战国史事，多数根据《秦记》和《牒记》，间或采录一部分“权变”的故事。而《史记》中列传所记的，多数就是根据这类“权变”的故事，因此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些“权变”故事，原来都是游说之士的学习资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用的脚本，对于有关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到游说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其中有些编者着重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就比较能够注意历史的真实情况。如果编辑起来只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就不免夸张扩大，甚至假托虚构。涉及历史事实方面，有的出于传闻不同，记载有出入；有的就随意虚构，根本不顾历史的真实性。譬如苏秦、张仪游说各国合纵连横的长篇游说辞，就属于这种性质。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战国部分，由于史料上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情况，记载就比较紊乱，存在着不少错误。前人根据晋代在战国魏墓中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纠正了《史记》不少年代上的紊乱和错误，但是，战国历史上有不少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真相还没有彻底弄清。因此我们很重视这部有关战国史的帛书的出土，它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一部分历史事件的真相，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期历史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这部帛书，看来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种纵横家言的选本。“长短纵横”之学，不仅战国时代十分流行，直到秦汉之际、汉代初年，还是一门“显学”。例如主父偃曾经“学长短纵横之术”（《史记·主父偃列传》），著有《主父偃》二十八篇（《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与人合谋诬告张汤的边通，也曾“学长短”（《酷吏列传》）。游说韩信叛汉的蒯通，又曾“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田儋列传》），编成《蒯子》五篇（《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为梁孝王游说的邹阳，也著有《邹阳》七篇（《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他们都注意搜集、编辑和学习战国游说故事，所以当蒯通、主父偃读到乐毅《报燕惠王书》的时候，“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毅列传》赞）。正因为这是当时一门“显学”，这种纵横家的游说辞是当时士大夫们经常学习的资料，所以会和当时流行的法家著作《经法》之类一起陪葬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

战国时代的法家也是讲究游说的。邹忌曾经用弹琴比喻国君和相国运用法令来统治的道理，游说齐威王，因而出任相国，推行法治，做到了“修法律而督奸吏”（《田世家》）。商鞅曾经多次改变游说的方式，用“强国之术”说动了秦孝公，因而得到了重用，实行了变法。范雎用“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的法家理论，游说秦昭王，批评当时魏冉操纵大权。战国末年集大成的法家韩非，虽然反对纵横家，把纵横家列为“五蠹”之一，但是他主要反对纵横家的是不讲法治而专讲依靠外力，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图谋私利。他对于游说，还是十分讲究的，甚至对于游说国君的方法态度都作了细致的研究。《韩非子》中就有《说难》等篇，专门陈述进说国君的困难，并分析了进说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还有《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都是他积累汇集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说资料。“说林”就是把游说故事汇集起来的意思，“储说”就是把游说故事积累起来的意思。《内储说》、《外储说》和《十过》等篇，都是先总絜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来加以证明的。我们把《韩非子》上这类故事，和《战国策》作比较，就可以发现有许多是相同的，或者是大同小异的。以《说林上》为例，其中战国故事有十六节，与《战国策》相同的就有九节之多。由此可知，这类战国游说故事，不但纵横家把它作为学习资料，法家也同样把它作为研究资料。所以在汉代初年，这样一部辑录战国游说辞的帛书，还是一种广泛流行的读物。

但是，法家和纵横家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不同的。法家主张通过推行法治来完成统一，建成王业，也就是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纵横家鼓吹依靠对外活动，通过合纵连横的战争来建成王霸之业。他们宣传说：“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帛书第十四章记载苏秦游说齐湣王，就曾保证说：“请毋至三月而王不见王天下之业，臣请死。”韩非批判了这种观点，认为“治强”要依靠“内政”，不能依靠外力，必须“治内以裁外”。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纵横家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国家强盛的关键。例如陈轸对楚王说：

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按指先后有次序）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战国策·秦策二》“楚绝齐”章）

