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六□、八□与乡遂制度的关系解析

读到于省吾先生《略论西周金文中的“六”和“八”及其屯田制》一文^[1]，根据“六”和“八”设有“冢司土”等官职，用以掌管土地和有关生产事务，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而且以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典籍所称，以为我国屯田制开始于汉代昭、宣之世的一贯说法，而现在应该把它提早到西周时代了”。我认为，于先生对“六”、“八”设有“冢司土”等官，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对西周史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就此断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军事屯田制，则是可以商讨的。西周军队“六”和“八”中所以会设有“冢司土”等官，应与当时的乡遂制度有关。

为了便于探讨起见，需要先把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略加论述。

《周礼》把王畿划分为“国”和“野”两大地区，“郊”是其中的分界线，属于“国”的地区内，在王城以外和郊以内，分设有“六乡”。属于“野”的地区内，在郊以外，分设有“六遂”。乡和遂的居民身份不同，虽然都可以统称为“民”，但是“六遂”居民有个特殊名称，叫“氓”（或作“甿”、“萌”）或“野民”；而“六乡”居民则称为“国人”。“六遂”居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要以“岁时合耦于耡”，提供繁重的劳役，并有一套分配耕地的制度，“六遂”的各级官吏都有监督耕作之责。“六乡”居民虽然也有分配耕地的制度，但其主要负担为兵役和军赋。“六军”即由“六乡”居民编制而成，军队的编制完全是和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乡党的各级长官即是军队的各级武官。“六乡”居民享有政治权利，乡大夫之职，“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遇有重大事故，执政者要向他们征询意见，有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六乡”居民更有被选拔的权利，所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六遂”居民则没有这些政治权利，虽然也有“三年大比”而“兴甿”的规定，但不能被选拔出来担任“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官职。

春秋时代有许多国家保存有这种乡遂制度，其中以齐国为最显著。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实施“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把“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有十五个士乡，又把“鄙”分为五个属。“十五士乡”即相当于《周礼》的“六乡”，“五属”即相当于《周礼》的“六遂”。十五士乡亦以乡里组织和军队编制相结合，当时齐的三军即由十五士乡居民编制而成。五属居民则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管仲在“国”的“乡”中亦有选拔人才的办法，经过“三选”可做到“上卿之赞”。十分明显，这种“国”“鄙”分治的制度，基本上是和《周礼》的乡遂制度相同的。

春秋时代其他各国，虽然缺乏这方面系统的记载，但是从其全国总动员的事件中，还能看到它们保留有乡遂制度。《左传》襄公九年载：宋国火灾，执政乐喜“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杜预把“二师”解释为左右师，“乡正”解释为乡大夫，“隧正”解释为“遂”的长官，是对的。这时华臣担任司徒，所调发的“正徒”，当即“国”中“四乡”的正卒；“遂”的长官“隧正”为了“纳郊保”所调遣的役徒，当即郊外“遂”的居民。

又如郑国，《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郑国火灾，执政子产使“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祈于四鄘”。所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如同乐喜“使华臣具正徒”一样，“城下之人”当即城外“乡”中的正卒。所谓“使野司寇各保其征”，如同乐喜“令隧正纳郊保”一样。野司寇从“野”所征发来的役徒当即“遂”的居民。

再如鲁国，很明显，从西周初期起，即有乡遂制度。《尚书·费誓》载：“鲁人三郊三遂”（《史记·鲁世家》引“遂”作“隧”），当即三乡三遂。到春秋时，这种制度依然保留。鲁国三桓“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具体措施是：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注：“使军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无公征，不入季氏者则使公家倍征之，设利病欲驱使入己，故昭五年传曰：季氏尽征之。民辟倍征，故尽属季氏”）。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叔孙氏使尽为臣（注：“尽取子弟，以其父兄归公”）。不然不舍。（《左传》襄公十一年）

由此可知，当时鲁国军队即以“役邑”居民编制而成，军赋亦在这个组织中征取。季孙氏即用加倍征取军赋的办法，迫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于季孙氏，做到所有军队成员连同其乡邑全属季孙氏。所谓“役邑”即是指郊内的乡邑，该是因其居民负担有兵役义务，被称为“役邑”的。

春秋时代各国确实都保留有乡遂制度，像《周礼》所说“六乡”居民那样的“国人”，在各国普遍存在。当时各国军队主要由“国人”编制而成，一旦有事召集入伍，只须“授甲”或“授兵”。春秋时各国国君和大臣，对于“国人”确常有“询国危”、“询立君”之事。当时有些国家国君的废和立，“国人”经常起着决定的作用。在各国贵族的内讧中，胜负常由“国人”的向背而决定，其例不胜枚举。

春秋时代各国既然普遍存在着乡遂制度，而鲁国从西周初期起，就已有三乡三遂制度。鲁国是以奉行周礼著称的，不难推想，周的王畿之内一定也早就实行着乡遂制度。由此可见，我们说西周的军队“六”和“八”与乡遂制度有关，应该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周礼》所说乡遂制度，虽然保存了西周、春秋时代的特点，但其中许多部分已被改变和扩大。其中显然被改变和扩大的，就是军队的编制。西周只有六师，到春秋时各国纷纷扩军，大国都设有三军，于是才有“周为六军”（《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说，《周礼》该就是根据这种说法而加以编撰的。

在西周金文中，西周主要的军队是“六”和“八”。统率这些“”的高级军官称为“师氏”，简称为“师”，又常连同人名，称为“师某”^[2]。彔卣载：“女（汝）以成周师氏戍于”，所谓“成周师氏”，当是“成周八”的高级军官。西周金文中记述师某统率军队出征或防守的例子不少。“师氏”之职每多出于世袭，“师氏”的所以称“氏”，当即由此而来。师克记周王说：“乃先且（祖）考又（有）劳于周邦，干（）吾（敔）王身，作爪牙。”师询簋记周王说：“乃圣且（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爪牙。”可见“师氏”还负有警卫王宫、捍卫王身和做王的爪牙的责任。令鼎载：“王射，有司师氏小子射。”可知师氏还常带同“小子”参加会射的典礼，因为“射”是当时主要的军事训练，具有对贵族子弟教育的作用。

《周礼·地官·师氏》载：

师氏，掌以媺（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路寝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厉）。

《周礼》的“师氏”，主要担任国王的警卫队长，居守宫门之外，统率着“四夷之隶”编成的警卫队，随时充当国王的侍从，还负责教导贵族子弟。显然，《周礼》这个“师氏”的职掌，比西周金文所载，已经缩小很多，原来统率军队的重要职司被削去了，只保留了警卫队长和教官的职务。

从西周金文来看，“师氏”不仅是统率军队的高级军官，而且还掌管乡邑和降服的夷戎部落。师酉簋载：

王乎（呼）史册命师酉：（司）乃且（祖）啻（嫡）官邑人、虎臣、西门尸（夷）、尸（夷）、（秦）尸（夷）、京尸（夷）、□尸（夷）。

询簋又载：

今余令女（汝）啻（嫡）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尸（夷）、（秦）尸（夷）、京尸（夷）、尸（夷）、师笭侧新、□華尸（夷）、由□尸（夷）、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尸（夷）。

询是师酉之子，世袭“师氏”之职，所以两人职司大体相同，所掌管的夷族部落也大体相同，只是师询之所掌较师酉为多，当是职掌的扩展。此处以“邑人”与“虎臣”并列，“虎臣”是武官，如师簋记载有师统率左右虎臣征淮夷的事，“邑人”亦当为官名。“邑人”当为乡邑的长官，犹如《周礼》称“遂”的长官为“遂人”，春秋时鲁国称“县”的长官为“县人”（《左传》昭公四年）。为什么“师氏”这个统率“”的高级军官，同时又要统率乡邑的长官呢？我认为，这必定与当时的乡遂制度有关，因为当时“六”、“八”即由近郊乡邑居民编制而成，军队的编制是和乡邑组织密切结合的，乡邑的长官即是军队的武官。“邑人”既是乡邑之长，同时又是师旅之长，所以会成为“师氏”所属的主要官员，而地位在虎臣之上。