这里认为国君能够辨别计谋得失就可以建成王业，“计失而听过”的就要灭亡。陈轸和张仪同时，也是著名的纵横家，他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家和纵横家同样重视搜集编辑战国游说故事，从这部帛书中也可以得到例证。帛书第二十四章，不但和《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章、《韩世家》宣惠王十六年记载相同，而且和《韩非子·十过》“奚谓内不量力”一节基本相同，只是故事的首尾的战争地点不同。故事的内容，都说秦向韩进攻，韩朋（即公仲倗）主张献给秦国一个都邑，与秦讲和，联合一起伐楚，而楚王听从陈轸的计谋，假作出兵救韩，韩王信以为真，不听韩朋的话，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但是，法家和纵横家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历史教训是不同的。韩非由此得出结论说：“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国削之患也。”认为自身力量是决定因素，完全依靠外力是不行的。《战国策》却由此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说这是由于“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朋”，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过听”和“失计”。帛书第二十四章也有这样两句结论，并且接着说：“故曰：计听知顺逆，唯（虽）王可。”这和前面所引陈轸的话是同样的，这就是纵横家的观点。后来蒯通游说韩信叛汉，就曾搬用这套说法：

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史记·淮阴侯列传》）

这几乎同前面所引陈轸的话一模一样。看来蒯通曾经编辑和学习战国游说辞，这套话就是从陈轸那里学来的。

把帛书第二十四章和《战国策》、《韩非子》作比较，可知这部帛书的性质同于《战国策》，属于纵横家。但是书中也不完全是纵横家言，帛书第十八章触龙规谏赵太后的故事，结论是：即使是君王的骨肉之亲，“犹不能恃无功之尊，不劳之奉”，反对“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这就是法家的观点。这是因为这部帛书编辑时，采集的故事并不是仅仅一个来源。《战国策》有同样的情况，同样有触龙规谏赵太后的故事，也还有赵武灵王“变服骑射”的故事，范雎游说秦昭王的故事等等，都是属于法家的游说或辩论的故事，也该是由于所搜集的故事来源比较复杂，把法家所辑录的游说资料也汇编在内了。(www.xing528.com)

值得重视的是，这部帛书中保存有大量已经散佚的苏氏游说资料。在帛书二十七章中，有关苏氏的资料多到十六章。除了第二十到第二十二的三章已见于《战国策》和《史记》以外，从第一到第十二章以及第十四章，都是新发现的资料。其中只有第四、第五两章，有部分和《战国策》相同。

这批苏氏游说资料，帛书在每一章上都没有署名。帛书第四章的内容，部分和《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相同。第五章既和《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的苏秦游说辞有相同的地方，又和《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章有相同的地方。第二十章又和《燕策一》、《苏秦列传》的苏代遗燕昭王书相同。第二十一章的“献书赵王”，《赵策一》作“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赵世家》又作“苏厉为齐遗赵王书”。第二十二章的“胃（谓）陈轸”，《田世家》又作“苏代谓田轸（即陈轸）”。游说者究竟是谁，记载很不一致，有作苏秦的，也有作苏代、苏厉的。从这部帛书的内容来看，这些游说资料应该主要属于苏秦。

《战国策》和《史记》所记苏秦、苏代的故事往往混淆不清。《战国策》中，有些记的是同一件事，有时作苏秦，有时作苏代，前后混乱。还有不少《战国策》上作“苏秦”的《史记》改作“苏代”，这类例子很多。《田世家》记载有和帛书第二十二章相同的游说辞，游说者是苏代，他自称：“今者臣立于门。”但是，帛书作“今者秦立于门”，游说者自称为“秦”。那么，这个游说者原来该是苏秦，又是被司马迁改作“苏代”的。帛书第八章记载有游说者和韩（当即韩珉）一段对话：

谓臣曰：“伤齐者必勺（赵）也，……为之若何？”臣谓曰：“请劫之。子以齐大重秦，秦将以燕事齐。齐燕为一，乾（韩）粱（梁）必从，勺（赵）悍则伐之，愿则挚（执）而功（攻）宋。”

在这段对话中，游说者也自称为“秦”，也该是苏秦。第三章记载游说者派盛庆献书给燕昭王说：

今齐王使宋窍谓臣曰：奉阳君使周纳告寡人曰：燕王请毋任苏秦以事。……周纳言燕勺（赵）循善矣，皆不任子以事。……

在这段话中，“不任子以事”，就是前面所说的“毋任苏秦以事”，可知这封信的作者也是苏秦。还有第十四章记载游说者对齐湣王说：“臣使苏厉告楚王曰：……”，在苏氏兄弟三人中，苏秦是主要的，苏代和苏厉常为苏秦奔走，分担工作。这个游说者派遣苏厉去报告楚王，也该是苏秦。

苏秦和张仪，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所推崇的人物，他们的游说辞常被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特别是到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挽救自己的灭亡，因而纵横家的活动盛极一时，苏秦的游说辞就广泛流行。这部帛书所以会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记录苏秦游说辞，不是偶然的。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苏子》就居于首位，篇数最多，多到三十一篇。在《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纵横家。

正因为苏秦和张仪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们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的脚本，其中就有许多假托他们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司马迁所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苏秦列传》赞）。关于这点，前人已经作过许多辨伪的工作，不用再多说了。《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游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者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这样就影响到我们对这个时期合纵连横历史的分析研究。现在这部帛书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原始的苏秦资料，便利了我们对这个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的解决，也便利了我们分析清楚这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更有助于我们对这时期历史作深入的研究。

苏秦主要活动的年代，由于后人把“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被弄糊涂了。司马迁把他说成与张仪同时敌对的人物，死在张仪之前。事实上，和张仪主要敌对的人物是公孙衍和陈轸。当张仪在秦国当权的时候，苏秦只不过是个年轻的游说者。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得多，张仪死在公元前310年，苏秦要晚死二十五年左右。苏秦是在齐国因“阴与燕谋齐”的“反间”罪而被车裂处死的，其时当在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开始大举攻齐的时候。《荀子·臣道篇》把苏秦列为善于献媚的“态臣”，说：“用态臣者亡。”《吕氏春秋·知度篇》说：“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说苑·尊贤篇》也说：“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淮南子·诠言训》又说：“苏秦善说而亡国。”所谓“亡”或“亡国”，就是指乐毅攻破齐国，齐湣王失国身死。我们撇开后人杜撰的苏秦游说各国合纵的长篇游说辞，从《战国策》所载其他有关苏秦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秦的主要活动是在齐湣王统治齐国的时期，他和孟尝君田文、奉阳君李兑、穰侯魏冉、韩珉、周最等人同时参加合纵连横的活动。这点，我在《战国史》第八章有关注释中，已作过考订，不再重复，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一文，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也有同样的看法。这部帛书中有关苏秦原始资料的发现，可以作为这个看法的有力证据。

据这部原始的苏秦资料来看，苏秦始终是燕昭王的亲信，为谋求燕国的强大，出谋划策，奔走于齐、赵、魏等国之间，目标在于使齐、赵两国关系恶化，防止齐国进攻燕国，并发动合纵攻秦，以便燕昭王成就振兴燕国和攻破齐国的“大事”。苏秦的由燕入齐，是在孟尝君（即薛公）从齐出走、韩在齐当权以后。他的为齐国所重用，最初出于韩的拉拢，是为了使齐国得到燕国的支持，以便联合韩、魏两国，压制赵国，从而乘机攻灭宋国（见第八章）。苏秦为了使齐、赵关系恶化，曾到赵国游说奉阳君李兑和韩徐为，一度被赵国扣留（见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章）。当奉阳君李兑联合五国攻秦的时候，苏秦代表齐湣王到燕、魏、赵等国活动，曾和奉阳君协商合纵攻秦的事，并对外间传说齐要召回韩珉、图谋单独和秦妥协的事有所辩解，劝说奉阳君坚定攻秦（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苏秦到了魏国，还写信劝齐湣王要使当时在魏国掌权的孟尝君安心，因为“非薛公（即孟尝君）之信，莫能合三晋以功（攻）秦”；同时，苏秦还劝说湣王把宋国的陶、平陵许给孟尝君、奉阳君作为封地，用来勉励他们努力攻秦（见第十四章）。当秦国魏冉约定齐国同时并称西帝、东帝，图谋进攻赵国、三分赵地的时候，苏秦认为“伐赵不如伐宋之利”（见《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章），参与了齐湣王和赵惠文王在阿（今山东阳谷东）的约会，约定“功（攻）秦去帝”（见第四章），迫使秦国不得不废除帝号，把一部分前所攻占的魏、赵两国土地归还，以便于齐国得到机会攻灭宋国（见第二十一章和《赵策一》“赵收天下且以伐齐”章）。当齐国向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又从魏国写信给燕昭王，说齐湣王得到情报，说燕国君臣正在谋划乘机攻破齐国，劝燕昭王禁止群臣议论攻齐的事（见第六和第七章）。这里反映了苏秦主要政治活动的部分真实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别苏秦资料真伪的标准尺度，使我们能够去伪存真，便利了我们对这段历史作出正确的分析研究。