更值得注意的，师鼎记载：

王乎（呼）乍（作）册尹令（命）师疋师俗（司）邑^[3]人（与）小臣、善夫、守△、官犬，奠人、善夫、官守友。

此处周王命令师帮助师俗掌管“邑人”和“奠人”之官，可知“师氏”所属官员，除了“邑人”之外，还有“奠人”。“邑人”之官下有小臣、善（膳）夫等，而“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等，可知“奠人”是和“邑人”相类的官。“邑人”既是乡邑的长官，相当于《周礼》的“乡大夫”，那末，“奠人”当读为“甸人”^[4]，相当于《周礼》的“遂人”。《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经典释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素问·六节藏义论》王冰注又引作“甸”，“田”、“甸”古通用。《周礼·春官·序官》郑注和《通典·凶礼》引《礼记》卢植注，都说：“郊外曰甸”，当即根据别本《尔雅》。《周礼》把郊外地区称“遂”，设有“六遂”，而郊外又有“甸”的称谓，也可见“甸”即相当于“遂”。“甸”的所以称为“甸”，因为这正是“治田”之区，和《周礼》把“六遂”作为治田之区，称“六遂”居民为“甿”，也正相合。古时有把王畿之内称为“甸服”的说法，所谓“邦内甸服”（《国语·周语上》），认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国语·周语中》），同样是把“甸”作为治田之区。《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内曰甸”（注：“服治田出谷税”），“千里之内以为御”（注：“御谓衣食”），也还是同样的意思。这个“甸服”的说法，大概就是从“郊外曰甸”的“甸”推广开来的。(www.xing528.com)

既然师鼎的“邑人”和“奠人”，是职掌“邑”和“甸”的官，可见西周时代确实存在着乡遂制度。为什么“师氏”这个统率“”的高级军官，既要统率“邑”的长官，又要统率“甸”的长官呢？因为“甸”中居民是奴役的对象，可以从中征发力役和军需品。如同《周礼》在征发“六乡”居民编制成“六军”的同时，也还征发“六遂”居民服劳役。据《尚书·费誓》记载，伯禽率师伐淮夷徐戎，对“鲁人三郊三遂”，也都是征发的。

询簋所说“先虎臣后庸”的“庸”，当是奴仆^[5]，此处即指西门夷以下许多降服的夷族部落。这时这些夷族部落已集体降服为“庸”，亦归“师氏”所掌管。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又有掌管这些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族部落呢？因为这种集体奴隶，除了可以奴役以外，还可以用来编制警卫队。《周礼·地官·师氏》说：师氏“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门之外，且跸”（注：“跸，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周礼·秋官·司隶》也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这种“四夷之隶”或“四翟之隶”，就是询簋所说包括各种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们归“师氏”指挥，“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监督行人，就是警卫队的性质^[6]。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古代社会中，自由公民把这种警卫工作看得很卑贱，就只能使用奴隶来充当，古代雅典就是如此。

在古代雅典，统治用的军队是由国家公民编制而成的。国家公民的地域组织，也是和军队组织密切结合的。当时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区叫莫得，十个莫得构成一个部落，这种“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种自治的政治机构，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王城和诸侯国都近郊的乡邑组织，性质上相当于雅典的“地域部落”；居住于乡邑的“国人”，性质上也相当于雅典的公民。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编制成的军队以外，还有由奴隶编制成的警察部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分析雅典国家的主要特征，说：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所以，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7]

西周“师氏”所统率的警卫队，所以都用奴隶性质的夷族人充当，读了恩格斯这段话，就可以很明白了。

根据上面对“师氏”职掌的分析，可知西周“六”与“八”的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组织相结合的，当时确实存在着乡遂制度。同时，“六”、“八”中所以会设有“冢司土”等官职，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舀壶记载周王命令舀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司，“作冢土于成周八”。“司土”原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征发徒役的事，后来也称司徒。“成周八”既然设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有关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礼·地官》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大司徒主要掌管整个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则主要掌管“六乡”的土地和居民，主要职司在于平均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所谓“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我们认为，“成周八”中所设“冢司土”之官，其职掌可能与《周礼》的小司徒相类。

清代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乡遂制度是一种兵农分治的制度，又以为有些类似后世的屯田制。例如江永说：

春秋之时兵农固已分矣。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十五乡三万家，必有所受田，而相地衰征之法惟施于伍鄙，则乡田但有兵赋、无田税，似后世之军田、屯田，此外更无养兵之费也。（《群经补义》中“春秋”部分）

天子六军，取之六乡。……管仲变成周之制，以士乡十五为三军，则犹是六乡为六军之遗法。他国军制大约相似。虽云寓兵于农，其实兵自兵而农自农；虽云无养兵之费，而六乡之田即是养六军之田，犹后世之屯田也。六乡之民，六军取于斯，兴贤能亦取于斯，齐之士乡亦如此，则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周礼疑义举要》）