用这部原始的苏秦资料作标准，可以分辨清楚《赵策四》“齐欲攻宋”章、“齐将攻宋”章、“五国伐秦无功”章和《魏策二》“五国伐秦无功而还”章，都是同样原始的资料，因为它们的内容一致，而且是互有关联的。《赵策四》“齐将攻宋”章的“李兑乃谓齐王曰”，“李兑”当为“苏秦”之误。《赵策四》“齐欲攻宋”章的“之齐谓齐王曰”、《魏策二》“五国伐秦无功而还”章的“谓魏王曰”上，都和帛书一样没有游说者的署名，也该和帛书一样是属于苏秦的。以《魏策二》的一章为例，这位游说者主张“太上伐秦，其次宾（摈）秦，其次坚约而详讲”，和帛书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帛书第十二章同样说：“大（太）上破之，其[次]宾（摈）之，其下完交而□讲。”第十四章又说：“三晋劝之为一，以疾功（攻）秦，必破之。不然则宾（摈）之，不则与齐共讲。”这位游说者还说：“臣又遍事三晋之吏奉阳君、孟尝君、韩（即韩珉）、周最、周韩余为（即韩徐为，“周”字衍文）。”从这部帛书来看，苏秦正是经常奔走于奉阳君、孟尝君、韩（即韩珉）、韩徐为之间的。经过比较，就使得《战国策》上有些章节恢复了它的史料价值。

从这部帛书第十四章以前的苏秦资料的编排来看，是有一定的次序的。十四章帛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从第一到第七的七章，都是苏秦给燕昭王的信和游说辞。从第八到第十四的七章，都是苏秦以及韩给齐湣王的信和游说辞。从第一到第三的三章，是苏秦从赵国给燕昭王的信，谈的主要是怎样使齐、赵两国关系恶化以及他被赵国扣留的事。第四和第五两章，是苏秦从齐国给燕昭王的信，主要是因为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说他坏话，他为自己辩白的。第六和第七章是苏秦从魏国给燕昭王的信，都写在齐国发动攻宋的时候，着重分析当时斗争形势，报告齐国动向。从第八到第十四章，除了第十三章是附带插入的韩给齐湣王的信以外，其余都是苏秦给齐湣王的信和游说辞。第八到第十的三章游说辞，主要是讲他能够使燕服从齐国，保证齐湣王能够“得志于三晋”，使别国不敢攻齐，而使齐国能合纵攻秦。第十一和第十二章都是苏秦从赵国给齐湣王的信。第十一章开头“自赵献书于燕王曰”，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燕王”应是“齐王”之误。这两章主要报告他在赵国和奉阳君协商合纵攻秦的情况，附带谈到了燕国服从齐国的情况，劝齐湣王要坚定地与三晋及燕联合起来。第十二章讲到了当时外间传说齐国要把主张联合齐秦的大臣韩召回来，重新谋求和秦国联合，所以接下来的第十三章，就编入了韩给齐湣王的信。第十三章韩给齐湣王的信，主要是说，如果把他召回来掌权，秦国就可以与齐国联合三四年，齐国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攻灭宋国，保证不让楚、魏两国分取宋地。并且还说如果秦联合韩、魏攻赵，齐就可以攻取赵的河东。第十四章又是苏秦对齐湣王的游说辞，劝齐湣王安定孟尝君的心，把宋国一部分地方许给孟尝君、奉阳君作为封地，勉励他们努力攻秦，通过攻秦来建成王霸之业。