后来朱大韶竭力称赞江永之说，认为“发前人所未发”，并说：“六军之众出于六乡，……其六遂及都鄙尽为农，故乡中但列出兵法、无田制，遂人但陈田制、无出兵法，兵自为兵，农自为农。”（《实事求是斋经义》卷二《司马法非周制说》）这样把乡遂制度归结为兵农分治，比之于后世的屯田制，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在分析，未触及这种制度的本质。

这种乡遂制度，实质上表现着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乡和遂不仅是处于“国”和“野”两个不同的区域，两处居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处的地位也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作用也不同。国都近郊“乡”中居民，即所谓“国人”，是当时国家的自由公民性质。因而他们有参与政治、教育、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的义务。郊外鄙野中“遂”的居民，即所谓“甿”或“野人”，是当时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因而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资格充当正式战士。

西周、春秋的“国人”所居的乡邑组织，长期保留有“村社”的因素，一切成员都被视为有平等的权利。从《周礼》来看，他们还保留有“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每个成员可以平均分到一块质量和数量大体相等的份地。当时执政者为了统治被奴役的广大群众，巩固国家的武装力量，很注意这群公民的团结一致，防止他们中间发生显著的财产分化，特别是占有耕地不平均，所以《周礼》记载小司徒之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要按照每家人口多少授以上中下三等之地。这和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人公社”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斯巴达公民的“平等人公社”的成员，在分到一定“份地”的同时，还分得耕种这块“份地”的奴隶，而当时“国人”所分得的“份地”大多是自己耕种的。

当时这种居于近郊乡邑的“国人”，有时称为“士”，即是甲士、战士。管仲实行“参国伍鄙”之法，就把这种“国人”所居的乡称为“士乡”（《国语·齐语》）。又因为这种“士”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又称为“士农之乡”（《管子·小匡》）。吕思勉先生解释说：“士则战士，平时肆力于耕耘，有事则执干戈以卫社稷者也。”^[8]这是对的。《礼记·少仪》说：“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这样的对答，还保持着古老的习惯。可知“士”从幼就要学习农业生产。《尚书·费誓》记述“鲁人三郊三遂”，出征时必须“歭乃糗粮”、“歭乃刍茭”，正因为三郊三遂都是农业生产地区。既然古代的战士没有脱离农业生产，那末，西周的“六”、“八”设有掌管农业生产的官，也是很合理的了。不能仅仅根据“六”“八”设有掌管土地和农业的官，就说当时已实行军事屯田制。

（原载《考古》1964年第8期）

[1] 《考古》1964年第3期。

[2] 师遽簋：“王正师氏，王乎（呼）师朕易（锡）师遽贝十朋。”锡贝当为“王正师氏”的结果，可知师遽即为师氏之一而简称为师。

[3] 师鼎只见《攈古录金文》卷三之二刻有铭文摹本，“邑人”的“邑”仅残存上部的“口”，于省吾《双剑吉金文选》卷下之一、吴闿生《吉金文录》卷上等，都释作“邑”。从师酉簋和询簋所载师氏有“啻官司邑人”来看，释作“邑”可从。

[4] 师鼎的“奠人”，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第九章第三节读为“甸人”，并说：“邑人之官下有善夫，奠人之官下亦有善夫，邑与奠即国与郊、都与鄙的对立关系。”此说可从。但在《西周金文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从郭沫若之说，据南季鼎所云：“用左右俗父司寇”，认为师俗即白俗父，又说：“白俗父是司寇，师为之副。其职司管理邑人与奠人，邑奠犹城郊。……邑人之下有隹小臣、善夫守友及官犬，……官犬，郭沫若以为是《周礼》司寇之犬人，是。师俗是司寇之职，故兼理犬人之官。”这个说法颇可商讨。师俗之师即是师氏的简称，其所任官职当为师氏，邑人与奠人应为师氏所掌管，而非司寇所职司管理。

[5] 郭沫若：《弭叔簋及訇簋考释》（收入《文史论集》）谓：“庸与佣通，即是奴仆。”

[6] 斯维至：《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1947年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说：“师酉簋云：‘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案《周礼》师氏职云：‘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且跸’。与此铭所言正合。”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4—115页。

[8] 吕思勉：《先秦史》，第293页。