帛书中这部分苏秦资料编排得很有条理，和第十五章以后的杂乱无章不同。可知这部分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著作中辑录出来的，很可能是从《苏子》一类的书中辑录出来的。在这十四章中，只有第十三章韩献给齐湣王的信，署了作者韩的姓名，而其余十四章属于苏秦的就一概没有署名，可能就是原来出于《苏子》的缘故。《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当是秦汉间人辑录苏秦资料的总集，所以篇幅如此之多。从司马迁所说“世言苏秦多异”看来，当秦汉间人汇编成《苏子》三十一篇以前，一定有各种不同的有关苏秦资料的册子。这部帛书所根据的，应该是一部比较原始的《苏子》，所以收录的苏秦资料都比较原始，没有像《战国策》那样的真伪参半，也没有像《史记·苏秦列传》那样的全是后人虚构的游说辞。

我们把帛书第五章和《战国策》、《史记》作文字上的比较，也可以看出这部帛书所根据的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资料。为了便于比较起见，我们把帛书第五章和《燕策一》的两章列成对照表如下：

续上表

这个对照表，帛书第五章是全文，《燕策一》的两章只摘录了相似的部分。总的看来，帛书这一章比较原始，而《燕策一》的两章都比帛书的内容要繁复，文字也要长得多，当是出于后人的修改加工和扩大。再把帛书、《燕策一》和《苏秦列传》作比较，可以看出《苏秦列传》是根据《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章的，同样后段有“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的故事。从这个比较中，也可以看出帛书所根据的是原始的苏秦资料，可能出于一部原始的《苏子》。

《战国纵横家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是从三种不同的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中辑录而成的：

（1） 从第一到第十四章，是苏秦游说资料。各章体例相同，内容相互有联系，编排也有次序，和以后各章编排杂乱的不同。所用的文字也有它的特点，例如“赵”字多省作“勺”，“韩”字多作“乾”等。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辑录出来的。其中除第四、第五两章有部分和《战国策》相同以外，其余十二章都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

（2） 从第十五到第十九章，该是从另一种记载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中辑录出来的。每章的结尾，都有个字数的统计，第十九章结尾除了有本章的字数“三百”以外，接着有“大凡二千八百七十”八个字。“二千八百七十”正是这五章字数的总数。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些书如《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每篇之末和全书之末都有字数统计；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每篇之末也有字数统计，该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体例。其中除第十七章以外，都见于《战国策》或《史记》。

（3） 从第二十到第二十七章，应该是出于又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前五章，都见于《战国策》或《史记》。其中第二十到二十二的三章也属于苏氏游说辞，却没有和开首十四章苏秦资料汇编在一起，应该是出于另一个来源的缘故。这三章所用文字，和开首十四章也不同，例如“赵”都不作“勺”，“韩”都不作“乾”，“张仪”的“仪”作“羛”。

这部帛书的编成年代，当在秦汉之际。帛书第二十五章记述魏国的辛梧联合秦国攻楚，李园为楚国担忧，游说辛梧不出兵，游说辞中又谈到了文信侯吕不韦、蒙骜、王（即王龁）等人，这件事的发生已在战国末年。

《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史料，最重要的价值是证明了司马迁所说“苏秦被反间以死”（《苏秦列传》赞），确是事实。苏秦初次游说秦王未被采用，回家后发愤读书，“得太公阴符之谋”（一作“周书阴符”），于是向燕昭王献策，作为使者派到齐国，以助齐攻宋为名骗得信任而被重用，做间谍工作，使得齐因长期攻宋而国力损害，同时离间齐、赵关系，加深两国矛盾，以便借助秦、赵两强之力，合纵攻破齐国。

《战国纵横家书》第五章，就是苏秦献策的说辞，竭力保证做到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其中信如尾生是主要的。当时尾生为爱情守信而死的故事流传很广，苏秦所以要保证“信如尾生”，因为自己将做“死间”的工作，必须保证按密约行事，守信到死。后来苏秦确是做到这点，当燕相乐毅破齐时，他就被齐王以“反间”罪而“车裂”于市，所以邹阳《狱中上书》说“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此书第四章是苏秦入齐做间谍工作五年后给燕昭王的密信，讲到“臣之计曰：齐必为燕之大患，臣循用于齐，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是王之所与臣期也”。“期”就是秘密约定，“王之大事”，就是设计攻破齐国。

（原载《文物》1975年第2期，后收入1976年出版《战国纵横家书》。今作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